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文化與藝術理論論文

漢唐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整個文化環境為藝術及藝術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漢武帝獨尊儒術，在文化上的直接影響之一就是造就了文化世家。王充《論衡》中説：“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其中包含着對文學、文化以及文化家族的充分肯定。這樣的文化家族，常常有成員身居高位，所謂“四世三公”在朝野具有很大的影響。整個家族堅持以經學傳家，以習經守禮維持門户。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召集親屬弟子，“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經學在漢代是非常實用的學問，士人精通經術，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通經習禮，提高了士族階層的文化素養，提高了文化家族成員的文化水平。

曹魏雖然取代了漢室，但卻非常認同前朝的文化成就。漢魏之際，並沒有形成文化上的斷層。就總體而言，魏晉南北朝的文化仍是兩漢文化的一個非常自然而恰當的延續與發展。特別是漢代的文化家族給六朝的世家大族做出了榜樣。

六朝的士族非常重視自身的文化修養，尤其重視通過文化來提高家族門第的名聲與地位。當然，隨着時代的變遷以及學術文化的發展，六朝士人與漢人相比，很自然地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漢代士人多數專注於經學，後人所謂的文化、哲理學術、琴棋書畫，大多還處於初級階段，而魏晉以後，士人留意的文化不僅範圍普遍擴展，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兩漢經學雖是經學的昌明時期，建安時期的動盪影響了體制化範圍內的經學研究，但魏晉士人從未放棄過傳統的經學，《十三經注疏》中魏晉人註解有六種之多，可見其經學的成就。魏晉士人又增添了對玄理的喜好，熱衷於三五個朋友聚會，談論抽象玄奧的問題，即所謂清談、玄談。他們熱衷於在理智上挑戰複雜的問題，討論人的才能與稟性、膽略與識見的關係，討論諸如命運、吉凶、音樂甚至還有夢的本質問題。這時期還出現了諸如《綴術》這樣的高難度的數學著作，這本著作到了唐代，仍是數學研習者的高級教程。史籍編撰大大超過了前代，出現了各種博學繁富的註釋。詩文以及書法、繪畫創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與漢人的質木相比，他們的作品充滿了靈動、神韻，充滿了才情、個性，他們對文學、對修辭、對文章的藻飾有着不可思議的熱情和喜好。他們對書法、繪畫等藝術具有一種突出的直覺與審美情趣，他們的藝術成就，甚至包括他們的軼事始終是中國歷史上文人雅士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這是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當然也是藝術的自覺時代。當時的士人不僅醉心於著述，從事藝術創作，而且視文章為“不朽之盛事”，對文學藝術創作給予了極高的地位。班固《漢書》中設有《儒林傳》，到了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中新增了《文苑傳》，已經充分意識到文學之士的獨特地位。蕭統《文選序》儘管不是抽象的理論闡述，但對於什麼樣的作品可以收錄於《文選》，什麼樣的文字不再收錄，有着明確的觀念：與“日月俱懸”的儒家經典，雖然是社會基本“準式”，但不必再選入文學作品集了；諸子著作“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收入也不切題；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等一類的傳記、歷史著作，“亦所不取”，但史籍中的“贊論”、“序述”，卻因能夠“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而入選。其中雖然沒有明確定義文學是什麼，但通過把什麼不屬於文學範疇的作品排除掉的方法，已經清楚透露出蕭統“文學是什麼”的觀念。這一觀念與現代對文學的界定已經相當接近。

六朝士人富有敏鋭的洞察力，長於哲理思維，他們不僅有《文賦》、《文心雕龍》、《詩品》這樣非常全面探討文學特性及創作過程的作品，而且還有宗炳、謝赫等人對於書畫藝術進行深刻反思的著作。謝赫提出的“六法”其中涉及的概念在他之前已經陸續出現，其謂“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似乎“六法”一詞，前已有人提出。但無疑是在謝赫的著作中，繪畫藝術的幾個核心概論，才從一個龐雜的認識背景中提取出來了。謝赫不僅明確提到六法，而且還將“氣韻生動”放在首位，此後“氣韻生動”就成了中國書畫藝術中的最高境界，影響相當巨大。可見當時，人們對於文學藝術認識的水平以及理論表達大大超越前代。

音樂構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時不僅出現了阮籍的《樂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這樣的重要音樂著作，而且音樂較之前代更普遍地介入士人的生活當中。漢代像司馬相如這樣通琴藝的士人還比較少，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善音律的詩人、畫家多了起來。阮籍、嵇康、阮咸、何承天、戴顆等不僅鑽研學術，擅長詩文，而且精通音樂。音樂作為士大夫家庭中的娛樂也更加常見。

阮籍的《樂論》推崇雅樂,拒斥淫聲，總體上還是着眼於禮樂能夠移風易俗的功用，立論基本沒有越出《禮記?樂記》之範圍。但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則將論述的重點從音樂的起源及其社會功能轉移到音樂本身上來了，專門討論音樂是什麼，即音樂自身的規定性，音樂本身僅僅是一系列複雜的聲音組合。馮友蘭説：“就這個意義説，它是中國美學史上講音樂的第一篇文章。（2)《聲無哀樂論》是一篇重要的音樂理論文章，它不僅討論音樂的一般問題，專門研究音樂與人的哀樂感情之間的關係，而且在認識論上也體現出重要的價值，它確立了我們如何客觀地來看音樂是什麼的認識方式。這一認識方式實際上可以拓展到其他認識對象上。嵇康確立了一個範式（但這個範式提出得太早，當時人們遠遠不能理解），即客觀認識在於我們把自覺不自覺附加於認識過程中的其他因素剔除出去之後，來看那個對象究竟是什麼。此文無疑也是思想史研究無法忽略的文獻。

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是“人的覺醒時代”當然，這個“人”的概念並不是我們今天普遍意義上的人的概念，事實上它更多地只能是指當時的士人、貴族。六朝是士族時代，大體而言，當時的士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能夠擺脱物質生活需求的限制，不用再去直接從事物質生產以滿足自身生存需求，而有更多的閒暇從事文學藝術活動。他們通常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皇權以及社會禮俗對其羈姅、約束較少，個體精神以及個性發展都相對比較自由。他們講究音聲、容貌，推崇才識、風度，在中國歷史上，他們可能是第一批對充滿個性的人大加讚美的人。

這種讚美並不純粹來自於傳統，來自於道德，有時更多的是來自於對人本身的欣賞。那種獨立的人格、自若的神情、敏捷機智的對答、毫不掩飾的個性、孤芳自賞的迷戀，還包括藝術家的痴癲，都是他們大加賞譽的對象。六朝之後，痴癲對於藝術家而言，成為一個褒義與肯定的狀態，與魏晉士人的獨特見解密切相關。這些名士，不僅傾心從事藝術創作活動，而且還毫無拘束地表現出藝術家常有的率直、天真、恢諧以及勇於超越世俗觀念等個性。諸如王羲之、顧愷之等人的佚事，都給後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看起來這些佚事與藝術理論無涉，但卻常常可以折射出藝術在整個社會體系中的功用、人們對藝術的看法以及藝術家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等等內容。事實上，把這些佚事記錄下來本身就包含了人們對藝術以及藝術家的看法，只不過，這些看法、觀念是記錄者從未明言的。所以，藝術理論研究包括了對這些歷史史實的研究，透過當時具體的活動、事件概括出那個時代的藝術的觀念、藝術的理論。當然，在六朝士族的身上，不難找很少再有這樣的貴族旁若無人地去追求自己的精神愛好，無所顧忌地熱愛文學與藝術。而這一切卻是發生在充滿戰亂動盪、皇室如走馬燈一樣地變換的年代。或正因此，皇權才未能對才情卓異的士人形成巨大的壓抑、壓迫的力量。精英階層在這種動盪的間隙竟然創造了歷史上頗值得回味的文化，而這一點也正值得回味。

進入隋唐之後，國家繁榮，文化藝術在各個方面都獲得巨大發展，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唐代的繁榮昌盛不僅表現在國力強盛、疆域開拓、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方面，同時也體現在文學藝術、思想學術等領域中。除了儒學、經學、佛學、道學、史學等方面的內容，以及有目共睹的文學方面的成就之外，唐代在藝術理論方面也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藝術成就很大，成果很多，這在某種意義上，激發了唐人對藝術進行總結的激情。

首先，是編制書畫作品的名錄。將各種書畫作品彙集一處，當然是收藏保存前代藝術品的最好的方式。唐太宗組織人力，全面蒐羅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但以帝王之力籌措此事，非常人所能辦到。相對能夠辦到的是對作品進行著錄，彙集書畫信息。

以編制目錄的'方式對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的藝術作品進行摸底調查，這是唐人總結前代藝術成果的重要方式。這種方法在圖書領域已經非常成熟，劉向父子《七略》、晉荀勖《中經新薄》、南朝宋王儉《七志》、樑阮孝緒《七錄》（所謂劉略荀簿王志阮錄）皆是唐之前著名的圖書目錄。唐人把這種方法運用在書畫領域當中。張彥遠出身名門，聞見頗廣，收藏亦富，撰《歷代名畫記》。其卷一曰：“如宋朝謝希逸、陳朝顧野王之流，當時能畫，評品不載。詳之近古，遺脱至多，蓋是世上未見其蹤，又述作之人不廣求耳。嗚呼！自古忠孝義烈，湮沒不稱者曷勝記哉，況書畫耶！聖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藝者駢羅，耳目相接，開元天寶，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採。自史皇至今大唐會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餘人，編次無差，銓量頗定。該著作廣泛收集自上古到唐會昌期間的畫家，共錄入三百七十多人，可謂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總結。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收錄唐代以來畫家一百二十四人。裴孝源《貞觀公私畫錄》，“取魏晉以來前賢遺蹟所存，及品格高下，列為先後。起於高貴鄉公，終於大唐貞觀十三年。祕府及佛寺並私家所蓄，其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撰成此錄，蒐羅亦相當豐富。所以，唐世不同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四海晏清，書畫愛好者、研究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把所有留存下來的書畫藝術全部網羅，細加研討。

其次，是對書畫藝術總結性的研究。中國藝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是伴隨着不斷的反思、思考和總結。魏晉士人在藝術實踐的過程中，對藝術作品的創作、欣賞、收藏、品鑑等方面都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唐人吸收這些經驗，更加豐富完善，使整個藝術理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前人有所討論的主題、細節在唐人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孫過庭的《書譜》、張懷權的《書斷》、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裴孝源《貞觀公私畫錄》、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都是中國書畫藝術理論非常重要的著作。大唐所處的時代為藝術理論的總結性工作提供了歷史條件。

隨着藝術的發展，對於藝術作品的認識、鑑別自然受到關注。人們看一幅作品，如何評價它，依據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價，這都是藝術理論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問題。長期的欣賞、鑑別實踐使中國書畫藝術逐漸建立了一種評品的傳統。其實這種評品方法由來已久。中國東漢時期就有評品人物的風氣，史載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後漢書》卷六八本傳)。魏晉南北朝時期為選拔官員，實施九品中正制，人分九品，作為官員選拔的依據。當時士人亦重評品人物，人物的品性、才能、風度、識見等皆在評論品鑑的範圍之內，評論所説的話，稱之為“題目”“目”。當時一些名士賴此品題，聲名鵲起，也有為時議所非，而身敗名裂的人。評品成為當時人物、文學作品、藝術品聲名升降的關鍵。

評品的方法在文學領域中有廣泛的運用。南朝梁鍾嶸撰《詩品》，詩分上、中、下三品，一品之中又分三等。有的學者以為，他開創了以品論詩的先例，並對後來的書畫欣賞和批評有很深的影響，但實際上，鍾嶸的《詩品》是受到了當時《書品》、《畫評》的影響。在他之前，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中就已經是以六品“等差畫家之優劣”了。與鍾嶸同時的庾肩吾撰《書品》，亦是評騭之作，此書載漢代至齊樑間能真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為三品，每品再分上中下，共為九品，每品各系以論。品第等級與《詩品》相同。評品作品優劣的方法延續到唐代，如李嗣真的《書後品》、《畫品》，張懷權的《書斷》，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等都是為畫家區分等第的品鑑之作。

評品是藝術研究的重要方法。它促進了對藝術本身的深入思考，因為評品總是涉及到作品與作品之間、畫家與畫家之間的比較，一件作品究竟是因為什麼而達到藝術的崇高境界，藝術家是因為什麼樣的技能、才情、素養和胸襟為其創作奠定了基礎。一幅作品比另一幅“好”，好在什麼地方，需要明確地加以理論上的説明。比較之初，評論者只是設立上、中、下之類的等級，然後歸屬作者作品的檔次。謝赫的《古畫品錄》中設有六品，就是分為第一品、第二品，依次類推。後來的評論，鑑別的標準更加明確，人們意識到，評定與所設計的標準有關，標準不同，評品的結果很可能兩樣。評論者概括了神、妙、能三種境界，張懷權撰《書斷》三卷，區別書豕為神品、妙品、能品二等。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同樣是以神品、妙品、能品評定作品，又提出來“逸品”的概念。其序曰：“以張懷權《畫品斷》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優劣也。”李嗣真《書後品》也設有“逸品”一格，居於上品之上，成為書畫藝術的最高境界。從秦代到唐朝，選錄八十一位書家，分為十等，其逸品僅五人。又撰《畫品》，“登逸品數者四人”。曰：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復絕於終古，無復繼作。”唐末宋初的黃休復撰《益州名畫錄》，取從唐乾元初至宋乾德年間的名畫，設逸品、神品、妙品、能品，題品諸家之作，仍然延續評品的傳統。總之，通過不斷地鑑別、討論，對於藝術作品的認識水平提高了。

不過，藝術評品的方法存在着困難。一則並沒有能夠通行於各個時代的評判標準。一般地説，對一件藝術作品的地位和價值給予公允、準確的評定，有利於藝術的發展，有利於藝術傳統的形成，也有利於知識界以及公眾的認知。像文學史中大多數傑作一樣，藝術作品在漫長的藝術史上獲得了自身相應的地位和評價，時間越長，這些評價越是趨於客觀中肯，並保持穩定，這是藝術傳統的組成部分。當然，評品在某些方面會受到時代、知識、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而無法獲得其他人或者其他時代的認同。如鍾嶸雖然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但把他列在中品，把曹操列在下品，後來的詩論者頗不以為然。謝赫《古畫品錄》把顧愷之列在第三品中，並謂“跡不逮意，聲過其實”，也讓後來的畫論家深為不滿。南朝陳姚最《續畫品》就以為謝赫“所品高下，多失其實，故但敍時代，不分品目”。所以，藝術史上始終存在着挑戰固有排序的傾向。正是因為存在着排序與挑戰排序兩種力量，人們對藝術史上作品的認識才會保持新的可能性。

二則藝術的評判很難像長度、重量、體積這些概念那樣能夠量化、明確。逸品是指什麼，神品是指什麼，逸品為什麼在神品之上，這些問題存在着爭論，據此而作出的評定歸類也就無法避免分岐。宋代鄧椿《畫繼》概括其中的爭論，曰“自昔鑑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景玄）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以神、妙、能次之。景真雖雲‘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至徽宗皇帝專賞法度，乃以神、逸、妙、能為次。”逸品究竟應該處於什麼層次上，論者有不同的見解。見仁見智，在所難免。

在藝術理論史上，不難看到，對前代藝術的評論一直都保持着，但硬性歸入上中下之類等級的著作在宋代以後就比較少了。從藝術理論的發展來看，魏晉時期是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時代，它有很多開創性的成果，並且在不少藝術領域當中都達到很高的境界。隋唐呈現出過渡時期的特點，它一方面總結了古代藝術經驗，促進了當代藝術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實踐與理論方面的積累為後代的藝術發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