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瞭解《詩經》的內容嗎？

【摘要】《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紀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紀春秋中期的500年間的古代社會生活，計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原稱《詩》，或稱《詩三百》、《詩三百篇》。《詩經》分《風》、《雅》、《頌》三類，我國古人把《詩經》的藝術表現手法概括為“賦”、“比”、“興”三個字。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紀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世紀春秋中期的500年間的古代社會生活，計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原稱《詩》，或稱《詩三百》、《詩三百篇》。 戰國時被儒家尊為“六經”之一，但並未視為經典;漢置“五經”博士，《詩》於是又被官方推崇為儒家的經典之一，稱為《詩經》，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奉有“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五經”《詩》《書》《禮》《易》《樂》《春秋》)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時期。《詩經》共收作品305篇(另有6篇有目而無辭的“笙詩”不算在內)。它是一部樂歌總集，其305篇作品均為配樂演唱的樂歌。《詩經》產生的地域廣闊，或出於王都，或出於各諸侯國。《詩經》作品主要來源於公卿列士所獻之詩，也有一部分是由民間採集而來，但都經過周王朝各代王官、樂師加工修訂。流傳既久，經手亦多，因而具有集體創作的性質。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詩經》就已編訂成書。舊時曾有所謂孔子“刪詩”之説，雖不足憑信。但他曾經説過“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的話。由此看來，孔子也許做過一番“正樂”之類的整理工作。

《詩經》按風、雅、頌分類編排。風即《國風》，包括15國風，即：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衞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收詩160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為105篇，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何以如此分類編排呢?古今學者對此聚訟紛壇。現在比較趨於一致的意見，是從“《詩》皆入樂”的認識出發，認為主要是按照音樂的特點來劃分的。

現在大都認為，“風”即音樂曲調之意。所謂《國風》，即指當時諸侯所轄各地域的樂曲，猶如今天的地方樂調。“雅”即“正”，又與“夏”通。周王畿一帶原為夏人舊地，故周人時亦自稱夏人。王畿乃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稱“正聲”，亦稱“雅言”，意為標準音。當時宮廷和貴族所用樂歌即為正聲、正樂。《詩經》中的《雅》便指王畿之樂，是相對於地方“土樂”而言的“正樂”。這一名稱，無疑反映了當時的尊王觀念。至於《小雅》、《大雅》之分，則是與它們音樂之不同和產生時代之遠近有關的。《頌》是用於朝廷、宗廟的樂章，是祭神、祭祖時所用的歌舞曲。祭祀祖宗，祈禱神明，讚頌王侯功德，是其內容上的特點;詩、樂、舞的合一，則是其形式上的特點。《頌》詩大多簡短，韻律缺乏規則，且不分章，不疊句。這都表明，它是音調緩慢、配合舞蹈的祭祀舞歌。作為廟堂樂章，表現了對上帝和祖先的崇拜，是奴隸社會神權至上的反映。《頌》在當時無疑是最受尊崇的，但今天從文學的角度看來，它的價值遠不如《風》、《雅》。

關於《詩經》305篇產生的確切年代，現已很難一一考定，但可大致論定其創作時期是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即從公元前11世紀至前6世紀，前後大約500年間。《詩經》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徵，這在名稱上便有比較明確的標識。它產生的地域是以北方的黃河流域為中心，向南擴展到了江漢流域。地域相當廣闊。秦皇焚書，《詩》賴口耳相傳得以保全。漢興，廣開獻書之路，先秦典籍陸續重現。當時傳《詩》者有魯、齊、韓、毛四家。《魯詩》出於魯人申培，《齊詩》出於齊人轅固，《韓詩》出於燕人韓嬰，《毛詩》亦由其傳授者毛公而得名。毛公分別指大毛公魯人毛亨和小毛公趙人毛萇。魯、齊、韓三家詩屬今文經學派，興盛於漢武帝以後百餘年間。《毛詩》屬古文經學派，較“三家詩”晚出。當“三家詩”興盛時，《毛詩》處於被壓抑的地位。東漢以後，《毛詩》盛行於世。“三家詩”先後失傳，傳下來的便只有《毛詩》，這也就是流傳到今天的《詩經》。

《詩經》分《風》、《雅》、《頌》三類，有一小部分是由先世流傳下來，又經後世補記或編定的，但這些詩歌的雛形產生的年代則遠在西周建國之前，如《商頌》裏那些商人用於祭祀英雄祖先的祭歌，《大雅》中那些對周族先王創業立國的頌歌等。

《頌》詩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商頌》5篇，《魯頌》4篇，全是貴族文人的作品，主要記述商、周先祖功業，歌頌他們對民族發展的巨大貢獻。商、周的先祖，不僅是部族的軍事首領，帶領本部族保衞家園、開疆拓土，奠定九州統一的基礎，而且是本部族的勞動組織者與領導者，有的還是勞動生產的發明創造者，這些頌揚英雄先祖的詩歌，便成了《頌》詩中的精華。這些先祖是當時先進社會力量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詩中塑造的也是生氣勃勃的、對歷史的發展有偉大貢獻的英雄形象，與後世御用文人抽象地頌揚帝王功德的諛詞是迥然不同的。

《雅》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數是西周公卿列士的獻詩，主要用於朝會、宴會、朝聘。但也有周朝之前就流傳的歌謠，如《生民》、《公劉》、《綿》等，這些敍述周人先祖后稷、公劉、古公父領導周民族奮鬥發展的史詩，其產生的年代和詩中所描寫的時代相距不會太遠，從詩的節奏和韻律看，還保留着古老詩歌的特點。《大雅》中還有一小部分政治諷諫詩。在《小雅》中，政治諷刺詩已佔絕大部分，這不僅因為這些詩是在周王室衰微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而且還因為一部分士大夫、貴族階級下層人士甚至個別平民也參與創作，由於他們對當權者的昏庸腐敗不滿甚至憎惡，在他們諷諫的詩中多含怨刺與批判，指責了時弊、揭露了黑暗，表示了對時局的憂慮，反映了人民的某些疾苦。《小雅》中還有表現周室與周邊部族之間矛盾的詩，詩中流露了反侵略的愛國思想。還有少量反映人民生活的詩歌，其格調已近於《風》詩。

《風》詩與《頌》詩、《雅》詩有所不同，它數量多，來源廣，產生於十五“國”，涵蓋了當時中國的大部分地域;它的作者包括了當時社會所有的階級與階層，而又以勞動人民為主體，所以它所反映的內容異常豐富、廣泛，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春秋中葉以前的社會生活。如它反映了勞動人民在政治壓迫、經濟剝削、勞役兵役繁重下的痛苦生活，表達了勞動者不屈的反壓迫反剝削的反抗精神及對美好社會的嚮往;揭露了統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控訴了他們害民誤國的罪行;敍述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歌頌了勞動人民勤勞的精神;反映了婚姻與戀愛生活，表現了勞動青年坦誠、真摯、純潔的愛情，以及他們為自由戀愛而與舊勢力的抗爭，也有一些詩描寫婦女社會地位低下，被禮教束縛、被人遺棄的悲苦遭遇，對不合理的社會習俗與禮法提出控訴與抗議。《風》詩一百六十篇是《詩經》的主體與精華，後世人們甚至以“風”來代替對《詩經》的稱呼。《風》詩多是民間歌謠，形式自由而多樣，是反映豐富社會生活內容的比較理想的藝術形式，《風》詩的藝術特色代表了《詩經》的藝術成就。《詩經》藝術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它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詩經》中的民歌都直面社會現實，從現實生活中概括生活畫面與藝術形象，真實而深刻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及人們真實的思想感情，從而揭示了現實生活的本質，這種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成為我國幾千年來文學創作中最優秀的傳統。

《詩經》305篇作品，產生於漫長的時代和遼闊的地域，反映了寬廣恢宏的社會生活面。就其思想內容看來，主要包括周民族的史詩、頌歌與怨刺詩、婚戀詩、農事詩及徵役詩、愛國詩等等。可謂豐富多采。

　(一)周民族的史詩在《詩經•大雅》裏，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生民》生動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的誕生：后稷之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腳拇指印而懷孕，生下后稷，以為不祥，拋棄了他，但他得到牛羊的哺乳伐木人相救，又受到鳥兒展翅遮護，因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厥聲載路。”接着寫他對農藝的天賦才能，頌揚他長於農事、勤奮創業的英雄業績。此詩頗富神話色彩，無異於一篇糅合神話傳説的《后稷傳》。《公劉》描述了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遷豳的史蹟，歌頌了他率領周人營建都邑、拓墾土田的創業精神。《綿》描述了周文王之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始迂岐周、以開王業的豐功偉績，歌頌了周民族艱苦創業、由小而大、興旺發達、綿延不絕的光榮歷史。《皇矣》主要歌頌了周文王伐密伐崇的勝利，讚美了文王繼承先祖遺業、發展壯大周民族的偉大功績。《大明》則頌揚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重讚頌了武王伐商的輝煌勝利。值得一提的是，《大明》描述歷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戰，寫得繪聲繪色，雄偉壯觀：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既有軍陣、軍容的描繪，又有戰車、戰馬的形容;既有整體的鳥瞰，又有局部的特寫。動靜結合，虛實相生，寫出了牧野之戰的戰鬥場面和師尚父的鮮明形象。

從《生民》到《大明》五篇作品，合而觀之，適成一組史詩。它們雖然簡樸，卻像是用粗線條較為完整地勾畫出了周民族發祥、創業、建國、興盛的光輝史蹟，無愧為周民族的英雄史詩。我國古代留傳下來的真正的史詩屈指可數，因而《詩經•大雅》中保存下來的這一組史詩就顯得特別珍貴。

(二)頌歌與怨刺詩中國古代詩歌有所謂“美刺”的傳統，表現出鮮明的功利性和實用性，《詩經》可謂開其端者。在《詩經》中，歌功頌德的作品佔有一定比例，它們多屬廟堂樂歌或官方樂歌，出自公卿列士或樂宮之手，在《頌》詩中保存最多。它們或頌帝王、歌天命，或頌戰功、揚王威，或頌宴飲、贊嘉賓，其主要目的是為周王統治的合理性尋求神學的支持，並藉助於上帝的權威以懾服臣民，以永保周王之天下。這些諛美的頌歌雖不能説一無可取，但從文學的角度看來，其思想意義及藝術價值實在無足稱道。不過，應該指出，正是這一類為統治者歌功頌德的作品，成了後世那些謳歌承平、粉飾現實的諛美之作的榜樣和典範。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及《國風》中保存了不少與頌歌異調的怨刺詩。在儒者看來，怨刺詩即所謂“變風”、“變雅”，是王道衰落、禮崩樂壞、政教不行、人倫廢喪的產物。所謂“刺過譏失”、“匡救其惡”(鄭玄《詩譜序》)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詩產生的政治、社會背景和道德、倫理因素，而且指明瞭怨刺詩的主旨所在。怨刺詩的確是亂世的產物，它們主要產生於西周末年厲、幽時期及其以後，無不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貴族士大夫們的諷諭勸戒之作。它們或借史諷今：“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大雅•蕩》)“赫赫宗周，褒姒威(滅)之。”(《小雅•正月》)或揭露現實：“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廉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小雅•正月》)或鍼砭昏君：“上帝闆闆，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或斥責佞臣：“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小雅•巷伯》)總之，不外乎憫時傷亂、憤世哀民，表現出詩人繫心國事、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忠心誠意。這在某種程度上，與歌功頌德之作有相通之處。但詩人們對社會矛盾的大膽揭露，客觀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認識價值;詩中所抒發的深沉怨債，也表露了詩人們“憂心慇慇”的憂患意識。

《雅》中的怨刺詩多出自貴族文人之手，《國風》中的怨刺詩則多出自民間，因而較為直接地反映了下層民眾的思想、感情和願望。其內容更深廣，怨債更強烈，諷刺更尖刻，具有較強的批判性和鬥爭性。如《魏風•碩鼠》憤怒地斥責剝削階級是貪婪可憎的大老鼠。《魏風•伐檀》發出了奴隸不平的吶喊和反抗的呼聲：“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對那些不勞而獲的奴隸主貴族作了憤怒的揭露和理直氣壯的責問，辛辣地諷刺了無償佔有勞動成果的剝削者。

《國風》中的怨刺詩更多的是對統治階級種種無恥醜行的揭露和譏嘲。如《邶風•新台》把衞宣公比做醜陋不堪的癩蝦蟆，諷刺他奪佔兒媳的醜惡行徑。《鄘風•相鼠》道：“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以鼠之有齒反襯人之無恥，揭露了統治階級無異於衣冠禽獸的實質，痛快淋漓地表達了蔑視和憎惡的感情。此外，《齊風•南山》、《陳風。株林》也有類似的諷刺。《國風》中的怨刺詩無不在辛辣的諷刺中藴含深沉的怨憤，反映了廣大下層民眾不平的心聲。

(三)婚戀詩《詩》三百，精華在《國風》。《國風》中，又以婚戀詩最為精彩動人。所謂“婚戀詩”，包括以戀愛、婚姻為主題的詩篇，其突出特點是“各言其情”(朱熹《詩集傳序》)。值得注意的是，《詩經》中的婚戀詩不僅數量較多，而且藝術質量甚高。無論是“男悦女之詞”，還是“女惑男之語”(朱熹《詩集傳》卷4);也無論是表追求，抒思慕，敍幽會，寄懷念，還是描述愛情、婚姻的悲劇，抒發內心的哀痛，都莫不情真意摯，感人至深，具有不朽的價值。

《詩經》中的婚戀詩，內容豐富多彩，形式生動活潑。其中有些堪稱熱烈奔放的情歌。其中唱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鄭風•風雨》)“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鄭風•野有蔓草》)類似的作品還有《周南•關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風•靜女》、《鄭風•溱洧》等等。它們或表現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和對情人的熱切相思，或描述熱戀的情景和謳歌愛情的甜蜜，洋溢着熱烈歡快的情調。

《詩經》的婚戀詩中，還有一些可稱作深沉執著的戀歌。如《王風•采葛》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表達了對意中人的刻骨相思;《衞風•木瓜》發出了“永以為好也”的誓詞;《鄭風•出其東門》中的主人公不為“有女如雲”所動心，而對“縞衣綦巾”的愛人一往情深;《秦風•蒹葭》抒寫了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纏綿悱惻而又空靈渺遠的反覆追尋。這些詩篇歌頌了對愛情的忠實、堅貞和專一，展現了主人公純潔美麗的心靈。另有一些詩篇表現了對禮法壓迫的反抗和對婚戀自由的執著追求，揭示了當時在禮法壓迫下婚戀的不自由給青年男女造成的內心創傷，如《鄘風•柏舟》、《鄭風•將仲子》等便是這樣的代表作品。

熱烈奔放的情歌令人愉悦，深沉執著的戀歌使人讚歎，痛苦哀傷的悲歌則引發同情、啟發深思。以《邶風•穀風》和《衞風•氓》為代表的所謂“棄婦詩”，以濃郁的哀傷情調，描述了沉痛的婚戀悲劇：

昔盲恐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盲，比予於毒。(《穀風》)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於暴矣。兄弟不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氓》)

儘管這兩首詩中的女主人公性格和經歷有所不同，但命運卻一樣悲慘。它們都深刻地揭露了在私有制度下夫權制的不合理，揭示了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傾訴了女主人公內心的袁怨和痛苦。在《詩經》的婚戀詩中，它們是感人至深的愛的悲歌。

(四)農事詩周代經濟以農為主，因而反映農業生產和勞動生活的農事詩在《詩經》中為數不少。《雅》、《頌》裏的農事詩，大多讚頌農業所取得的成就，誇耀田土廣大，農夫眾多，收穫豐盛，表達了祈求豐年的願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會的經濟生活。但其內容較為單調，文學價值不高。如《周頌》中的《噫嘻》、《載芟》、《良耜》，《小雅》中的《甫田》、《大田》、《楚茨》等，均為其例。

《國風》裏的農事詩則內容豐富，清新生動，文學價值較高。

農事詩中的傑出作品，當推歷代傳誦的《豳風•七月》——一首飽含血淚的奴隸之歌。它反映了奴隸社會中從事繁重勞動的男女奴隸一年到頭除進行農業生產之外，還要為奴隸主貴族養蠶、製衣、打獵、蓋房，然而他們卻“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採茶薪樗，食我農夫”，並且“無衣無褐”，過着飢寒交迫的悲慘生活。此詩客觀上揭露了奴隸主貴族對奴隸們的殘酷剝削和壓榨，表現了辛苦從事農桑稼穡的奴隸們內心的悲苦和哀傷，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一幅古代奴隸生活的畫圖。

(五)徵役詩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戰不休。平王東遷之後，諸侯兼併，戰爭頻仍。徵役繁重，民不聊生。苛酷的兵役、徭役給廣大民眾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如《唐風•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易其有所?”又如《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被迫服役的征夫們內心的哀苦和悲憤。《王風•君子于役》則寫一個山村勞動婦女懷念她久役不歸的丈夫：“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易至哉?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抒發了內心的惆悵和痛苦。又如《小雅》中的《大東》、《北山》、《漸漸之石》，《國風》中的《魏風•涉岵》、《邶風•式微》、《王風•伯兮》、《豳風•東山》等等，也都是徵役詩中的出色之作。

　(六)愛國詩《詩經》一方面寫出了人民從事徵役之苦，另一方面也寫出了他們的愛國感情和英雄氣概。如《小雅•采薇》中的主人公，舍其室家，抵禦外侮，“不遑啟居”、“載飢載渴”;但他明白，這一切都是因為猖狂的?狁侵凌之故，為了保衞家園，不得不奮起戰鬥，作出犧牲。此詩的字裏行間，洋溢着愛國熱情。再如《秦風•無衣》，可説是一首氣勢磅礴的戰歌：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借行!

它表現了當時人民同仇敵愾、勇抗外侮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歌頌了奮起捍衞祖國、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精神。這些愛國詩或沉鬱悲慨，或細膩委婉，格調不同，但都充滿了愛國激情。

《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開端。大部分作品多方面地描寫了周代的現實生活，表現了不同階級和階層在現實生活中的感受，真實地反映了客觀事物。正是“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愛戀者歌其情，不平者歌其怨”。

我國古人把《詩經》的藝術表現手法概括為“賦”、“比”、“興”三個字。宋代朱熹對這三個字的解釋是：“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興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的手法在《詩經》中運用得較為普遍，《大雅》和《頌》中運用最多，直接寫景抒情，鋪寫所要表達的內容。比的手法不僅使形象更加鮮明，本質更加顯露，而且還寄寓着強烈的愛憎感情。興的表現手法在一首詩的開端或一章詩的開端，詩人即景生情，用眼前之景引出所詠之詞。

《詩經》在結構上採用了復沓的形式，即章與章之間的詞句基本相同，每章只變更幾個相應的字。這樣做，有時為了表示事物發展的順序程度，有時也只是為了反覆詠唱，達到抒情的目的。這是民歌常用的一種表現形式。《詩經》是以四言為主的詩體，也有一些字數多少不同的雜言詩。詩歌大都押韻，隔句押韻，韻在句尾的形式最為常見。這種格式，成為後代詩歌用韻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