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論書詩的藝術審美

杜甫在其論書詩《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了“書貴瘦硬方通神”這一著名的命題，從詩中，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崇尚古典主義的藝術審美傾向，以及追求自由、嚮往靜心的審美情懷。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杜甫論書詩的藝術審美，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縱觀唐代，作為詩歌發展的高峯時期，此時期的詩歌數量眾多，水平很高，且題材廣泛，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書法在唐代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楷書、行書、草書、隸書、篆書各種書體都名家輩出，影響深遠。為此，李澤厚先生説：“在中國所有藝術門類中，詩歌和書法最為源遠流長，歷時悠久。書法和詩歌同在唐代達到了無可比擬的高峯，既是這個時期最普及的藝術，又是這個時期最成熟的藝術。正如工藝和賦之於漢，雕塑、駢體之於六朝，繪畫、詞曲之於宋元，戲曲、小説之於明清一樣。它們都分別是一代藝術精神的集中點。唐代書法與詩歌相輔而行，具有同一審美氣質。”論書詩如同一座橋樑，把詩歌和書法這兩座高峯聯繫起來。“論書詩是指那些能夠反映同時代的書法審美觀念、折射書法創作思潮、透露書壇活動信息、以歌詠書法作為創作主題的詩歌。其中既包括純粹評論書法之詩，亦包括那些雖是歌詠書家和文房四寶，內容卻能涉及書法審美思想的詩歌。”唐朝以前，詠書論書多用辭賦的形式，從唐朝開始，以詩歌論書漸成風尚。 “詩聖”杜甫寫的論書詩數量眾多，影響深遠，是唐代論書詩發展的重要人物。杜甫一生寫了三千多首詩歌，在流傳下來的一千四百多首詩中，有一百餘首涉及書法，形成了獨特的書法美學思想，在唐代論書詩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的“書貴瘦硬方通神”的觀點，更是對唐代書風產生巨大影響，而且一直延續到後世，被書家奉為信條。

一、追求藝術的復古，崇尚現實主義和古典主義

作於大曆元年春以後的《李潮八分小篆歌》，當是體現杜甫藝術審美觀的代表作品之一：

蒼領烏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陳倉石鼓又己訛，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漢蔡豈，中間作者絕不聞。

峯山之碑野火梵，棗木傳刻肥失真。

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

惜我李蔡不復得，吾甥手潮下筆親。

尚書韓擇末，騎曹蔡有鄰。

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全，蛟龍盤拿肉屈強。

吳郡張斯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豈如吾甥不流宕，永相中郎丈人行。

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呼潮乎奈法何。

杜甫在詩中極力讚頌和推崇李潮八分書，小篆書能直追秦漢，把李潮與前代李斯、蔡邕二位大家相併提，並用當時的八分書大家韓擇木、蔡有鄰來作陪賓。其中雖不能排除有答外甥李潮“求我歌”而作此歌詩的需要之因，但其真正的目的也是明顯的，即推崇篆、八分。這是一種“復古”的傾向和主張。很明顯，杜甫詩中對自蒼領以來漢字歷程的幾度演變中的歷代書家獨鍾李、蔡二位極擅小篆、八分書者，而對其他書家“絕不聞”，其原因已表達得相當直接，即當是書法觀念這一根本性問題――小篆、八分乃秦、漢兩代書體之正宗，與之相比，其間其後相繼出現的章草、今草乃至盛唐突現的狂草，在老杜眼裏雖然流宕雄壯，但已非正宗。因此，杜甫在詩中豪邁地提出“書貴瘦硬方通神”這一崇尚現實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審美尺度。

二、以瘦硬為美，探求靜心與自由

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確提出了他最為著名且對後世影響極大的書學觀點――“書貴瘦硬方通神”，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杜甫十分強調筆鋒的力量，最欣賞“瘦硬”的風格。韋續《書品》言：張彪草書“如孤峯削成，藏筋露骨，與孫(過庭)、鄔(丹)並稱”。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杜甫崇尚瘦硬，提倡骨力。那麼，如何更好的理解杜甫詩中所説的“瘦硬”呢?可以認為，“指的是洗淨鉛華、骨氣蒼勁的力度美，書法要筆力堅實而不是軟弱無骨，從而達到‘劍戟相向’、‘盤屈強’的效果。歷代書家所講究的執筆、行筆等方法， 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力的表達、美的創造，杜甫對於書法美學這一真諦的理解是比較透徹的。”晉衞夫人《筆陣圖》則雲：“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從詩歌到書法，從藝術到人生，杜甫都崇尚瘦硬，讚賞骨力。

歷代書家都強調創作狀態的靜，如漢蔡邕《筆論》雲：“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蔡邕強調的就是創作狀態的靜，心浮氣躁則不能創作出理想的作品。書聖王羲之亦云：“夫欲書者，先幹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在王羲之看來，凝神靜思也是創作的必備條件。唐太宗李世民也認為靜心是創作的必然準備：“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對於創作者來説，這種心理準備是非常重要的，“它壓抑了日常的實用態度和認知態度，使欲求與認知衝動得以遲緩;另一方面，它激活了審美感官感受力的敏鋭性，使主體心理集中於對象外觀，呈現出急切追求對象的攝取狀態，與對象相互擁合的強烈意象。”靜的目的不是陷入沉寂，而是排除干擾，為創作做準備。做好準備後創作者才能進入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創作狀態。早在漢代，蔡邕就指出了自由的創作狀態對書法創作的重要性：“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如果書法創作中沒有不受羈絆的真情，沒有創作的衝動，即使用最好的中山兔毫製成的毛筆，也無法取得最佳的創作效果。因為真正的創作的衝動必須來自藝術家內心，“真摯強烈的情感是一種強大的創作動力，推動着創作主體積聚和調動各種機能因素，迅速進入激情澎湃、情緒高漲的創作境地。”童慶炳先生説：“文學創作常常需要作家進入自由的、無拘束的、興之所至的創作心境之中，在這種心境中，作家的創作活力才能充分地被調動起來。”韓成武先生指出，“根據現存的文獻資料，應該説，是杜甫首先揭示出‘創作心態寬鬆自由’這一藝術規律的。”因此韓成武先生將“首次提出‘創作心態自由論’”與“提出‘瘦硬’為美的審美主張”等並列為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十個創新之舉。康德在其《判斷力批判》中指出，藝術之所以有別於手工藝，藝術家之所以有別於手工藝者，是因為藝術是自由的，而手工藝則“也可以叫做掙報酬的藝術。”他認為，“人們把藝術看作彷彿是一種遊戲，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達到了這一點，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藝卻是一種勞動(工作)，這是本身就不愉快(痛苦)的一種事情，只是通過它的效果(例如報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而它是被強迫的。”只有抱有一種遊戲的而非功利的態度，才能真正進入創作的自由王國，從而達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在這一點上，杜甫與康德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結語

綜上所述，杜甫論書詩中涉及的“復古”、“自由”、“瘦硬”等藝術審美觀點，對唐代詩歌內容題材的豐富性上，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同時，也對中國書法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為唐以後的書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鑑和啟迪。

杜甫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

一、在思想內容上

杜甫詩歌現實主義核心是關注人民疾苦，主題是忠君、愛國、愛民。

（一）關注民生疾苦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核心內容。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的詩歌具有較強的現實性和人民性，是中國古典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典範。他敢於接近勞動人民，也喜歡勞動，甚至願為廣大人民的幸福而犧牲自己。在安史之亂前後的特定歷史背景下，杜甫的仁政愛民思想是通過憂國憂民的特殊形式表現出來的。他的喜憂是隨着時勢的變化而顯露出來。詩人在《春望》中透露出強烈的愛國情感。《洗兵馬》對國家整體形勢的.轉危為安表示無比的興奮和樂觀。詩人在擔任左拾遺時，更是忠於職守，勤於國事，如《春宿左省》“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在《蜀相》中緬懷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抒發壯志未酬的悲傷。《諸將》五首和《秋興》八首，痛感朝廷沒有遠見，將帥平庸無能，並對藩鎮擁兵割據的現實深懷憂慮，悲歎自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十年長安的蹉跎困頓生活，使杜甫更能深入地體察民疾。在他的詩行中形象地描述了百姓遭受苦難的根源：一是賦税太重，二是官吏貪污盤剝，三是統治者奢侈浪費。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也更加深了杜甫的憂慮。

（二）忠君、愛國、愛民的儒家思想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思想主題。杜甫雖然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聖，野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皇帝，但仍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對皇帝存在着很大的企望，希望通過皇帝“下令減徵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使國家走向強盛。杜甫在多年飢寒的生活體驗中，更同情人民。有時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就忘記了自己，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飢已卒”的情況下，他想的卻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隸征伐……默思夫業徒，因念遠戎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發出了寧願“凍死”來換取普天下窮苦人民的温暖這樣的宏願。

二、在表現手法上

杜甫詩歌現實主義創作的藝術特色重在抒寫現實人生，感事與寫意有機結合，形成了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

（一）以小見大，通過細節描寫來揭示生活的本質，呈現社會歷史的整體風貌。例如，“三吏”、“三別”以組詩的形式，通過具體事件來顯示世情。《石壕吏》描述了動亂年代官府用非常手段“夜捉人”去“急應河陽役”的特殊事件。反映了一家之中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逾牆，婦夜往的悲慘現實生活。在安史之亂時期，不僅村野老婦要上戰場，連十八以下的中男（《新安吏》），“子孫盡亡盡”的老翁（《垂老別》），剛從戰場“歸來尋舊蹊”，又遇“家鄉既蕩盡”，“人身無家別”的獨身漢（《無家別》），“暮婚晨告別”（《新婚別》）的新郎都要上前線，一個個具體的事件組成一幅巢代傾無完卵的社會文體圖景，形象地呈現了安史之亂中唐朝的社會現實。杜甫詩歌以小見大的寫法體現在經細節描繪來揭示生活本質。

（二）因敍聲感，因感生議，感事與寫意有機地結合。杜詩因事生感，推己及人及世。詩人在回奉探家時，耳聞目睹華清宮內君臣宴樂而聯想到“寒女”的置帛納税；由聽説達官貴人生活的驕奢而概括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對立的社會現象；又由自己“入門聞號啕，幼子飢憶卒”的遭遇聯想到自己享受“生常免租税，各不隸征伐”的待遇還如此辛酸，平民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因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又呈吳郎》替打棗的寡婦向吳郎求情。他將心比心，深切地感受到四海塗炭的時運給百姓造成的災難。他富感於敍。如《兵車行》詩人對統治者開邊政策的否定和對民生痛苦的同情，完全寄寓在咸陽橋邊送別徵人，“道旁過者”與“行人”的問答，青海邊古戰場新鬼喊冤舊鬼哭的描寫敍述之中。如在《春望》一詩中，詩人把安史之亂長安陷落的國事虛化為一年一度的春景，詩人觸景生情，感慨萬端。

（三）百轉千回、反覆詠歎的內心、思想情懷抒情方式，形成了以沉鬱頓挫為主導的藝術風格。如《北征）自己離別朝庭的憂慮，沿途所見田野的荒蕪，戰爭白骨遍地，百姓受難的景象，家中飢寒交迫的情形，思慮國家借用回紇兵力平叛以求時局的變化，表達對肅宗中興的期望，感情深沉複雜，憂慮中有諷刺。《自京赴奉先縣五百字》、《壯遊》、《洗兵馬》、《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等，都通過這種百轉千回的抒情方式抒發出豐富複雜、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懷，形成了杜甫詩歌的沉鬱頓挫的主導風格。

三、在文學史上

杜甫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佔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

杜甫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並把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階段。杜甫繼承了古體詩的創作成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擺脱了樂府古調的拘束。在表現手法上，大量運用描寫、敍述、議論的表達方式，概括典型事件的場景，描寫真實的生活細節和刻畫人物的心理，記敍與議論相結合，溶抒情於敍事中等。他掌握和利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創造性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典範。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説杜甫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其中之一則是“杜詩無所不入”，凡是別人能寫文章的素材，杜甫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他還廣泛地吸收前人成功的藝術經驗來提高自己的創作水平，擷取了《詩經》、《楚辭》到漢魏六朝以及同時代的文學成果，總結豐富的社會人生閲歷，使詩歌內容博大精深。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學習古人，本着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開創新題，直接開創了中唐新樂府的先聲，為後代詩人指出了一條通向現實、通向人民生活的創作道路。

四、杜甫是我國封建時代中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他繼承了《詩經》、樂府以來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並將其加以發展和提高。他以進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藝術，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國家的重大事件，描寫了各個階級和階層的生活真實，表達了廣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從而揭露了自開元、天寶以來將近四十年間的那個動亂時代的歷史面貌，為我們創造了“千匯萬狀”的詩歌作品，把我國現實主義的詩歌藝術推上一個新的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