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小説讀後感

導語：同學們讀了《水滸傳》之後應該怎麼寫讀後感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蒐集的文章，歡迎大家閲讀與借鑑!

水滸傳小説讀後感(一)

大約是初中的時候吧，初次看《水滸傳》，跌宕起伏的情節吸引着我，我甚至被感動得涕淚橫流，但偶然的機會，我又一次拿起了《水滸傳》，想重温兒時的記憶，沒想到，曾經感動過我的《水滸傳》卻讓我很失望。我佩服作者刻畫人物的手法，但這本書，在思想方面卻顯得很不足。

一、無是非觀。我總結了一下，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殺人，而且有些是無辜的人。史進殺李吉，李吉並非有罪，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即使是我敬重的武松，也在殺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時，殺了後槽、兩個丫鬟、張都監的兩個親隨和其他一些人。石秀殺死了和楊雄妻子通姦的和尚和幫助和尚通姦的頭陀，楊雄殺死了丫鬟迎兒和自己的妻子。還有，在攻陷一座城池或莊寨時，都要把長官一家良賤殺盡。

為救宋江，劫法場時，李逵殺人最多，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顛翻的，不計其數。

李逵嗜殺成性，在血洗扈家莊後，宋江斥責他説，扈成已經投降，何必殺他一家人。但念在李逵有功勞的份上，權且將功折罪，李逵卻説：“雖然沒了功勞，也吃我殺得快活!”殺人竟然還殺得快活，駭人吶!

宋江在潯陽樓上提的反詩裏，有這樣兩句，“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似乎殺人是為了報個人的冤仇。

攻打完祝家莊後，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盪了。石秀稟説起這鐘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

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盪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什麼是善，就是因為給梁山好漢指路了，典型的“對我好就是好人”的論調。

攻打完北京後，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説，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傷的可是無辜的百姓啊!

為了逼秦明落草，宋江設計讓人穿了秦明的盔甲，攻打了青州城，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

為逼朱仝入夥，設計殺死了小衙內——滄州知府親子，一個四歲的小男孩，就算他的父親惡貫滿盈，孩子也是無辜的呀。

放火。例如，魯智深火燒瓦官寺、晁蓋上梁山時燒了自己的寨子、武松在蜈蚣嶺燒了墳庵，穆弘上梁山時，也把莊院一把火燒了，這樣的情節就更多了，不知道這樣做用意何在?

此外，攻打祝家莊，實為借糧，並非義舉，可宋江卻説：“祝家莊那廝，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仇……”其實，祝家莊門上的標語(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和抓了時遷只不過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線而已。

在被迫上梁山前，許多英雄好漢本就是打家劫舍的或者是一方惡霸。就連晁蓋也是打家劫舍的，雖説是“劫富”，可卻沒怎麼“濟貧”。穆春本是揭陽鎮一霸，只因為薛永私自在他的地盤上賣藝，便吩咐人不要施捨他錢，他把宋江給了薛永五兩銀子視為對他權威的挑戰，便吩咐客家和店家不許接納宋江他們，可當知道此人是宋江時，便撲翻身便拜。看過《水滸傳》的人都曉得，這樣的情節不少。

書中很多英雄人物確實是被官逼得上了梁山，象林沖、武松、宋江，那時的吏治確也有些殘酷。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原來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了殘生性命……”吏治的嚴酷與不合理可能是導致反抗最直接的原因。可也有很多人如阮氏三兄弟卻不是如此，也有一些人是被這些好漢們逼上了梁山的，如秦明、蕭讓、金大堅、黃信、李雲、李應、徐守、盧俊義等。

二、亂世的志士往往有些無賴(老舍語)，魯智深到處賒帳，只説，先記上，改天再還，從店小二等對他的態度來看，他估計也是一霸，就連鎮關西見了他，也是慌忙出櫃身來唱諾道：“提轄恕罪。”這魯達到處打人，而且有時是打着正義的旗號打人，如在旅店救那父女倆逃走，店小二阻攔時，魯達大怒，打了那小二一巴掌，只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了兩顆門牙，其實店小二何錯之有?到後來大鬧五台山，更是流氓行經。楊志在生辰綱被劫後，也吃過霸王餐。

三、義氣、人情大於法，宋江得知官府要緝拿晁蓋，便去給晁蓋通風報信。宋江殺了閻婆惜，知縣卻一味護着宋江，只想把事情朦朧做在原本無辜的唐牛兒身上。武松殺死西門慶、潘金蓮後，知縣也一心要周全他。説到人情，宋江慣會使人情，發配到江州府，到處使銀子，因此無一不喜歡宋江。戴宗因宋江沒送例銀，大怒，喝道：“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且打這廝一百訊棍。”當知道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宋江時，戴宗馬上便和其稱兄道弟。人情在中國可真是源遠流長。

水滸傳小説讀後感(二)

《水滸傳》通常被評價為一部正面反映和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説。當然，小説中描寫的梁山泊的某些基本宗旨確與歷史上農民起義所提出的要求有相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水滸傳》中的人物和故事，基本上都是出於藝術虛構，可以説，除了“宋江”這個人名和反政府武裝活動的大框架外，它與歷史上宋江起義的事件沒有多少關係。

這部小説的基礎，主要是市井文藝“説話”，它在流行過程中，首先受到市民階層趣味的制約。而小説的作者羅貫中、施耐庵，也都曾在元后期東南最繁華的城市杭州生活，他們的加工，並未改變水滸故事原有的市井性質。

所以，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户漁人，屠兒劊子”，卻幾乎沒有真正的農民;梁山英雄的個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階層的人生嚮往。這些基本特點，是首先應該注意到的。

用封建統治者的眼光來衡量，梁山上的人們當然只能算是“盜賊流寇”之流。小説要公開歌頌這樣的'“盜賊流寇”，併為社會所接受乃至喜愛，首先必須為他們的行為提出一種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合乎社會傳統觀念的解釋(哪怕這種解釋不可能圓滿和充分)，賦予這些英雄好漢以一種為社會所普遍認可的道德品格，在這種總的前提之下，來描繪他們的反抗鬥爭。梁山泊一杆杏黃旗上寫着的“替天行道”的口號，和梁山議事大廳的匾額所標榜的“忠義”這一準則，就是作者為梁山事業所設立的道德前提。

在通常情況下，“天”這一居於人間權力之上的最高意志，總是被解釋為佑護朝廷的;“道”作為合理的政治原則與道德原則的抽象總和，也是為統治階級所專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向來也承認：當一個時代的政治情形發生嚴重問題時，政權本身的行為也可能是“違天逆道”的。

在這種情況下，由另一種力量出來“替天行道”，至少在表面的理論上可以説得通。而《水滸傳》正是通過大量揭露北宋末政治的普遍性的黑暗現象，證明了梁山好漢“替天行道”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傳統道德的範疇。尤其“忠”，首先和主要地表現為對皇帝與朝廷的忠誠，甚至梁山義軍的武裝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釋為“忠”的表現——“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其實，梁山上不主張“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風李逵便動輒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只是這一種力量始終處在以宋江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終把梁山大軍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條既是作者無法跨越的界限，卻也是這部小説在封建時代能夠成立和流傳的保障。

“替天行道”和“忠義”的前提，為《水滸傳》蒙上一層社會所能夠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在這種前提下，確實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相一致的東西，不僅是對朝廷對皇帝的“忠”，諸如對清明政治的要求，以及對“姦夫”的仇恨，也莫不如此。但《水滸傳》並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光彩。

它的前提其實是相當浮廓的、有時真有時假的，在這些前提下，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完全不一致的東西。小説不僅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氣勃勃的人生理想。

這部以北宋末年社會為歷史背景的小説所揭露的現象，實際在封建專制時代具有普遍意義。小説中第一個正式登場的人物是高俅，這個因善踢球而得到皇帝寵信的市井無賴，居然不到半年就升到殿帥府太尉的高位，從此連同他的“衙內”倚勢逞強，無惡不作。

在全書正文的開端，這樣寫寓有“亂自上作”的意味。不僅如此，作為社會全景式的描述，在政權的上層，有高俅、蔡京、童貫、楊戩等一羣禍國殃民的高官;在政權的中層，有受前者保護的樑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等一大批貪殘暴虐的地方官。

在此之下，又有鄭屠、西門慶、蔣門神、毛太公一類胡作非為、欺壓良善的地方惡霸。如此廣泛的對於面的揭露，是隨着長篇小説的誕生而第一次出現。

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熱烈地肯定和讚美了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復仇行為。梁山好漢們並不是出於純粹的主持正義的目的而“替天行道”的，他們大多本身是社會“無道”的受害者。武松欲為兄伸冤，卻狀告無門，於是拔刃雪仇，繼而在受張都監陷害後，血濺鴛鴦樓。

林沖遇禍一再忍讓，被遇到絕境，終於復仇山神廟，雪夜上梁山;解珍、解寶為了索回一隻他們射殺的老虎，被惡霸毛太公送進死牢，而引發了顧大嫂眾人劫獄反出登州……李逵雖然不斷被他的宋江“哥哥”所斥責，但作者畢竟還是讓他再三發出徹底推翻朝廷的吼聲。可以説，人民的反抗與復仇權力，從未像在《水滸傳》中那樣得到有力的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