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甫的人格魅力

杜甫他不但熱愛祖國、忠於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關心民生疾苦，而且在處世待人的方面，處處體現了“仁恕”的倫理道德。

中國古代詩人中，杜甫獨稱“詩聖”。所謂“詩聖”，不但包括詩人杜甫的詩歌思想的崇高與偉大，創作藝術的精湛與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義思想的

忠實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學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預儒家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忠實實踐儒家“仁愛”和“民本”思想原則的儒者，是唐代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思想與漢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區別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是“仁”，是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會，是一個“天下大同”的和諧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①這個大同社會的實質，就是將“仁”的思想，由對一己之家的關愛，推及他人，特別是推及一些弱勢羣體，以大愛的胸懷，關心天下百姓，建立一個幸福和諧的安定社會。這個“天下為公”的社會，一直是歷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目標，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作為一種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而存在，確是十分可貴的。這個儒家的社會理念，體現在政策的層面上，就是要“選賢與能”，讓賢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則，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於民，從而實現天下大治。周秦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私天下”的社會。統治者往往以“仁政”為幌子，實行的是“君天下”的強權政治，為了統治集團的私利，橫徵暴斂，強取豪奪，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階級的對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從而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這與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遠的。堯舜時代的推賢讓能的禪讓之風，是不可能再現了。那麼退而求其

次，能夠出現一個體恤民情、以民為本的像唐太宗一樣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籲，希望統治者能夠向唐太宗學習：“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往在》)。再次，是開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開明之君，曾開創“開元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二首》其二)開元時期的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於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盛世，是杜甫親身經歷的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安的和諧社會。只是到了開元末期以後，唐玄宗驕傲自滿，漸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進取，樂於享受，逐漸由一個開明進取之君蜕變成了一個驕奢淫逸的的昏聵之君，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

杜甫對理想的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有標準的，那就是要有一個聖明的“堯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這個“堯舜之君”顯然是以唐太宗為標準的：“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北征》)。這個較為理想的社會，一是朝中要有正氣：“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濟》)，二是要以民為本：“邦以民為本”(《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三是要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潔、辦事公平：“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納諫：“端拱納諫諍，和風日衝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節儉約身，不能奢侈腐化：“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團結，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時艱：“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諸葛廟》)，八是社會和平安定，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這個理想的社會，在唐代天寶時期，愈去愈遠，到了安史之亂後，更是蕩然無存。但杜甫為了實現這個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念茲在茲，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沒有機會實現這個理想，就寄託於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二、杜甫是先秦儒家理想主義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杜甫從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奉儒守官”(《進雕賦表》)，“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因此，他對儒家的教義是嚴格遵守，並身體力行的。

作為一個詩人，他首先是在詩文中宣揚儒家的“仁”的理念。孔子曰：“仁人”②，孟子曰：“仁者愛人”③。杜甫以儒家的“仁人”之心，來宣揚儒家之道。一是希望最高統治者要懷有仁義忠恕之道：“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壯遊》)這裏的聖哲是指皇帝，他認為，只要最高統治者能夠實行仁政，體恤民瘼，天下就能重新出現天下太平安樂的社會局面。杜甫希望統治者“爐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有事於南郊賦》)，以仁義之心，治理國家，任用賢能之臣，以實施仁政的政策。二是要求大臣們要懷有仁者之心。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説：“聖人筐篚恩，實願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意思是説，皇帝賞賜大臣的目的，是讓大臣們盡心治理好國家，如果臣子們忽略了皇帝的本意，這豈不白白糟蹋了君上的賞賜?朝廷中懷有仁心的大臣們，應該在接受賞賜後，更加小心謹慎，為國盡力。杜甫希望大臣們懷有仁者之心，能夠為百姓實行仁政。 　　為此，杜甫希望君是堯舜之君，臣是稷、契之臣，讓仁義之風遍行天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許心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他心中理想的君臣形象。在他的一篇文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元輔，必要之於稷。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其五)杜甫的最終目的，是將“仁”字落實在天下“蒼生”的身上，讓天下百姓沐浴在“仁”的光輝裏，過上太平安樂的好日子。

這種儒家的至仁大愛思想，杜甫不僅是説在口上，而且還落實在自己的行動上。表現在他對國家民族、社稷蒼生及對父祖、兄妹、妻兒和親戚、朋友的態度上。

杜甫的忠君愛國，是有口皆碑的。關於忠君的問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君是國家的象徵，忠君並不是壞事，問題是忠於什麼樣的君。有人引蘇軾的話“一飯未嘗忘君”④，説杜甫是愚忠，這話頗有偏頗的。杜甫所忠的君是“堯舜”之君，是聖明之君、開明之君，而不是昏君和暴君。當唐玄宗或唐肅宗所作所為，代表國家民族和百姓利益時，杜甫是擁護他們的，當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符合以上原則時，杜甫則堅決表示反對。在天寶時期，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加重剝削，生活奢侈腐化，杜甫就用詩歌對他們的錯誤政策和腐朽作風進行揭露和批判。他在《兵車行》、《麗人行》中，深刻揭露了唐玄宗不顧百姓死活進行擴邊戰爭所造成的“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和“邊庭流血成海水”的嚴重後果，對“武皇開邊意未已”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而對楊國忠姊妹腐化墮落、兄妹亂倫的無恥生活，做了無情的諷刺和批判。安史之亂後，杜甫身為左拾遺，卻不一味地從上，在朝中敢於諫諍。為疏救大臣房他險些丟了性命。在任華州司功參軍時，他所作的“三吏”、“三別”詩中，對唐肅宗以殘暴的手段，到處強行抓兵拉的暴行也給予批判。他還對“關中小兒亂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其一)即唐肅宗信用李輔國一類的小人及容忍後宮干政等軟弱無能的行為，做了尖刻的嘲諷。由於他敢於“逆鱗”諫諍和直陳正直之言，終被皇帝罷官。這些都説明，杜甫不是愚忠，他所忠的是明君，而不是不聽諫言的昏君。他忠於國家社稷和民族，在安史之亂國家將於傾覆之際，他雖身陷於安史亂軍所佔居的長安之中，卻千方百計逃出，投奔肅宗行在，要為掃平安史叛軍、收復大唐國土出力，顯現出他熱誠的愛國之心，以他的實際行動來演繹他的愛國之志。

杜甫還以他的大愛之心，關切黎民百姓的甘苦和冷暖。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特別關注底層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在唐玄宗的盛唐時期就寫出了像《兵車行》、《前出塞》、《後出塞》和《秋雨歎》等這樣的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安史之亂後，杜甫更進一步深入民間，他的立場與民眾更加接近，思想上也縮短了距離，對平民百姓的苦難生活更加了解和同情。如當他回奉先縣探家時，一進門就碰上幼子餓死的慘景，但他的憂憤不僅僅停留於自身，而是將之延伸到廣大下層人民身上：“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以致“憂端齊終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在思想上飛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杜甫對安史叛軍對和平安定生活的破壞、官府的壓榨所造成的民不聊生、遍地瘡痍的現狀，十分憂慮和關心，他對夔州頭髮半白、為生活勞累奔波年近五十還未能出嫁的負薪女、無食無兒仍被搜刮一空的寡婦，洞庭湖畔天寒網凍無魚可打的漁父、“割慈忍愛還租庸”賣兒鬻女交租税的農民等，都充滿了同情，寫出了《白帝》、《又呈吳郎》、《歲晏行》、《蠶谷行》等大量前人未曾寫過的同情人民的詩篇，成為時代的呼聲和貧苦大眾代言人。杜甫雖身處困境，但因與苦難深重的黎民百姓同甘共苦，心感身受，因此，當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之時，才能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呼聲，正是這發自內心的感受和真誠的願望，才能超越時空，感動着千百萬讀者的心絃，產生了強烈的迴音。

杜甫不僅對本民族人民十分關愛，對敵對異族政權的士兵也充滿着仁愛之心。如在對敵作戰時要“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九首》其七)這些話閃耀着人道主義的光輝。

他的仁心也惠及到了雞蟲一類的一切有生命的動物。杜甫有《舟前小鵝兒》、《白小》、《觀打魚歌》、《花鴨》、《縛雞行》、《枯棕》、《枯楠》、《楠樹為風雨所拔歎》等詩，從中可以看出杜甫是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的好友，他很關心小鵝兒的生命安全，唯恐它們為狐狸所害，對水中的魚兒也充滿了愛心，分食給魚兒吃，勸阻獵人不要殺害大雁，為雞蟲的得失反覆衡量，為樹木的榮枯而或喜或悲，因桃李花被風所摧而傷感。這是儒家仁愛之心與墨家兼愛思想、佛家普渡眾生思想的結合，已遠遠超越了儒家的宗族思想的樊籬，上升為對生命的敬畏與惠濟眾生的大愛。

在對待先人的態度上，杜甫是一個能承繼祖先遺志，將祖先的事業發揚光大的好子孫。杜氏家族有着悠久的“奉儒”傳統，他的十三世祖杜預的著作《春秋左氏傳集解》中就有許多重民、利民、恤民、宜民、愛民的觀點。如“夫民，神之主也”(卷五)、“上思利民，忠也”(卷五)、“宜君有恤民之心”(卷八)、“顯令德，宜民、宜人”(卷一七)、“明德君子，必愛民”(卷四五)等言論。杜甫忠實承繼了“奉儒”傳統，將儒家的“人本”主義和“民本”思想，付諸實踐，率先將儒家的基本理念，化為實際行動，與唐代的賈至、李華、獨孤及、元結、蕭穎士等一大批覆興儒學的先行者，遙相呼應，將盛唐後期的頭腦膨脹、耽於幻想的理想主義文化思潮，成功地轉型為富有理性、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文化思潮，將已處於邊緣化的儒學，逐漸復歸於正統的位置，成為唐代韓愈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同時他又繼承其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將初唐所創造的律詩，從思想內容上加以充實擴展，從藝術形式上加以全面提高，將其發展為最能代表唐詩特色的近體詩，完成了唐代律詩(尤其是七律)的最後定型和範式，成為唐代乃至中國古代最為傑出的詩人。這是杜甫對其家學――儒學和詩學的最大的貢獻。 　　杜甫對其家族中的人，懷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繼祖母盧氏，天寶元年杜甫為其作《假山》一詩獻壽。天寶三載他的繼祖母在陳留去世，其時其父杜閒已卒，杜甫和家人將其柩接至偃師祖塋與其祖父之墓合葬。並以父親名義寫了《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表示哀悼。開元末年，杜甫的父親杜閒為兗州司馬，他到兗州前往侍親。開元二十九年(739)，其父去世，他在偃師土婁舊莊築室為父親守喪。杜甫從幼年喪母，其父將其送於洛陽仁風裏二姑母家寄養。他對這位二姑母有很深的感情。天寶元年杜甫二姑母去世，杜甫為其二姑母寫祭文《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在祭文中表彰二姑母為保護自己，而致其親子夭殤的義舉，稱其為“有唐義姑”;又在祭文中為其叔父杜並的“孝童”事蹟大力宣揚。

杜甫一生與妻子楊氏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天寶十四載(755)，杜甫赴�州探親，為妻子兒女帶去一些衣物和化粧品，緩解家境貧困。安史之亂後，杜甫身陷長安期間曾作《月夜》一詩，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之情。杜甫棄官西走，逃難飄泊於秦州、同谷、成都、夔州、長沙、衡州等地時，楊氏一直陪伴着他，與他共度時艱。杜甫曾寫了許多詩，來表達二人的相親相愛之情，稱她為“老妻”、“山妻”，如“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進艇》)、“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江村》)等，他將自己與妻子比喻為“並蒂芙蓉”和“相親相近水中鷗”，可見其伉儷情深。在唐人詩中，是很少寫及夫妻之情的，獨老杜對妻子情有獨鍾，在詩中屢次表達他與妻子的恩愛和患難之深情，是個好丈夫。

杜甫作為一個父親，對他的子女可謂是舔犢情深，是個好父親。杜甫在《北征》中説：“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那時孩子幼小不懂事，“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杜甫也不惱，陪他們一起玩。後來在關中逃難時，途中無東西可吃，以至於“痴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使杜甫十分心疼。杜甫的大兒子叫宗文，又名熊兒。二兒子叫宗武，又名驥子。宗文喜歡勞動，杜甫經常讓他做些家務和農業勞動，如樹雞柵一類的活兒。宗武是一個想子承父業的孩子，從小聰明伶俐，向杜甫學作詩。杜甫誇獎他説：“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遣興》)。杜甫教宗武學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又示宗武》)，教他讀文選，要他“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杜甫希望宗武將來能夠接續他的詩家傳承，教導他非常耐心。其望子成龍之心，與普通人沒有兩樣。

杜甫對待兄弟姊妹，也堪為榜樣。杜甫在家居長，有四個弟弟，名叫杜穎、杜觀、杜豐、杜佔，一個妹妹，嫁與江東鍾離韋氏，其弟妹五人都是繼母所生。但杜甫都視如一奶同胞，可謂棣華情深。安史之亂後跟隨杜甫逃難西南的只有杜佔一人。其他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分散在河南道的濟州、許州，江東的越州和淮南的鳳陽。杜甫十分思念他們，經常在詩中提及對弟妹的牽掛和思念。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三、其四、《月夜憶舍弟》、《恨別》、《野望》等，可見其手足之情深厚。此外，他還對從弟、表弟等人也很關心。如他一個從弟死於兵亂，他作詩沉重悼念。與從弟杜位，經常來往。後來，因杜位是李林甫的女婿，楊國忠掌權後，將他貶到嶺南，杜甫對他的處境十分同情，曾寄詩安慰。由此可見，杜甫是一個手足情深的好兄長。

杜甫對手下做事的僮僕，也充滿了仁愛之心。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奴僕是沒有人權，得不到尊重的，經常受到主子的打罵，甚至於沒有生命保障。由杜甫詩中可以瞭解到，杜甫晚年曾有阿段、信行、伯夷、辛秀、阿稽等僕人，杜甫對這些僕人，當作家人一樣看待。《示獠奴阿段》、《信行遠修水筒》、《課伐木》等詩，杜甫對僕人們幫他修水筒、伐木都心存感激，不僅慰問犒勞，還寫詩作謝。他善待下人，仁心可佩。

在鄰里關係方面，杜甫也處得很好。在他的妻子兒女寄居在羌村時，他回家探親，鄰里都前來看望他：“手中各有攜，傾�濁復清”，杜甫對鄰里的熱情照顧非常感激，高歌一曲為之感謝：“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羌村三首》其三)。在成都草堂時，他的南鄰朱山人是個隱士，杜甫和他很説得來，戲稱他為“錦裏先生”。二人常相來往，還一起乘舟漫遊直到月照當頭才回家：“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南鄰》)。有時城中有人來訪，他還順便邀他到家裏陪客飲酒：“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客至》)。

唐人很重視交遊，杜甫所交遊的朋友，有長輩也有平輩，有官吏也有平民。長輩中有北海太守李邕、鄭州刺史崔尚、豫州刺史魏啟心、河南尹韋濟，這些人都對杜甫有過讚譽和提攜，杜甫對他們有着由衷的感激。房�、鄭虔、蘇源明、賈至、嚴武，與杜甫都是一個政治集團的，相交甚密。在詩界的朋友有李白、高適、岑參、王維、裴迪等盛唐著名詩人。此外，杜甫與三教九流、隱士農夫等人都有交往。如大雲寺僧贊公、東蒙道士元逸人、焦鍊師、隱士範十、孔巢父、處士衞八、朱山人、斛斯融及成都附近的老農等，交遊十分廣泛。其中與杜甫關係最密切的友人，有李白、高適、李邕、鄭虔、嚴武等，不管他們是窮是達，杜甫與他們的友誼都始終如一，有着至死不渝的生死交情。

對於友人的幫助，杜甫總是心懷感激，念念不忘。他在戰亂中，與少時的朋友衞八相見，受到了熱情的招待：“昔別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驅兒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贈衞八處士》)。杜甫在逃難中，全家人在野地裏走了好幾天，又被大雨淋透了衣裳，又冷又餓，在彭衙這個地方，為好友孫宰所接待：“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彭衙行》)。他受人之惠，總是報之以詩，給予宣揚，以表他的感恩之情。友人王倚在其病後請他到家吃酸菜、嘗酥餅、吃肉飲酒，他報之以詩(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鄰人阮居士給他送來野蒜(《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他贈之以詩;“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他都用詩來表示感謝，這就是杜甫，一個心銘感恩的杜甫。 　　三、杜甫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人格的完美體現者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以儒立身，以釋、道為輔。杜甫雖也受到釋、道思想的一些影響，但他所身體力行的主要是儒家思想。清人劉熙載説：“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⑤。“仁”是儒家學説的核心價值和理念。是對儒者的根本要求。其他的義、禮、智、信等，都是以仁為基礎和出發點的，並歸結於仁。而仁的定義就是“仁者愛人”⑥。儒家對讀書人的要求是以儒家的仁的思想來修身養性：孔子説：“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就是説，作為個體的人是學習和實踐仁的主體。儒家認為，每個儒者，都要由修身做起，然後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由近及遠地將仁推廣擴大，以實現一個社會和諧的大同社會。這是一個將仁由個體(主體)推向社會(客體)，由內向外的實現過程。杜甫正是一個真正的儒者和仁者。杜甫是由小我到大我，從小家到大家，從家庭到國家和民族，由個人到社會，來擴展和實現他的仁愛之心。他的一切活動正是從自己的仁愛之心出發，由家→族→朋友(包括鄰里)→國家(包括君)→民(本民族和外民族)→眾生依次向外擴展。事事處處都是以自己的仁愛之心來對待處理，最終以實現一個家家安居樂業，社會和睦太平的和諧社會，甚至實現一個與自然萬物和諧的宇宙。

因此，杜甫在對待家的態度上，對先祖的奉儒傳統和祖父杜審言的詩學傳統，加以發揮和拓展;從家族傳統上來説，可謂是詩禮傳家、光耀門楣，不辱祖風，是最大的孝。杜甫對其父杜閒，他到父親的兗州任所趨庭親侍，代父為祖母辦喪事，寫祭文，可謂是克盡孝道。對其弟、妹，他在戰亂中，十分關心他們的安危和生活，極盡思念關切之情，可謂是手足情深。對其妻子，他忠貞不二，相親相愛，相伴終生。對其子女，他關懷備至，在患難中護犢情深。對於族輩和親戚，他對長輩敬愛有加;對平輩，也很講情分，講親情。對於朋友，他忠於信用，不管對方窮達，都始終誠信如一。對於下人，他始終都能以親人相待。對於鄰里，他和睦相處，有里仁之美。對於國家和民族，他忠君愛國，深明民族大義，堅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利益。對於百姓，他以民為本，將仁心推及普通百姓和下層的弱勢羣體，反映他們的要求和呼聲。他甚至還將他的關愛推及到敵對的異族士兵身上，表現出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更為甚者，他還將他的愛心惠及動植物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其仁心可謂至矣。總之，杜甫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境遇，都時時處處地為他人着想。杜甫的人格在古代詩人和知識分子中，是高尚的、完美的，堪為世人的典範，他以自己的詩歌創作和實際行動，高標準地實踐了儒家人倫道德，稱之為詩聖，是當之無愧的。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後代人甚至於外國人那麼地尊敬他的原因了。宋代的王安石稱道杜甫説：“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杜甫畫像》)南宋詩人陸游也極稱讚杜甫的思想和為人，把他看作是一個能“開太宗業”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説杜甫道：“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諮。”(《讀杜詩》)南宋的理學宗師朱熹，把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范仲淹並稱為古今以來“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見《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愛國主義志士文天祥，曾在獄中集杜詩二百餘首，用杜甫精神來激勵自己的愛國情操，並説：“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讀杜詩・自序》)近人梁啟超稱杜甫為“情聖”，郭沫若也認為杜甫是“詩中聖哲”。

國外的很多學者也為杜甫的詩歌和人格所感動。日本著名中國文學史家吉川幸次郎、當代韓國學者李丙疇、美國現代著名詩人雷克斯羅思、俄羅斯學者葉・謝列布里亞科夫等人都深為杜甫的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為杜甫的偉大品格所感染。雷克斯羅思説：“我三十年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較為高尚的人。”由於杜甫高尚的人格，偉大的精神，與對世界文化的傑出的貢獻，他在19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被確定為世界文化名人，於1962年――杜甫誕生的1250週年，在世界各地舉行紀念杜甫的活動。

杜甫的人格魅力，來源於其思想的偉大，他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今天來紀念杜甫，不僅要繼承發揚他的詩歌的優秀傳統，還要繼承他高尚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努力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讓仁愛的光輝普照宇宙和人間。當然，我們還不要忘記，杜甫還有他人格的另一個方面――嫉惡如仇。他嫉恨一切假惡醜的東西，如他痛恨安史叛軍“殺戮到雞狗”(《述懷》)的殺人罪行，他嫉惡貪官污吏“橫索錢”的貪腐行為和“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窄”(《驅豎子摘蒼耳》)對人民的過度剝削，他痛恨軍閥們的“縱暴略與羌渾同”(《三絕句》其三)的殘民暴行，他憎惡“當面輸心背後笑”(《莫相疑行》)的兩面派行為，正是這些假惡醜的東西，影響和阻礙着杜甫救國救民的仁愛之心和真善美的理想社會的實現：“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所以，致仁和嫉惡，是杜甫人格的兩個方面，嫉惡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仁。杜甫的人格精神，需要我們用新的眼光，去重新加以讀解闡釋，並加以繼承和發揚，讓我們的神州大地和人間世界，更加美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