《詩經國風》的地域文化格局

《詩經國風》，基本都是采詩官到各地採集的民謠，經過樂官整理之後而編訂的，分為十五國風，不過某些篇可以合併，他們能夠反映一個地域的風俗和文化風格，對於我們瞭解周朝地方文化很有意義。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詩經國風》的地域文化格局，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詩經國風》的地域文化格局

《詩經·國風》作為各地民歌的總集，生動地反映了從西周末到春秋中葉各諸侯國的風土人情，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地域性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晏子春秋·問上》曾説：“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1]俗諺也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説法。中國文化是以地域來劃分的，雖然從總體上看是統一的，但這種統一性是通過一個個文化區域體現出來的。人類總是在一定空間範圍內，按照一定的風俗習慣，創造着各自的生活樣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種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圈。這裏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間組合的人文學科——地域文化學的一個重要範疇，也被稱為“區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區文化的起源、傳承、演變和表現形式等內容。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通過各種地域文化圈之間的交流、融合、變異而逐漸產生髮展起來的。

中國的地域文化源遠流長， 早在遠古時代就有分佈廣泛的人類活動。《左傳》的“虞人之箴”曾説：“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3] 這裏記載的是夏王朝的範圍，“九州”、“九道”的説法證明夏朝的統治地域已經小有規模。而商代曾有過五次遷都，據《竹書紀年》記載，商代前期頻繁遷都，商王仲丁即位後，“自亳遷於囂”;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祖乙遷“庇”;南庚“自庇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北蒙，曰殷”。[4] 如此頻繁的遷都恰恰説明當時的地域文化的範圍在不斷擴展，相互之間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躍。到了周代，大規模的分封極大地促進了各地區域文化的發展。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將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諸侯，正如《詩·小雅·北山》所盛讚的那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國，使得各諸侯國擁有高度的自主權，他們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使各國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為當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實現了由自然產生到主動創造的轉變。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逐漸形成了思想、物質、制度、習俗等各方面的獨特的地域文化，從而奠定了我國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雖然後來又經歷了幾千年的改朝換代，這種格局卻沒有消亡，反而隨着時代和歲月的積澱而穩定下來，至今仍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可以通過當時的詩歌總集——《詩經》來窺見當時的地域文化格局。

《詩經》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更是一部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歷史的百科全書。它廣泛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地域文化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詩經》之所以能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因為它本身特殊的成書方式造成的。關於《詩經》的成書，有“采詩説”、“獻詩説”、“刪詩説”等不同的説法，其中“采詩説”尤其值得注意。

所謂“采詩”，就是收集詩歌，這是當時周王朝的一種制度。《漢書·藝文志》中提到：“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漢書·食貨志》也記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7]這兩段話告訴我們：周王朝出於“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派出專門的采詩官員——也就是“行人”，到各地去觀風察政，收集各地的民歌，獻給“太師”。“太師”再將這些歌曲重新整理(比其音律)，最後獻給天子。一方面滿足統治者的娛樂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藉此考察執政得失，瞭解民情民俗。

采詩制度表明：《詩經》確是一部各國歌曲的集合，特別是十五國風，更是各地樂歌的專輯。雖然這些詩歌后來經過樂官的加工整理，但是詩歌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卻保存了下來。因此通過國風，我們可以考察西周末年至春秋中葉地域文化分佈的基本格局。

實際上，關於國風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格局，古人早已有所察覺。比如漢代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就論及風詩與地域之間的關係。他將國風中的“陳鄭之國”、“鄭衞之音”、“秦豳兩國”、“唐魏之國”並舉，同時提出“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這表明他開始注意到風詩存在着地域性的差異。後來東漢後期的學者鄭玄作《詩譜》，也論及各地的風俗。南宋王應麟的《詩地理考》更是專門研究《詩經》地理方位的專著。

到了現代，朱東潤指出《詩經》的風、雅、頌的劃分標準是以地而論：“《風》、《雅》之別，以地論，不以朝廷、風土、體制、腔調論，其間界劃顯然可見，不必更為惝恍無稽之説也。”[8]同時他還指出國風皆以產地而言：“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小雅、大雅、為名十七，實則皆以詩之產地而言，其為言人事者則一也。”[9] 遊國恩則更進一步，將風詩分為五個區域：一是王鄭陳鄶，屬於中部地區;二是邶鄘衞魏唐，屬於河東地區;三是秦豳，屬於河西地區;四是齊曹，屬於海濱地區;五是“二南”，屬於江漢地區(參見遊國恩《中國文學史講義》)。這種分法強調了地理因素，卻忽視了人文歷史的因素，因此尚有疏漏。如邶鄘衞和魏唐，雖然都在河東地區，但是區別很大。邶鄘衞屬於今河南地區，代表着殷商故地文化，而魏唐屬於今山西地區，代表着晉文化。因此邶鄘衞和魏唐，若合而言之，則失之於籠統，故宜分開。但遊先生這種從地域角度對風詩進行分區的思路，卻頗有可觀之處。

其後的學者在此基礎上，對風詩的地域分區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索。如李旦初把國風分為“鄭衞”、“二南”、“秦幽”、“魏唐”、“齊曹”五個流派，依據的是地域相鄰、詩風相近的原則(參見李旦初《〈國風〉的地域性流派》)。陳春保等則歸納出《詩經》中幾種顯著的地域文化，如中州文化、三秦文化、齊文化和宗周文化(參見陳春保、高金生《地域文化的淵明之光》)。另外，從風俗和文化的角度對春秋地域文化進行整體劃分的研究著作也不在少數。如蔣寶德等認為我國最早形成的區域文化有秦文化、楚文化、三晉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及中原文化(參見蔣寶德、李鑫生《中國地域文化》)。而陳紹棣則把兩週列國分成中原、齊魯、北方、秦、楚、吳越和巴蜀滇等七個風俗圈(參見陳紹棣《中國風俗通史·兩週卷》)。這些觀點都頗具啟發性。 　　綜合考慮前輩和時賢的意見，筆者認為：《詩經·國風》的地域文化劃分標準應遵循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地理標準，即考察詩歌的產生地的地理位置;第二，人文標準，即兼顧詩歌產生地的人文因素，如民風民俗;第三，文學標準，即分析風詩本身的特點。依據這一標準，筆者將十五國風劃分為五個地域文化區，具體論述如下：

其一，中州文化區。大致範圍在今河南省，主要對應的.風詩有：王風、邶風、鄘風、衞風、鄭風、檜風、陳風，涉及的詩歌篇數有八十四篇。

其二，東齊文化區。大致範圍在今山東省，主要對應的風詩有：齊風、曹風，涉及的詩歌篇數有十五篇。

其三，西秦文化區。大致範圍在今陝西、甘肅兩省，主要對應的風詩有：秦風、豳風，涉及的詩歌篇數有十七篇。

其四，南楚文化區。大致範圍在中國南方地區，主要對應的風詩有：周南、召南，涉及的詩歌篇數有二十五篇。

其五，北晉文化區。大致範圍在今山西省，主要對應的風詩有：唐風、魏風，涉及的詩歌篇數有十九篇。

從以上統計可以看出，中州地區涉及的風詩共有八十四首，已佔了《詩經》全部風詩的一半以上。這一數字清晰地説明中州地區是國風的最主要的采詩源地，也是春秋時期地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這也和中州地區具有特殊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所謂“中州”，意思是位於“九州”之中央。“九州”的説法最早出自《尚書·禹貢》。該篇相傳為大禹所作，而實際成書約在戰國時期。《禹貢》篇結合當時的地理知識，根據“禹別九州”的傳説，將天下分為九個地區，具體包括：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的具體位置據《呂氏春秋》記載：“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衞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10]

此處的“豫州”指黃河、漢水之間的廣大區域。現在看來主要就是指河南，即中州地區。又《周禮·職方氏》和《爾雅·釋地》均載“河南曰豫州”，可為明證。若把九州用一個圓形圈住的話，豫州正處於這個圓的圓心，這也説明豫州即中州。後來的“中州”一詞所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是指中原地區，也稱中土;狹義則專指河南地區。今天的河南被稱為“豫州”、“中州”，正是如此。本文即採用後一種概念。

中州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夏商周直到元明清一直是中華民族的中心活動區域，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 在春秋時期，中州邦國林立，是周王朝諸侯國最多而且最集中的地區，是列國爭霸的主要舞台。不同的邦國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表現在《詩經》中，也相應地出現了代表不同地域特色的風詩。為便於説明，現將國風所涉及的中州地區的主要邦國歸納如下：

其一，周王室：都城在洛邑，屬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區，是《王風》的產生地(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在東周時期，周王室日益衰微，其地位下降等同於列國，不能和西周時期同日而語)。其二，衞國：都朝歌。屬地在今河南北部地區，是《衞風》的產生地。其三，邶國、鄘國：在今河南北部地區，是《邶風》和《鄘風》的產生地。其四，鄭國：初都鄭，後遷於新鄭。在今河南中部地區，是《鄭風》的產生地。其五，檜國：在今河南中部地區。是《檜風》的產生地。其六，陳國：都宛丘。在今河南東南部，是《陳風》的產生地。

由於當時春秋各國之間的兼併和鬥爭十分頻繁，風詩所涉及的七個國家也不例外，如鄭國滅掉檜國，衞國吞併邶國和鄘國，而陳國則被向北發展的楚國所滅。這種邦國間的兼併和融合對各地的地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反映在國風中就是詩風的趨同性，如邶、鄘、衞，始為三國，後統一於衞，其產生的風詩特色就有相似性，這就是班固所説的“邶、鄘、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而陳國靠近楚國，後被楚滅，受南風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這一特點的影響，《陳風》也是巫風盛行。

由上面的歸納可見，《詩經·國風》真實地記載了中州地區的民歌，是瞭解當時中州地域文化和風土人情的一把鑰匙。限於篇幅，這裏只是簡單地指出了風詩與中州各地地域文化的對應關係，至於風詩中反映的中州地域文化的具體特色，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周南》《召南》《陳風》：南國之風

《周南》、《召南》主要採集的是周以南地區、漢江流域的民歌。在周朝，將江漢地區、江淮的小國統稱為“南國”“南土”等，其中還很可能包含楚國。司馬遷曾對這裏的經濟環境進行論述“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由於江漢地區地廣人稀，森林廣佈，江河縱橫，湖泊星羅棋佈，因此這裏開發程度也很難。而這裏的人們雖然不是特別富裕，但是生活也不窘困，因此容易產生浪漫主義的情懷，瑰麗神祕的思想，斑駁陸離的藝術。老子、莊子、屈原都是楚文化的代表，他們在藝術上都具有一致的地方。

周南召南各篇中，多少也帶有南國之風，如《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採蘋》：“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於彼行潦。”，《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

《鄭風》《檜風》、《邶風》、《鄘風》、《衞風》：鄭衞之音

鄭國和衞國都是周朝在商故土建立的封國，大約位於河南的東部。其中《邶風》、《鄘風》、《衞風》都是衞地的歌謠，《鄭風》《檜風》是鄭國歌謠。該地產生的歌謠大多反應男歡女愛的情懷，流傳十分廣泛，被稱為鄭衞之音。在禮樂制度時代，鄭衞之音被認為是“淫樂”、“亡國之音”。當然這一帶流行這種歌謠是有歷史原因的，《呂氏春秋》載：“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孔子曾説：““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不過，我們不要把文藝上升到政治領域來批判，光是看他們的藝術成就，這樣的話，鄭衞之音就是優秀的愛情詩了。當然鄭衞還有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值得一讀。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鄭風》中的《褰裳》、《風雨》、《子衿》《溱洧》；《邶風》中的《柏舟》，《綠衣》、《燕燕》、《擊鼓》、《凱風》、《穀風》、《靜女》；《鄘風》中的《載馳》、《相鼠》、《桑中》、《衞風》中的《淇奧》、《碩人》、《氓》、《木瓜》。

《魏風》《唐風》：山西古調

魏和唐都是汾河流域的封國，而這一帶是中國古文明主要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中國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衝突地帶。因此這裏的人民生活比較艱辛，除了飽受剝削，還有沉重的兵役負擔。司馬遷論述道：“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比較優秀的作品有《鴇羽》《伐檀》、《碩鼠》三篇反應當時社會矛盾（剝削和兵役），《綢繆》、《葛生》兩篇是美好和悽慘的愛情詩篇。

令人意外的是，反應山西地區風格的竟然沒有《晉風》

《秦風》《檜風》《豳風》：秦人古腔

這幾章都是秦地的歌謠，在關中腹地。司馬遷寫到：'’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秦人重視農業生產，後來商鞅在這裏實行農戰政策，也是實現了秦人的心願。另外這一帶處於西戎的進攻之下，秦國的分封就是為了對付西戎。在長期的鬥爭中，秦人形成了好鬥、爽快的性格。其代表性的詩篇有《七月》反應關中農民的農業生產，《東山》反應關中人蔘加兵役事情，《黃鳥》反映了叢葬制度對秦人的傷害，《無衣》反映了秦人英雄團結奮戰的精神，《蒹葭》反映了秦人樸素的愛情。

《齊風》《曹風》：大國之音

《齊風》和《曹風》反應了齊地的風俗。司馬遷説道：“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春秋後期，吳國公子季札至魯，魯國樂師歌《詩》給季札欣賞，當到《齊風》時，季札稱讚道：“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限量也。”。可惜的是，先存的齊風沒有幾篇詩，可能被刪除的特別多，特別是表現大國之風的幾乎沒有了。裏面主要翻譯人們安居樂業生活，諷刺政治的黑暗等等。

《王風》：亡國之音

《王風》主要記載了周朝動遷洛陽後的歌謠，這時期禮崩樂壞，王室衰微。鄭玄《詩譜》。其音哀以思，後以象徵王道之衰微。最著名的一篇《黍離》寫了周朝故都鎬京的殘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