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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孔子的論文

淺談孔子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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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孔子的論文

淺談孔子的思想

[內容摘要]

孔子是我國曆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薰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關鍵詞]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禮、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響、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孔子是我國曆史上影響最大的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國界和時空,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日漸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等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孔子不僅屬於中國,亦屬於全人類。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公元前551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死於公元前479年(魯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滅商,殷人受封到宋,轉成為諸侯。後在宋國內部變亂中又轉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時,因宋國內動亂,避居魯國。從此失去卿位,從貴族下降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於魯國的陬邑(今山東曲阜)。

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陬邑的長官,在孔子出生後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時家境已經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稱“吾少也賤”,他做過管倉庫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説:“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30歲以後,他自覺所學有成,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思想,於是開始招收門徒,進行教育,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私學。辦學的成就使孔子贏得了社會聲譽,他開始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孔子曾經是齊國貴族的家臣,並受到了齊景公的接見,回到魯國後又曾擔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齊魯“夾谷之會”上得到展現。由於齊人的離間,魯定公對孔子的態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領弟子離開魯國,周遊列國,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遊列國10多年中卻備受冷遇,甚至經常處於飢寒交迫、狼狽不堪的境地。孔子離開魯國14年後,67歲時返回魯國。以後主要從事教育,至魯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維繫舊有政治秩序的禮樂制度也難以為繼。在“禮壞樂崩”的大環境中,魯國比較保守,不但“猶秉周禮”,而且保存的周禮最多,以至有“周禮盡在魯”之説。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義

“仁”是儒家學説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詩經》《左傳》)中就己有仁字出現,但那時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基本含義。仁真正具有《論語》那樣強調的重要性與崇高地位則始於孔子。

孔子談仁最多,一部《論語》中講到仁的一共有109處,但在不同的場合,他對仁的解釋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質意義,即可作為定義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個:

其一:“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是對“仁”原有意義的確認與繼承,是一種尊重歷史的態度。這可以説是孔子對“仁”這個概念的淺層次定義。

其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這裏把“孝弟”定義為仁之本,即作為仁的最基本含義,這是孔子對仁的擴展與提升。“君子務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愛兄長,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是不可能愛他人,愛社會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仁不僅要做到在家孝順父母,親愛兄弟,而且出門在外還要能尊敬長輩,説話做事謹慎,對朋友講信用,博愛大眾和親近有仁德的人。“泛愛眾”要把家庭的親情、血緣之愛擴展為對朋友的友愛,對社會的博愛。

其四,“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論語·雍也〉)這裏所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就是能為人民大眾謀福利,能為他們帶來實際利益和好處,是“泛愛眾”的最高體現。

上面四個關於仁的定義,層次分明,其內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遞進。這是孔子關於“仁”的最本質含義。

2、實踐仁的方式

孔子認為實踐“仁”的方式有多種,如“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能行五者(指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矣”(《論語·陽貨》),將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煉,就可以昇華成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別人也會有這種想法,因而要盡力幫助別人;“恕”則指自己懶惰不願意做的事,也不要強迫別人去做。“忠恕”就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恕”一詞的具體內涵或解釋。2000多年來,“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並且至今對於人際關係的正確處理仍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㈡孔子的“禮”

1、禮的含義

禮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屬於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規定。《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務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禮是治理和安定國家、鞏固國家的制度和維護社會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禮儀上的規定,就是有關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喪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細節,按不同等級、身份,都有不同的禮儀規定,這叫“儀”,這裏的“儀”實際是“社會秩序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形式。孔子主張“為國之禮”(《先進》),“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禮記·哀公問》。孔子認為禮是治國之本,主張用禮來治國,建立一種“禮制”,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會,而孔子所崇尚的禮就是周禮,即周朝的國家及禮儀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復禮”,“克己”是自覺地約束自己,“復禮”是一切言行要合於禮,其實質是主張建立如周朝一樣的禮儀社會,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會”。

2、實踐禮的方式

孔子認為禮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禮的等級名分把被破壞了的名實關係匡正過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秩序。孔子還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行為規範,其意義與實質都在於要恢復、體現和鞏固社會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禮”的關係

孔子主張禮、仁結合,納仁於禮,用仁來充實禮。這是孔子的創新。關於禮、仁的關係,他説:“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句話的本意是,禮樂只能由仁人來實行,不仁的.人是無法奉行禮樂的。在這裏可以看出,仁是禮的內在精神,禮是仁的表現形式。仁是禮的最高境界,禮是實現仁的途徑。就仁和禮的本質來説,仁反映的是根源於血緣關係的人與人之間的仁愛關係;禮主要是規範社會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體系注重仁和禮的結合,從而對周禮作了重大的修改。仁與禮並不矛盾,仁是內容,禮是形式,二者結合才是一種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義

中庸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調和與折衷,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説:“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這表明孔子並不是無原則的愛,不是誰也不得罪,只知調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適度”,即“無過”、“無不及”,孔子認為“過”與“不及”是一樣的,因為都不“適度”;中庸的另一個含義是“和”,所謂“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不是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間要相互補充,相互調節,從而達到總體上的和諧,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中與和又是相輔相成,彼此相關的,他認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劃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依據,他説:“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處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處。

2、“中庸”的價值

孔子很重視中庸思想,他説:“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不僅是一種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對世界萬物本質規律的認識。在孔子思想體系中,與孔子的“仁”説和“禮”説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論被討論的,原本是為了調節人際關係,但實質上不僅對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實際價值,而且對於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

從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出發,孔子認為要實現大同世界,關鍵是要把仁愛思想灌輸到廣大羣眾中去,為此需要培養一大批有志於弘揚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這類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志士仁人,無求生之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衞靈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藝、禮、樂等六個方面的德行與才能,培養具有上述弘揚與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養目標。

2、關於教育的作用。

《禮記·大學》關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著名論述,既説明了儒家關於教育的過程和步驟,也表明了儒家對教育作用的看法:通過格物、致知做到誠意、正心(即樹立正確的倫理道德觀念,做到不為各種私心邪念所動搖),從而達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這是教育對個人發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每個人都為促進各自家庭的和諧美滿和國家的繁榮、穩定而積極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

3、關於教育的對象。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論語·衞靈公》)即不分貴族與平民,不分華夏與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級森嚴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實踐中始終以此作為辦學方針,這無疑表明孔子有極大的革命勇氣與魄力。

4、關於教學的內容。

為了培養學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確定的教學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等六門課程。“禮”用於維護各種人倫和道德規範;“樂”是通過音樂、舞蹈、詩歌等藝術手段使學生從情感上接受道德的薰陶,所以禮、樂互為表裏,共同完成德育任務;“射”是射箭;“御”是指駕馭戰車的技術,這四項屬軍事技能;“書”包括識字和自然博物常識,相當於現代的文化科學知識;“數”的教學不僅指一般的數學知識,還包括記日、記月、記年的歷法,甚至八卦也屬於“數”教的內容。由“六藝”可見,孔子的教學內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學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三部分。因此,我們可以説,孔子在約2500年前己明確提出了教學內容應包括德、智、體、美四個方面,並且應以德育為基礎,把德育放在首位,這種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5、關於教學內容的實施。

孔子明確提出應劃分為學、思、習、行等四個階段。這兩個階段是學習知識的過程,後兩個階段則是知識外化的過程,並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踐,並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於實踐,要“躬行踐履”。孔子是第一個將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觀點納入教學過程的教育家“,他的這一思想為儒家後學所繼承和發展,並以孔子名義總結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其中,“博學”、“審問”屬於學的過程,“慎思”“明辨”是思的過程,“篤行”則是習和行的過程,這五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學過程式的內在聯繫,這是中國最早提出的教學過程階段論,對我國古代教學曾起過重大的影響。

6、關於教學的方法。

孔子有諸多輝煌創造,如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學思結合、知行統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温故知新、循序漸進、舉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傳,至今仍有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中發揮作用。

7、關於教材建設。

孔子晚年,皓首窮經編訂的“六書”(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我國第一套完整的教科書,後被荀子尊敬為“六經”。除《樂》亡佚失傳以外,其餘“五經”在我國2000多年的傳統社會裏一直是官學和私學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從教育的培養目標、教育的作用、教學對象、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設等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樹,不僅為我國儒家教育思想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響

孔子對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在於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認真樸素的態度,把思維聚焦於人生的實際問題。他的“仁者愛人”及“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學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國界和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的共同精神資源。中華民族則在儒家文化的長期薰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培養了中華民族以人為本、以和為貴,尊民愛物、尊老敬賢、重信義、保氣節、寬厚中正的道德品質和艱苦自立、積極入世的精神風貌。

早在公元1世紀,儒家文化就傳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鮮就創設成均館於漢城,祭孔於文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諧、中庸之道,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現實意義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誕辰2556週年之際,伴隨着首次“全球聯合祭孔活動”拉開序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了“2005年中國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第二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第172屆執行局會議上,“孔子教育獎”被正批准設立,這是第一次以中國人的名字在聯合國設立的獎項,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最高級別的國際獎項。1988年,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會議上提出:“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諧和的東方品格和釋方着和平信息的人文關懷精神,對於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世界和平,必須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下,在人類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將會氣宇軒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將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異彩。

孔子不僅屬於中國,亦屬於全人類。

[參考書目]

1、楊潤根《發現〈論語〉》,華夏出版社2003版。

2、楊朝陽、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版。

3、林存光《歷史上的孔子形象》,齊魯書社2004年版。

4、蒙培元《蒙培元講孔子》,北京大學出版2005年版。

5、毛禮鋭等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孔子的美學思想論述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統治地位。孔子作為我國古代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為儒家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要考查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就不能避開孔子。孔子的美學思想主要有三點:真美善統一、中和之美、理想的人格美。

關鍵詞:孔子;真美善;中和之美;人格美

美學思想產生於西方,最初以哲學形式或文藝評論、創作理論的形式出現,比中國古典美學有更加明確清晰的發展線索,也更為複雜豐富。傳入中國後,美學由最初的味覺擴充到個人主觀的各種官能感受,後又向人類的經濟生活、倫理生活、精神生活乃至藝術領域擴展。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文化對美學的提升起了積極作用,他更加註重具有社會倫理意義的東西,將從精神、理性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和充實感作為審美對象。日本學者笠元仲二認為,中國人最初的美的觀念始於味覺,美字的最早含義也是指味覺引起的甜美感受。朱立元教授在《美學》中引用東漢許慎《説文解字》觀點:“美,甘也。從羊從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1真美善統一

真美善是哲學討論的重要範疇,是中國古代文論關於文學賞評的重要標準。真實性是文學賞評中一個重要的標準,而文學的“美”“善”是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的。文學作品中的“真”,主要表現在真實地再現和真實地表現上,這相當於通常探討生活、藝術的真實問題。真實再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描寫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即文藝作品真實地抒發作者的真實情感。詩真實地再現生活,孔子説詩“可以觀”,鄭玄理解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注《論語集註》),朱熹理解為“考見得失”(《論語集註》),楊伯峻理解為“可以提高觀察力”(《論語譯註》)。那麼詩如何做到這些呢?孔子認為詩應該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孔子在《禮記表計》中説:“情慾信,辭欲巧。”《易乾文言》裏引用“孔子的話説:‘修辭立其誠。’這個‘誠’就是真實的意思,修辭要注重事實”〔2〕。孔穎達在《禮記正義》裏將其理解為“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好”。文學作品既要抒發真情實感,也要使用美的形式技巧。由此看出,孔子對文藝創作所要求的是真與美的統一。另外,孔子在他的表述中包含着一些與“真”相同或相近的內涵。孔子説“言忠信,行篤敬”(《衞靈公》),邢昞解為“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論語註疏》)。其中的“忠信”即忠誠不欺,“篤敬”即敦厚謹敬,含有“真”義。孔子説“君子貞而不諒”(《衞靈公》),“貞”是言行一致的“大信”,包含有“真”義。楊伯峻認為,“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此外孔子還説“修辭立其誠”(《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理解為“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周易正義》)。由此可知,孔子所説的忠、信、貞、篤、敬、誠等概念包含有“真”義,這既有孔子對人的修身的“真”、文藝真實表現生活的“真”,又有對文藝作品要求作者抒發自己的真情實感的“真”。在儒家重視倫理的哲學思想中,孔子所説的“真”是與“善”密切聯繫的。李玉芝在《文學與美———中國古代文學鑑賞》一書中表示:“最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人的至善為前提,或表現人的至善的願望、精神,或表現自然物為人欣賞的形狀、本質。”〔3〕43孔子《論語》中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則是追求善的最好證明。如孔子所説:“里仁為美”(《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顏淵》)、“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50(《雍也》)。此外,孔子提倡“文以載道”,即要求文章以傳播道德為美,以追求善為美,這與康德“真美善”的美學思想有相似之處。孔子認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8(《為政》),即是説《詩》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總結,就是“思想主旨純正無邪”,足見他對於藝術做出的倫理道德的要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4〕22(《八佾》)孔安國指出:“《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4〕49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不僅不否認事物外在的聲色之美,還強調了善的作用。孔子除了不否認聲色美,還不否認雕琢美,教導子貢“《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4〕6。中國古代文論關於“真”的賞評標準,從講究“言辭真”“情志真”“事物真”到重視藝術真,孔子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美學體系中,他實現了真美善的統一。其真善美統一的美學思想可概括為:文藝應以真為基礎,以善為主要衡量標準,以美為外觀。

2“中和”之美

“中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核心之一。孔子:“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5〕6《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3〕199“中”是適中折中,“和”是平和融合。朱立元教授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觀點:“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這裏“中和”超出倫理意義而具有哲學高度和美學意義。孔子所説的“中和”強調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説:“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5〕122“過猶不及”〔5〕96,將“中和”提高到了形而上學程度。從美學的角度來説,“中和”實質是美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完美統一,即辯證地把握和處理藝術內部的各種對立因素,使之彼此制約而又相互依存、滲透,任何一方都無“過”或“不及”,從而使文藝整體達到一種適當、淳樸的理想境界。孔子提出的“中和”之美具有此類美學意義,它主要表現為“思無邪”“文質彬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等美學思想。首先,孔子説:“《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楊伯峻認為“《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6〕11“思無邪”一詞出自《詩經魯頌駉篇》,原句中的“思”為句首語氣詞,並無實意,“無邪”是對牧馬人放牧時神情專注的樣子的描寫,並無其他的意思。“孔子在此借用‘思無邪’概括《詩經》的特徵,認為《詩經》各篇都符合儒家政治、倫理和審美的標準。從藝術角度看,孔子的‘思無邪’體現了中和之美的思想。”〔7〕44這裏實際上是對“思無邪”思想的延伸和發揮,即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要不偏不倚、純正無邪、無過不及。其次,孔子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朱熹《論語集註》解釋為:“質樸超過文采就顯得粗俗,文采超過質樸就顯得虛浮,文采和質樸要搭配得當,這樣才可以成為君子。”〔4〕47“文質彬彬”是用於衡量和判斷人的標準,後被推演開來用作藝術作品,尤其是評判文學作品,要求文學中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如果只偏重於形式就顯得虛浮,“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4〕106。由此可見,孔子重視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二者比肩、缺一不可。再次,孔子説:“《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釋為:“《關雎》這一樂章,歡樂而不過分,悲哀而不傷情。”〔4〕21孔安國釋為:“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8〕45此觀點以中庸之道為基礎,強調真正美的、有益於人的文藝作品,其感情表現應當適度,不能過於放肆,否則就有害無益。因此孔子主張“臨哀不傷”〔4〕22。從某種意義上説,孔子這一思想不僅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美學基礎,還將儒家文化的理想美推到了極致,並對後世美學理論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的宮殿建築以中軸線為中心而向兩邊對稱展開的形象、中國書法不肥不瘦的章法、中國詩畫的抒情達意等均源於此思想。

3理想的人格美

中國文化重視倫理道德,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從倫理道德入手,圍繞怎樣做人、做一個什麼樣的人而展開。孔子認為,外界的萬事萬物都含有人格的意藴,無不與自己的性情相通。如子貢説:“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4〕184孔子將君子的過錯比作日蝕月蝕,犯了過錯人人都能看到,改了過錯人人都能敬仰。然而,儒家的審美,實質上並不強調對所謂美的事物的欣賞,而是強調從外界事物中感受到人格理想,對自己人格或人格理想的欣賞。在《論語》中孔子塑造了具有理想人格美的君子形象,君子集智慧、勇敢、清心寡慾、多才多藝於一身,是德才兼備的人。孔子認為以人為本的道德美是首要的,同時不能忽視外在美,他説:“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4〕84(《鄉黨》)因為人的外形缺陷是容易看得出的,而內在美卻是不易察覺的。因此君子應具有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等美好品質。孔子説:“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48(《雍也》)孔子認為,聰明人喜歡流動的水,有仁之人喜歡穩重的山;聰明人性好動,仁者性好靜;聰明人比較快樂,仁者比較長壽。這與儒家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品質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智者還是仁者,他們不是因為山水的形態如何美而喜歡,更重要的是因為山的特點是重而不遷、山至川流。他們可以從山水中看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規律,然後通過這些規律去了解萬事萬物,而不是將自己的理解侷限在某一範圍內。此外,孔子還説:“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八佾》)〔4〕16,“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4〕190,“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衞靈公》)〔4〕144,“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指出,“中國美學異於西方美學的許多特徵主要由儒家的美學思想所鑄成”〔9〕65,“漢文化所以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於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於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應追溯的先秦孔學……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歷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9〕270。從中可以看出,作為儒家創始人和中國古典美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孔子,其關心現實、服務政治的文藝觀念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他把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與倫理學、心理學聯繫在一起,最終奠定了以情感與理智、個人與社會、文與質和諧統一為核心的儒家古代文學評判思想體系。當代學者應該吸收其理論和思想的精華,培養一分為二地、辯證地看待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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