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酒

樑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雲：“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篇篇有灑”雖則誇張，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確以陶淵明為第一人。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時著名的田園詩人，魯迅稱他和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頭等人物”。陶淵明對酒有一種特殊的偏愛，他曾以“五柳先生”自喻，“性嗜酒”(《五柳先生傳》)，求官的目的只是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甚至為了種秫釀酒，不惜家人口食與妻子爭執。蕭統《陶淵明傳》載：“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注：秫，即今糯稻，有粘性，可釀酒;秔，同粳，較少粘性，不可釀酒。)

那麼，陶淵明為什麼如此嗜愛酒呢?陶淵明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時頗有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他志向遠大，希望通過出仕為官的途徑，能夠建功立業，實現“救蒼生”的宏願。但是，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動亂不安，政治極端黑暗，門閥勢力嚴重，士庶界限非常嚴格，即使他曾祖父陶侃做過大司馬，但畢竟出身寒微，只是以武功緻貴，他亦只能得到參軍、縣令等這樣的小官職。詩人面對這種黑暗的政治和險惡的政局，既無力去拔亂反正，又不肯同流合污，因而只好“逃祿歸耕”，走上“擊壤以自歎”的道路，把隱居田園作為寄託生命的天地。從志在四海，到逃避官場，退隱歸田，這就是陶淵明一生的生活道路。這條道路就其本質來説，是一條消極反抗的道路。事實上，少年的豪壯使他追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黑暗又使他悲歎，他雖然也想“無復獨多慮”、“聊乘化以歸盡”，但“履運增慨然”，消極歸隱並不能解決他思想中的矛盾。“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操《龜雖壽》)，面對殘酷的現實而又無可奈何，就只能用酒來逃避和麻醉了，於是飲酒就成了他勉強採取的一種消極逃避的手段，也成了陶詩中的一個重要題材。

下面，我們探討一下陶淵明飲酒詩的內涵。

魯迅先生説：“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説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陶淵明雖然歸隱了，但他對政治是極為關心的。蕭統《陶淵明集序》亦稱陶詩“語時事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吾觀其意不在灑，亦寄酒為跡者也”。陶詩中有不少篇章，就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飲酒三》)、“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飲酒八》)、“一世皆尚同，願君泗其泥”、“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飲酒十八》)、“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等，揭露了社會的黑暗，世道的淪喪，表現了自己卓然獨立、高潔堅貞、不合流俗的人格。他稱當時的社會，“巨猾肆威暴，欽鴣違常旨”(《讀山海經?十三》)，“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序》)，而自己只能“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所以，陶淵明的飲酒絕對不是一種“悠然”，而是寄託了不少憤激的感情。

其次，陶淵明的飲酒也是他用來韜晦免禍的手段。《晉書?阮籍傳》雲：“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裕傳》雲：“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後敦事發，由是得違敦難。”《晉書?顧榮傳》雲：“齊王冏召為大司馬，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這樣的例子當時還有很多，如王義季、謝朏等。由是觀之，當時飲酒被人們普遍視為一種方法，一種手段，用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糾紛，而且有些人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陶淵明所處的時代雖説與孔融、阮籍、嵇康的時代有所不同，他也不像他們那樣對政治積極為力，而是隱居躬耕，但現實畢竟黑暗，詩人的內心又難以真正平靜，不免有時發出憤激之辭，而既有不滿，便可速禍。所以詩人寫道“但恨多廖誤，君當恕醉人”、“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關，發言各不領。”即使別人對自己有勸仕或迫害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醉，彼此就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領”了，這正和鍾會問阮籍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一樣。如果偶有失言，“君當恕醉人”，他也可以請求別人諒解。從這方面講，他的飲酒也是為了逃避，借酒來韜晦免禍，採取消極的“獨善其身”的方法，潔身自好地退隱。所以鍾嶸《詩品》稱陶淵明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再次,陶淵明的飲酒還表現了他對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從漢末到南北朝，由於漢帝國的崩潰，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無秩序的混亂狀態，統治者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外部征戰連年，餓莩遍野。人為的因素會不自然地威脅到人的生命，使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悲哀，因而發出對人生短暫的感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以上均見《古詩十九首》)，“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孔融《雜詩》)，“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贈白馬王彪》)，甚至連雄才大略的曹操，也大唱“人生幾何”了。阮籍的詠懷詩，則幾乎每篇都有這樣的感慨。陶淵明處於晉宋易代之際，詩中這類感慨仍然是很多的。《形影神》：“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雜詩?一》：“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歸田園居》：“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九日閒居》：“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而《飲酒詩》二十首中，這類表現則更多，如“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逝”、“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陶淵明的感覺仍然是那個時代的共感，他的解脱方法就是“飲酒”，自我麻醉。“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序》)“忽與一樽酒，日夕相歡持”，故而“不覺知有我”。但這種解脱方法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方法，因詩人心裏已經充滿了憂患之感了。他在求得暫時解脱的同時，更多的是內心的痛苦，所以他的終日飲酒，實在是一件最不得已的痛苦的事情。

陶詩“旨趣遙深，興寄多端”(沈德潛《古詩源評》)，杜甫《可惜》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陶淵明以酒入詩，把酒和詩直接聯繫起來，從此酒和文學發生了更加密切的關係，對後來詩人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像唐朝的很多詩人，特別是李白，我們吟誦他們的詩，自然會想到陶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