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文化精神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着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

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地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僕僕風塵的役夫徵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等等。可以這樣説，《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着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它是中國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歷史，從遠古到周代社會的文化積澱。因此對於《詩經》，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於農業生產的鄉士情藴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據考古發掘，早在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便已開始了農業種植活動。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種較發達的定居農耕文化遺存，主要栽培粟、黍”。①從出士的甲骨卜辭記載中可知，農業已經是商代社會的主要生產。卜辭中多次出現黍、禾、麥、稻等農作物名稱，農業生產的好壞乃是殷民族最為關心的大事。從土質豐厚的黃土高原的富饒的渭河流域發祥的周民族，更是一個專事農業生產的農業民族。

農業發展，一方面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脱了依賴自然採集和漁獵的謀生方式，有了更為可靠的食物來源，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因採集和漁獵不得不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於周邊民族的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了中國人那種植根於農業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土情藴。

《詩經》是具有濃重的鄉土之情的藝術。且不説十五《國風》散發着濃郁的各地鄉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頌》的抒情詩中，也莫不沉潛着植根於農業文化的深深情藴。這不僅僅表現為周人對農事的關心，對農神的崇拜和農事詩的創作，而且表現為體現在《詩經》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戀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來，從人類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講，眷戀鄉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馬史詩《奧德修記》中的希臘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在外漂流了十年，歷盡千辛萬苦之後仍然返回了他的故鄉，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但是我們須知，貫穿於《奧德修記》這部希臘史詩的中心主題卻不是思鄉情感的抒發，詩人在這時只不過以俄底修斯回鄉為故事發展的線索，來敍述這位英雄的冒險經歷，歌頌希臘人對自然的鬥爭和對海外探尋的英雄主義精神。產生這兩部書的時代背景是從古代和氏族組織轉變而來的希臘英雄時代的奴隸社會制度，“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開始蜕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家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讚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②希臘人通過這兩部史詩來對海外征服的英雄主義精神來表示了最為崇高的讚美。

可是，以農業生產為根基建立起來的周代社會，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產生古希臘社會的對外擴張冒險精神。他們立足於自己腳步下的這片熱土，靠的是勤勞的雙手去創造自己的財富與文明。他們從來不願意離開生其養其的土地，眷戀的是和平安適的田園生活，沉醉於濕馨的鄉土之夢。周人歌頌他們祖先後稷，是因為后稷教會了他們如何稼穡;歌頌他們的創業之祖公劉，是因為公劉帶領他們躲開了戎狄的侵擾，選擇了豳這塊適宜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周人歌頌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樣是因為他們再次躲開了戎狄的攻侵，定居於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飴”的周原，並且領導他們驅除了外患;周人歌頌武王，是因為武王革除了殘暴的君主紂王之命。一句話，周人對他們祖先英雄的歌頌，道德就在於這些祖先英雄們為他們創造了和平安穩的農業生活環境，而決不是這些英雄們在對外擴張中掠奪了多少財富和奴隸。《詩經》中植根於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藴，首先在周族史詩和祭祀詩這種特別典雅莊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現。如《周頌·載芟》。

他們津津樂道於農業的豐收，在宗教儀式上表演關於農業生產的舞蹈，從春天的墾荒一直寫到秋天的收穫。他們在祭壇上獻上最好的糧食貢品以娛樂祖先和神靈，乞求神靈明年帶給他們更好的收成;他們在故鄉的土地上紡織着生活理想的花環，描繪着事業興旺發達的圖畫。

農業生產培養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文化品格，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的破壞，由於戰爭、徭役等造成的遠離故土家園，也就成了詩人最痛苦的事件。翻開《詩經》，我們感受最為深刻的內容之一，就是《國風》和《小雅》中那種濃濃的相思懷歸之情。這裏有在外的遊子征夫的思鄉之曲，如《擊鼓》、《式微》、《揚之水》、《陟岵》、《鴇羽》、《匪風》、《東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車》;也有家鄉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徵人，如《卷耳》、《汝墳》、《草蟲》等等。如此眾多的作品，儘管各有其獨特的藝術表達和情感抒發的不同情境，卻又共同指着眷戀故土家園的鄉思之情，這不能不説是農業文明所培養起來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風·鴇羽》寫遠行在外在徵人久役不歸，首先想到的是家裏田園的荒蕪，想到父母的無人奉養，併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蒼天，這不是農業民族所培養起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情感嗎?

植根於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藴，並不僅僅表現為一種眷戀故土的思鄉之情，它更培養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擴張、不尚冒險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頌》外，一部《詩經》，儘管也有歌頌周人建國立功之祖的史詩，儘管周代社會幾百年從未間斷過對於周邊民族的戰爭，但這裏竟沒有一首詩歌頌了周民族對於域外的征服，也沒有一首詩傳述過獨特的異域風物、描寫過奇異的海外風光、讚美過他們的探奇獵險、宣傳過域外擴張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裏，不要説像古希臘人那樣離家遠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東征僅僅三年，詩人已經發出“我徂東山，滔滔不歸”的感歎;即便是抵禦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離鄉光景，似乎也難以讓他們忍受。“採微採微，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在周人看來，如果至歲暮還不見還家已經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詩火之怨，早已經充盈於字裏行間，“我心悲傷，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們出征離家的那天，就已經帶關滿腹的哀怨與眷顧，“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回鄉時仍然有着不盡的憂愁，“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植根於農業文化的安土重遷的鄉土情藴，在這些詩句裏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詩經》是植根於中國農業文明的藝術，農業社會塑了中國人的農業文化心態。從一定意義上説，《詩經》就是我國一部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業文化精神的詩集。這不獨表現為在思想情感上濃厚的鄉土情藴，還表現在創作態度、表現方式、寫作目的、審美觀念等各個方面。農業勞動對象在大自然中豐富活潑的生命形態刺激了“觸景生情，感物而動”的直覺感發式的創作衝動;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的依賴關係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態，並決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現方式;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目的影響了傳統詩歌樂志暢神、自適自足、重在表現自身價值的寫作目的;農業社會人們效法大自然的和諧的節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為美的審美觀念;農業的周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中滋養了尚古意味和靜觀情趣。所有這些得到農業社會集體文化心理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創作與鑑賞的審美規範，並構成傳統詩歌農業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徵，③在《詩經》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正是這些，使《詩經》不但在作品題材內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為後世中國詩歌創作的楷模與典範，成為中國人讀來最親切因而也最喜愛的作品。

二、以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來是文化的主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都是人的創造，文學作品豐富的內容以人為中心得以表現，應該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基本表徵。可是，在西方文學，尤其是古希臘文學傳統中，人的生活卻往往通過神的主宰來實現。在古希臘人眼中，上帝創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運。因此，人在世間的一切活動，都是一種神意的安排，古希臘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據説是盲詩人荷馬創作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是以歌詠氏族部落和過去歷史事實為基礎的。“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④。古希臘人在公元前12世紀初遠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進行了十年戰爭，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所寫的正是這個“英雄時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歷史，可是有荷馬史詩中，戰爭的起源卻因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愛與美之神阿芙羅狄蒂三個爭奪那個由專管爭吵的女神厄進而斯丟下的“引起爭執的金蘋果”而起。在古希臘戲劇中，像埃斯庫羅斯的《奧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戲劇的形式來描寫沒落的母權制跟發生於英雄時代並獲得勝利的你權制之間的鬥爭”，⑤但是，故事卻以“命運“和“神的判決”的方式來實現其最終結局。總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認為上帝和眾神永遠控制着人類的生活與命運，並且以這種觀念和情感進行藝術創作，是古代西方文學的重要特徵。

可是，在中國文化中，卻沒有一個像西文基督教那樣創造了宇宙和人類，而且一直干預並指導人類生活的“上帝”。中國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對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出現，而不是有意志的神發號施令，人的命運主要由人自己來把握。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種所謂“天命”的東西，但是這種“天命”決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運”，更不是神的預言或徵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惡之行的必然結果。這種觀念在周人那裏已經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在周以後的中國人看來，儘管黃帝、顓頊、堯、舜、禹、成湯、周文等傳説中的“明君聖王”都發跡於“天命”的眷顧，但“天命”眷顧他們的原因卻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們自身的努力獲得的。人的命運，或者是國家的命運靠人自身來爭取，正因為具有這種面對人類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國文化才真稱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國文學才真正稱得上是人的文學而不是神的文學。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詩集，表現出鮮明的以人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詩經》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頌·玄鳥》這兩首詩在寫到商周祖先降生時略具有神話因素沉積外，其他作品都沒有任何神祕的色彩。在這裏我們看不到眾神的足跡，也看不到神對人事的判決和預言。即使在《詩經》中保存下來的商代頌詩裏，“天命”所以垂顧商人，如《長髮》詩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這百樣的好運歸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結果。而商的中興則由於天子能禮賢下士和伊尹的幫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長髮》)。《周頌》、《大雅》中描寫周人受命於天的發跡過程，就是自後稷、公劉、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聖君不斷努力、進德修業的過程。如《皇矣》詩中所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比於文王，其德靡悔”，“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反之，當宗周面臨崩潰之時，儘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兇象，詩人仍不上戰戰兢兢禱告上天，而照樣認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對國家的興亡從人事上尋找最終的原因，並且把它訴諸詩的創作，這是周人以人為本的哲學、政治思想在文學中的最鮮明體現。

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這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脱了原始社會的巫術宗教觀念，也使詩這種文學體裁很早就從巫術宗教中脱離出來。如果説，在中國的原始詩歌中，像伊耆氏的《蠟辭》乃至甲骨卜辭中的乞雨詞，還帶有鮮明的宗教意味的話，那麼到了周代，這種原始宗教神學觀念已經被周人的實踐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詩經》中，除了頌詩這種“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佔有作品總數近十分之九的雅詩和風詩中，幾乎很少帶有宗教巫術觀念的詩作。其實，即使是在《周頌》這樣的祭祀詩中，面對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並不把自身的一切託付於神，更重要的意義是藉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業，表達自己要“不懈於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頌·訪落》一詩，《毛詩序》雲“嗣王謀於廟也”。朱熹《詩集傳》曰：“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頌·敬之》一詩中，則直寫羣臣如何在廟中勸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這裏沒有像奧林帕斯山上的眾神存在的場所，他們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並決定自己的生活，在這裏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詩歌的全部內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們是那樣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現着自己，並且以自已的創作實踐，把“文學是人學”這一在西方近代社會才真正提出的永恆命題，早在2500多年前的時代就給予了充分的表現，並且奠定了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的中國詩歌發展的民族心理傳統。它使《詩經》充滿了濃郁的人情味，使詩成為表達周人宗族倫理情感和鄉土情藴的最好形式，舉凡是他們的念親、愛國、思舊、懷鄉等各種喜怒哀樂之情，都可以在這裏得到最好的表達。它使《詩經》帶有親切的生活感，使詩成為描寫世俗生活最好的藝術，舉凡是他們的農事、燕饗、戰爭、徭役、戀愛、遊觀等各種世俗生活，都成為詩中的主要內容。它讓人看到，周人的內心生活世界，就是一個既沒有幻想錯綜的神怪故事，也沒有張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間世界。那農夫們身着狐裘的逍遙神態，武士們袒裼暴虎的矯健雄姿，情人們水邊相會的深情注目，夫妻間琴瑟好和的切切心聲，這一切的一切，都會把讀者帶進一個熟悉而又親切的世間，看到人類自身所創造的——並不是神創造的生活之美，體會到人類自身在平凡中的偉大。可以説在世界民族的文學中還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學像《詩經》那樣，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對人本身進行這樣的肯定與歌頌，從這一點講，《詩經》無愧為凝聚了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最偉大的藝術。

三、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

植根於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藴，宗法制下濃重的倫理情味和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詩經》創作的現實主義態度。

“現實主義”本是我們借用西方的名詞，它最早在文學領域裏的出現是在席勒的《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1794-1796年)這篇論文裏。在這裏，席勒是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對立提出的。作為一種現實主義創作潮流，它又特指產生於19世紀中葉，以暴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為主要特色的面對現實的創作，又被人們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點為“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進行比較寬泛的理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寫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創作，由此他們認為《詩經·國風》裏有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但我們這裏借用“現實主義”這一名詞來概括《詩經》的創作傳統，並不僅僅止於《國風》的一些創作，而是從民族文化的傳統出發，看整部《詩經》的創作者們如何立足於社會現實，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觀察生活，描寫生活，抒發情感和表現理想，並如何形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學創作精神的。

首先，我們這裏所説的現實主義，指《詩經》是直面現實的藝術。以農業生產為根本的周民族，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務實的民族。他們根據四時節令的變化來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國家。這使他們很早就認識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觀規律性，從而擺脱了自然泛神論觀念的束縛，以更實際的態度來看生活。現存《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一篇，相傳是夏代遺書。《史記·夏本紀》中説：“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不管這話是否則可靠，但《夏小正》無疑是產生極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曆順序，詳細記載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應的變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對時令氣候的比較科學的觀察與認識。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古老的反映農事生活的詩篇《豳風·七月》，最鮮明地表現了周人由農業生產實踐而產生的面對現實的創作態度。這裏沒有對自然萬物的絲毫神化，也沒有任何的虛妄與怪誕。全詩從夏曆七月初大火星開始西移的天象説起，一一敍述每一個節令農夫們的生產與生活，細備而周詳。它説明，正是農業社會的生產實踐，培養了周人的務實精神，使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賴超自然的神靈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詩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創作不符合事實，前面我們也有論述。實際上這首詩的創作遠比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農奴的歌謠。但我們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詩來教誨成王的説法。《尚書·無逸》也是周公告誡成王的文獻，開篇即言“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統治者即從艱苦的農事生活中看到“王業之艱難”，而並不把“王業”看成是上天恩賜、唾手可得的東西。面對生活進行認真的記述和描繪，從而引導和教育他們對現實採取正確的認識態度，樹立起直面對現實的生活觀念。

《詩經》是面向現實的藝術。這不僅表現為農事詩的描寫，面向現實的生活觀念使周人把詩的創作看成對自己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是現實主義的眼光使詩人對社會生活具有了最為敏鋭的觀察能力，使詩人能夠把握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素材，對各種生活現實進行深刻的提示與描寫。大至國家的宗廟祭祀、軍事戰爭、宴饗朝會、政治變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蠶桑耕耘、屯戍徭役、婚喪嫁娶、娛樂遊觀，都是《詩經》所要描寫表現的對象。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使《詩經》具有寫實和樸真特徵，具有生活的親切感，從而引導人們去關注現實，熱愛生活，批判社會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激發人們對於理想生活進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為一部生活的教科書，具有巨大的社會教育力量。

其次，這裏所説的現實主義，指《詩經》直面現實的情感抒發。中國很早就有“詩言志”的傳統，把詩歌看作表達詩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藝術形式，這也使抒情詩很早就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樣式，使中國成為抒情詩的國度。按黑格爾的話説，抒情詩和史詩不同，“正式史詩只能出現於原始時代，而抒情詩卻在民族發展的任何階段中都可以出現。”⑦但是在古希臘，抒情詩卻遠不及史詩等詩體發達。以至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這部名著裏所討論的“詩”，也僅止史詩、悲劇、喜劇和酒神頌而已。而中國卻正相反，史詩相對不發達，抒情詩卻得到高度發展。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個方面，但詩言志的民族傳統觀念和直面現實的人生態度，卻無疑會使每一個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於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對發生在他們周圍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惡判斷，從而表現出他們對策少愛憎和喜怒哀樂之情，達到文學表現社會和人生的目的。從這一角度上講，抒情詩的產生和史詩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發展和人的詩心的啟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因為同樣按照黑格爾的話説，雖然抒情詩可以產生在一個民族的各個時代，但它和史詩仍有着很大差別，“如果正式史詩的繁榮時代是在民族情況大體上還未發展到稱為散文性現實情況的時代，而最適宜於抒情詩的卻是生活情況秩序大體上已經固定了的時代。……正是由於抒情詩要求打開心胸的凝聚幽禁狀態而去容納多種多樣的情感和進行更廣闊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種已經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裏還要對詩的內心生活具有自覺性，抒情詩也愈需要一種用力得來的藝術修養。這種修養既是一種優點，同時也是主體的自然資稟經過鍛鍊和完善化的結果。”⑧儘管黑格爾在這裏所説的抒情詩和《詩經》中所包含的民間詩歌還是不相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説，《詩經》時代的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只產生民間詩歌的時代。十五《國風》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經是下層貴族的表達個人情感的抒情創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絕大部分抒情詩都是各級貴族的有目的的創作，他們都已經屬於黑格爾所説的“最卓越的抒情詩人”，他們的創作，已經標誌着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處於很高階段，周代詩人已經是有着高度文化教養的詩人，他們已經在個體的抒情詩來表現我們民族的現實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以自己敏感的詩心，把抒情的筆觸伸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裏既有對農業產生的關心，對宗族國家的熱愛，也有對敵對人的仇恨和對封建惡政的憎惡;有徵人的憂傷，也有棄婦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歡樂愉悦，也有失戀相思的輾轉徘徊;有對世族風情的欣賞，也有參與勞動的快樂等等。總之，詩人在直面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各各樣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詩中得到表現。可以説，在世界各民族中，還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產生如此眾多的抒情詩作，表現如此高度的文化修養。他們已經不是以一、二部史詩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詩的方式來揭示生活的本質、來表現歷史的內容的。他們正是以直面現實的抒情詩創作態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會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還通過自己的情感表現，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去生活;他們不但以抒情詩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質，而且還表現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觀念以及其文化品格與才具;他們不但創造了中國詩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現實的抒情詩作，而且還奠定了中國後世抒情詩歌直面現實的創作傳統。同時，他們黨政軍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説明，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現實主義抒情詩，是最有生命力、最偉大的藝術。

總結

以上，我們從植根於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藴、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等三個方面對《詩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實，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遠不止此。《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和藝術的昇華，它生成於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關於它的文化意藴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