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歸隱的真相

無論在學習、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看到過許多經典的古詩吧，古詩準確地來説應該叫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那麼什麼樣的古詩才更具感染力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陶淵明歸隱的真相，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陶淵明歸隱的真相

一般認為，陶淵明的辭官歸隱，是詩人不能“適俗”的個性決定的。真的是如此嗎?陶淵明與此相關的自述都是真話嗎?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瞭解陶淵明與東晉後期政治的關係。

《宋書》卷九十三《陶潛傳》：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但束帶面見上級長官，在晉宋時代是通例，為何陶公如此難堪?這能構成他辭官歸隱的原因嗎?因為無論何時何地，辭官歸隱對每個知識分子來説都屬於重大的人生選擇。我們試讀《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序》的相關自述：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一，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脱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為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困難，掙點錢花，因為他實在是太窮了;

(二)出任彭澤令是自己主動求官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他託了族叔陶夔的關係向“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説“家叔以餘貧苦”的“苦”是“告”的訛字，極有見地，這正是校勘學所謂“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諸侯”正是“告”的對象。按照現在的幹部選拔制度，這種“走後門”的行為是典型的違法亂紀，但在六朝時代卻是慣例。所以從表面看，陶公此舉實在未免俗氣，與其不願束帶面見督郵並因而辭官的血性之舉相比，簡直是判若兩人;但令人詫異的是，詩人居然坦誠地公開了自己謀官謀位的行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隱情(説詳下文)，我們不可遽下結論;

(三)之所以請求作彭澤縣令，是因為大規模的戰爭剛剛停止，天下還不太平，自己不願遠離故土，而彭澤縣離家鄉尋陽比較近;

(四)作縣令的好處是可以利用公田種糧食釀點酒喝;

(五)當官畢竟是違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這是辭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趕上妹妹(嫁給武昌程氏，所以稱為“程氏妹”)的喪事，所以就“自免去職”了，這是辭官的客觀原因;

(七)“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表明在他擔任彭澤縣令期間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至於督郵下來巡視的事他根本就沒提。

我們仔細審視詩人交待的這些情況，可以肯定其所述辭官歸隱的種種理由都很難成立。試想：如果上級領導下來檢查工作就辭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動不自由就辭官，如果有親人去世需要奔喪就辭官，天下還有官嗎?事實上，我們看陶淵明在擔任彭澤縣令期間的表現，可以發現與其説他是在做官，不如説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種地的事，沒有他本人的廣泛宣傳，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夠進入歷史學家的筆下?如果這不是陶淵明故意施放的劉玄德種圃灌園式的政治煙霧，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問舍的許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後他便離開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頃公田本來就不歸他們夫婦所有!我們不妨對比一下《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關於魏晉易代之際的著名詩人阮籍的記載：“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悦，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顯而易見，陶公之求為彭澤縣令不過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這絕不是王子猷種竹式的名士風流，而是在政治高壓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運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種調節、緩和人事關係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説的為貧而仕，實際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辭，意在消弭當朝權貴對他在政治上的警覺。因為陶淵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負。他説：“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歷數古代賢士的不遇，也寄託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淵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於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選擇的結果，在當時，他認為晉朝必敗，桓玄必勝，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種選擇;但是，他沒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團會被劉裕消滅，由此他仕於桓玄的經歷就構成了一個嚴重的“歷史問題”。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一文中指出：“陶淵明先後出仕共計五次：第一次起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軍幕，第三次為鎮軍參軍，第四次為建威參軍，第五次任彭澤縣令。……第五次任彭澤縣令，僅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兮辭》，永歸田裏。求為彭澤縣令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準備，而這八十餘日他已脱離了政治的鬥爭的漩渦。”而過去多數研究者大都認為，陶淵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劉裕的鎮軍參軍，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劉敬宣的建威參軍。如此看來，陶淵明的政治選擇是複雜多變的，簡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塑造的葛裏高利——一個在歷史的陣風中飄搖不定、昏頭昏腦、亂殺亂砍以致最後一無所成、一無所有的小人物。在東晉末年的混亂政局中，看風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們並非葛裏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於撈好處撈便宜撈資本的投機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聰明的頭腦，故能夠隨着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和此長彼消而虛與委蛇，機捷多變，或與時俱進，或與時俱退，輾轉騰挪，遊刃有餘，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個典型。《宋書》卷四十三《傅亮傳》：“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為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為祕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

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他成功地實現了由桓玄陣營向劉裕陣營的角色轉換，最後成為劉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淵明的情況與他不同，就政治選擇而言，陶淵明自始至終都屬於桓黨，而不是劉黨。在以劉裕為代表的北府軍事集團和以桓玄為代表荊楚政治集團對峙、拼殺的過程中，他的政治立場是堅定的，但是，他對這種政治立場的文字表達卻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為人覺察的，而這正是我們要考察的重點。關於陶淵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淵明年譜匯考》中指出：“江陵是荊州治所，桓玄於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襲殺荊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荊州刺史，至元興三年(404)桓玄敗死，荊州刺史未嘗易人。淵明既然於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還江陵任職，則必在桓玄幕中無疑。陶澍等人諱言淵明仕玄，故於其詩義亦曲為之説，實不足據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據是《文選》卷二十六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口》詩(以下簡稱為“《夜行》詩”)。事實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勞的。陶淵明的這種仕宦經歷是由潯陽陶氏與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縣西部)桓氏深厚的歷史淵源決定的。《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鹹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將軍竹頭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細心收集的竹頭，卻成為桓温伐蜀戰船上的竹釘，這説明他們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於心的，其相與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親，陶侃則是陶淵明的曾祖父。《晉書·陶侃傳》：“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桓宣是譙國銍(今安宿縣)人，屬於譙國龍亢桓氏的別族(參見王伊同：《五朝門第》附《高門權門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譙國龍亢桓氏》及《譙國銍人桓氏》，中華書局2006年版)。而在討論陶潛的政治立場時，陳培基先生指出：

元興元年壬寅(公元402年)二月，桓玄終於引兵東下，攻陷京師，自為侍中、丞相、錄尚書事，接着又自稱太尉，總攬朝政。此行陶潛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喪而沒能參加。……但是，從他在守喪期間為外祖父孟嘉所寫的傳記——《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桓玄在京師的顯赫一時是極之嚮往的。……：“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雲：‘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劉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晉書》卷六十一有他的傳：“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桓玄給父親的故吏與自己的丈人劉耽加官進爵的時間，正是陶潛為外祖父寫傳之前不久。所謂“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講：劉耽認為孟嘉如果還活着，也會當桓玄的三公之類的大官。這就十分清楚：正當桓玄顯赫之時，陶潛特地為死去已經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寫出這樣一個傳記，顯然是有其深刻而奧妙的用意，説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現的卻是自己與桓氏集團的親密關係。

從《孟府君傳》可以看出，孟嘉與陶侃，孟嘉與桓温，孟嘉與劉耽、陶夔三人的關係，都非同尋常。我們再讀陶淵明《夜行》詩：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國舊地，也是荊州治所。從詩題看，這首詩作於晉安帝隆安五年(401)，這一年是辛丑，詩題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鄉潯陽度假，返回江陵時夜行經過途口。“遙遙”句，唐李善注：“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為西也。”李善註釋又引《淮南子》：“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許慎《淮南子注》：“甯戚，衞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這條注做得好，因為陶公正是以賢人甯戚自比，而以作為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比桓玄。《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稱桓温偏愛桓玄，“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晉人的慣例，桓玄也可稱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臨賀郡公被人們稱為桓公一樣。《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載參軍劉襲痛斥劉牢之反覆無常，有“今復欲反桓公”一句話，這個“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莊子》“卞隨曰”云云以及《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乃至曹植《辯問》“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等語。卞隨的話見《莊子·讓王》：“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69頁)陶淵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經典作為本詩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隱的政治話語，詩人意在表明自己仕於桓玄手下，既不是為了功名富貴，也不是為伐人之國而出謀劃策，其真正的情志寄託仍在於歸隱田園，養真于衡門、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恆的善名。其實，這些話語不過是詩人的託詞而已，他説的並不是真心話!因為這種言説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勞於政事的當下狀況。如果將《陶淵明集》卷一《答龐參軍》詩與《夜行》詩對讀的話，我們對這一點會有更深的理解。這首四言詩作於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詩序説：“龐為衞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這位龐參軍當時隸屬於江州刺史、衞軍將軍王弘(參見袁行霈：《陶淵明集箋註》，第29頁)。本詩第一段：“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所表現的思想情緒與《夜行》詩“閒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詩第四段：“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於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以及第六段：“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江中。勖哉徵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與《夜行》詩“叩枻”等六句的描寫也非常相似，尤其是“舊楚”的説法，直接來自桓玄。《晉書》卷九十九《桓玄傳》載桓玄在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建議他“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詩人寫《答龐參軍》詩，距桓玄於元興二年(403)九月建號楚國之時，已經整整二十年了，詩人撫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對往昔歲月的眷懷昭然可見。

《文選》卷二十六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也與桓玄有密切關係。在詩題下，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後人多據此認為陶淵明曾任宋武帝劉裕的參軍。但《魏書》卷九十七《島夷桓玄傳》載桓玄的從子桓振在桓玄被殺之後，曾一度襲取江陵，“振自為都督八州、鎮軍將軍、荊州刺史，謙複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陳培基先生據此指出：“這是一個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荊州刺史是桓玄東下京師前的官職，由此可知鎮軍將軍也是桓玄原有的將軍名號。桓振襲用桓玄生前的官職和將軍名號，顯然是為了便於號召舊部，從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後，為進一步發展勢力，曾派人四出與諸兄弟聯繫。當時他的從兄桓謙任吳國(今蘇州市)內史。陶潛為替桓玄送信給桓謙而前往吳國，因此經過曲阿(今江蘇丹陽縣)。他從尋陽出發，沿長江東下，到了京口(今鎮江市)就轉入運河，駛向吳國，中途遇風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是此行的記錄，也是陶潛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詩，當時他已三十五歲。陶潛對此行念念不忘。後來在《飲酒二十首》之十還寫道：‘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從而可知，陶潛此行是到達了‘東海隅’的吳國，完成了聯絡桓謙的使命。……陶潛於晉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時，所當的官乃是參軍。至隆安五年冬，陶潛因孟氏母去世而離開桓玄軍幕，其任期雖然不滿三年，但卻是陶潛出仕時間最長的一次。”(《陶潛歸隱真相新解——從陶潛與桓玄的關係説起》)他的這一觀點是很值得關注的。《宋書·陶潛傳》還説：“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陳先生認為，所謂“薄宦，不潔去就之跡”，“這是史臣隱晦地交代了陶潛當過桓玄官吏的史實”，而“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是史臣明確告訴人們，陶潛的不復肯仕，是與劉裕有關”，這也是他文章中極精彩的一筆。

陶淵明出任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也與桓玄有關。今《陶淵明集》卷三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 ，乙巳歲為晉安帝義熙元年(405)。據《晉書》卷八十四《劉牢之傳附子敬宣傳》，劉牢之及其子劉敬宣在安帝元興元年(402)三月歸降於桓玄，所以劉敬宣也就當了桓玄的諮議參軍，陶淵明結識劉敬宣當在此時，而出任他的參軍，則當在元興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間。因為劉敬宣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在元興三年(404)四月，此時劉裕在湓口之戰大勝桓玄，進據尋陽，而桓玄於元興三年五月敗亡。劉牢之反叛桓玄，窩窩囊囊地自殺了，被桓玄“斲棺斬首，暴屍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複本官”(《晉書·劉牢之傳》)，所以劉敬宣對桓氏仇恨極深，而對劉裕則頗為感恩。事實上，劉敬宣任建威將軍之時已經是劉裕的人。劉敬宣是陶淵明通向劉裕的一座橋樑，儘管如此，陶公卻沒有繼續向前走，而是當了一個小小的彭澤縣令，在八十多天以後，就徹底辭官歸隱了。此後，特別是在劉宋建國以後，雖然朝廷屢有徵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為仕於桓玄的政治經歷畢竟是一個“歷史污點”，無論是晉朝的皇室集團還是劉宋皇室集團隨時都可能以此為把柄整治他，陶公對此當然是心存顧忌的。

事實上，陶公求為彭澤令之舉以及出任劉敬宣的建威參軍的選擇，無疑拉近了他與劉裕新貴集團的距離，足以解除劉裕對他的戒心;而隨後的辭官歸隱，又拉開了他與劉裕的距離，從而使自己從容淡出了政治的鬥爭的漩渦。就當時的歷史情況而言，作為業已覆滅的桓玄政治集團的一分子，或者説桓玄集團的餘黨，陶淵明必須妥善處理與劉裕集團和皇室集團的關係，這是他賴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則，他就要人頭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話，在人類文學史上也就不會有陶淵明這個響亮的名字了。

事實上，陶淵明的文學成就與他的政治閲歷也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一個不懂政治的'人永遠不會超越政治，一個沒有政治情懷的人也永遠不會有迴歸田園的夢想，陶淵明能夠成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能夠創寫偉大的田園詩，也是由其政治閲歷和政治素養所決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淵明妥善地處理了當時複雜的政治關係，他是成功的，當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將歸未歸之際唱出了“歸去來兮”那悽美、瀟灑、激越的人生音調。《莊子·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這種“存身之道”的。當然，陶淵明能夠免於荼毒之禍，不僅在於他善於自處，謀劃有方，還與其曾祖陶侃將軍對東晉王朝的卓越貢獻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護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祖先的這份廕庇，如果他朝中無人，他想輕輕鬆鬆地洗刷自己的“歷史污點”，他想隨隨便便地混個縣令乾乾，他想平平安安地還鄉隱居，吟詩作賦，那簡直是白日做夢!歷史證明，陶淵明選擇歸隱的道路是很有遠見的。

從義熙三年(407)開始，劉裕對桓玄的餘黨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和誅殺，這種政治清洗是極其殘酷的，有時不分青紅皂白，難免擴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於非命。而陶淵明早在義熙元年就已經摘清了與桓玄的瓜葛，並徹底脱離了桓、劉兩黨鬥爭的是是非非，正所謂“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輕鬆，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瞭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們根本是體會不到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對陶淵明的精彩論斷：“他在政治的鬥爭中當然不是一個風雲人物，但在政治風雲中卻也不甘寂寞。僅僅用親老家貧解釋他的出仕，顯然是不夠的;僅僅用生性恬淡解釋它的歸隱，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渦裏翻騰過，他的進退出處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之中，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的立體的活生生的陶淵明的形象，並通過這個典型看到中國封建時代一類知識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悶。”(《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這才是真實的陶淵明——被後人稱為“亂臣賊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條在大軍閥劉裕(此人在後來在篡晉的前後謀殺了兩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僥倖逃生的小魚。

陶淵明歸隱原因

他的創作開創了田園詩的體系，從而使中國古典詩歌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歡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學，以及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無與倫比的藝術風格。

關於陶淵明的出仕與隱退，人們習慣於從社會大環境崇尚隱逸之風和他內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釋。其實，抓住陶淵明五次仕宦經歷，歷史地具體地去分析他為何隱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可歸結為兩點：一是陶淵明本性使然，一是社會現實使然。陶淵明性格的本質特徵是追求心靈的最大自由和心態的閒適優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淵明處於一個崇尚自由、玄風扇熾的時代，政治上的篡奪和殺伐使一意尋求避禍全身的士人極易形成隱逸的品格。陶淵明隱逸性情的形成，應當説與東晉士族文人這種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尚不無關係。就是這種崇尚自然、悠然灑脱的天然稟賦，使他不堪“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而最終掛官歸田。

他寫了《歸去來兮辭》，在詩中他十分坦誠地講，就任縣令，是為生計所迫；之所以辭職，是因為“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寧可餓肚子，也不願違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跡官場了。在《歸園田居》中，詩人歌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對仕途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因“質性自然”“本愛丘山”，視仕宦之途為樊籠的陶淵明，終辭職歸隱，拋離塵雜，返歸自然。 陶淵明歸隱田園不僅要與他率真的個性結合考慮，更要從廣闊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體察，他的入世與出世可以説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陶淵明雖最終解職歸田，但他少壯時，卻是有一番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思想的。

在《飲酒》、《雜詩》等詩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表明了他並非一開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於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勛之後，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所處的東晉末年時局動盪：宗室內部的鬥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感。這使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減。另外，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着崇高道義的幌子，這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也難以忍受。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歲的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到四十二歲掛冠歸田共十三年。

這期間，陶淵明一直處於“出世”與“入世”的矛盾鬥爭中，這在他的詩中多有體現。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等詩中，他歎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聘”，詩中藴籍着詩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詩人也曾為是否歸田有過痛苦的徘徊和猶豫，但終究“愛丘山”的夙願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終於找到了他最終的路——歸隱田園。所以説，他的歸隱是社會現實使然，是他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

總結：從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來看，陶淵明的歸隱不同於東晉時借歸隱買名邀譽的其他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人生的選擇，是一種對“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詩人對自己歸隱後的生活作了描寫，“白日掩柴扉，對酒絕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