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沉鬱頓挫”風格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杜甫的“沉鬱頓挫”風格，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閲讀。

杜甫是一位繫念國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詩人。他的詩歌風格是怎樣的呢?

《登高》《蜀相》兩詩，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風格亦可以“沉鬱頓挫”一詞概括。關於這一點，前人早有論述。胡應麟稱《登高》“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詩菽》)，紀昀稱《蜀相》“忽變沉鬱，魅力極大”(《瀛奎律髓匯評》)。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鬱”表現於下列三方面：

內容上的厚實豐滿。無論是描摹現實，還是勾勒歷史，杜詩都表現出厚實的思想內藴和凝重的歷史意識。《登高》中的“艱難苦恨”四字，包含着鬱積難舒的愛國情感和排遣不開的羈旅愁思。不僅僅寫出個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鬢毛早衰止酒停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社會的動盪不安滿目瘡痍，人民顛沛流離受盡苦難。作者的悲情凝聚於這四字之中，鬱結深厚而寄慨深廣。

情感上的起伏迴旋。杜詩中的情感表達不是平鋪直敍的，而是有着隱顯緩急的變化。《登高》首句“風急天高猿嘯哀”，如來自天外，將詩人的“悲秋”情緒展現於讀者面前。“渚清沙白鳥飛回”又語勢舒緩，彷彿令這悲情受到限制。“無邊落木蕭蕭下”，又將詩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個新的層次。“不盡長江滾滾來”滾滾而來的“長江”展現的開闊遼遠的境界，又彷彿緩衝了這段悲情。通過對景物的描繪，可以揣摩到詩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聯：“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詩人點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其間妙筆天成的一個“尋”字，使得一問一答巧相連屬，寫出了初至成都的詩人尋覓遺蹤的急切情緒，給人的印象充滿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頷聯的情感卻起了急劇的變化，“尋”的結果是祠廟的寂寥冷落悄無人跡，詩人形單影隻而來，又孤寂傷懷而返。這就形成了一種情感上的落差。詩人傾吐的情感不是一覽無餘的，而是起伏張弛迴旋的。

表達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將充沛的感情隱藏於心靈深處，九曲迴腸衝撞旋轉，並不肆情宣泄傾瀉無遺。《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讀者從作品中讀到的.是一個兀立高台的窮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鬱深沉而並不過分，悽苦冷落而不見消沉。《蜀相》首聯用一設問句，突出詩人問路尋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給讀者留下懸念。可是步入祠堂，詩人不寫殿宇高大、塑像凜凜，獨獨扣住那“映階春草”“隔葉黃鸝”做足文章，字字寫景，卻又字字含情，可謂含蓄藴藉，“別有深意在其間”。

“沉鬱之中，運以頓挫，方是詞中最上乘”(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七)。不獨是詞，詩亦如此。《登高》《蜀相》語言形式的“頓挫”除了音節上的鏗鏘嘹亮，詞句上的精練警策外更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章法上開合變化。東方樹《昭昧詹言》論《登高》章法：“前四句景，後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變化筆法。五、六接遞開合，兼敍點，一氣噴薄而出……收不覺為對句，換筆換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寫景，作者的主觀感受與景物的客觀特徵達到和諧統一，產生的藝術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詩句可比擬。後四句的抒情，則將萬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發。最後卻令人頗感意外地落筆於“新停濁酒杯”這一生活細節上，縱橫開闔變化自如。正這是這種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勢波瀾橫生，也令情感的表達深厚凝重。

結構上的迴環照應。《登高》一、三兩句相承寫山景，二、四兩句相承寫江景，五、七兩句相承寫悲苦，六、八兩句相承寫多病。照應之妙，實不多見。首、頷二聯寫景，引出“悲秋”，頸、尾二聯寫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環環相扣渾然一體。《蜀相》首聯“何處尋”三字為全詩讚頌、痛惜之辭預留伏筆，此為一折。頷聯以“碧草”“黃鸝”兩個特寫鏡頭，反襯英雄悲情，此為二折。頸聯胸臆直瀉，以凝練之語概括諸葛武侯千秋功業，此為三折。經此三折，詩人方揭出點睛之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凡用頓挫，必不平直，從兩詩結構上的起承轉合迴環照應，正可見杜詩運筆之頓挫風格。

拓展：杜甫的生平

年少優遊

杜甫因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着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時代曾數次漫遊。十九歲時，他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他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杜甫遂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遊。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為樑宋之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四載秋，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衞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門即聞哭泣，原來稚子餓死。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次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説了肅宗即位，立即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鳳翔)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詔三司推問，幸賴宰相張鎬救免十二月肅宗召回杜甫復任左拾遺。

杜甫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台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歎和憤懣。

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着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脱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歎》和《夏夜歎》，憂時傷亂，詠歎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兩年後，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770年)，詩人病死在衡陽市湘江的一隻小船中。

在他最後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着“生涯似眾人”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