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譯論的概念體系論文

【摘 要】我國譯論始於佛經翻譯，在千年譯經活動中，不僅有思想光芒的閃現，而且誕生於豐富實踐之中的理論觀點亦自成體系。本文通過剖析著名譯經大師的論述，將零散甚至對立的論點置於同一理論架構，統而觀之，探求其獨立的概念體系，理清其在我國傳統譯論中的地位及作用。

【關鍵詞】佛經翻譯；體系；傳統譯論

一、引言

我國的佛教翻譯，始於東漢末年，魏晉南北朝進一步發展，到唐朝臻於極盛，北宋逐漸式微，元朝以後則已經接近尾聲了。千年的譯經活動不僅產生了大量的譯著，還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觀點，奠定了我國傳統譯論的基石。從翻譯的主體看，佛經翻譯主要有兩部分人：西域前往中國的僧侶和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他們當中大都精通梵漢兩種語言，對佛經要義理解較深，且對中國文化背景較為熟悉。從翻譯的歷史看，佛經翻譯可分為四個階段：草創時期——東漢末到西晉，發展時期——東晉到隋，全盛時期——唐代，結束時期——北宋。佛經翻譯聲勢浩大，成就斐然，其間的思想光芒，雖點點滴滴，但歷經數百年漸漸匯聚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我國傳統譯論中的“文、質”之爭便始於此。“文質”説是我國翻譯理論的基礎，它孕育於大量的實踐活動，根植於我國傳統哲學思想，吸取了傳統文論的精華。本文擬摘取著名譯家的論點，剖析其間的相異與相似之處，以求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論結構。

二、“文”與“質”之爭

我國的翻譯活動歷史悠久，有史可證的翻譯可以追溯到西周時候。但零星散亂的翻譯活動並未對我國文化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也未形成理論論述。因此，系統完備地考察翻譯還需從佛經翻譯開始，它是我國曆史上的第一次翻譯高潮，對促進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佛經翻譯的首篇確鑿可考的應是東漢時期安世高所譯《明度五十校計經》。起始階段未見論述，直到三國時支謙的《法句經序》才首開中國譯論之先河。不過，早期譯者所遵循的方法和原則已見端倪，為支謙的論述提供了理據並奠定了基礎。安世高來自西域，但精通華語，所譯經本措辭恰當，較好地傳達了原文本義，“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但總體還是偏於直譯，順從原文結構而有損於譯文。支讖同樣來自西域，所譯經本全屬大乘佛教經典，他仍採取直譯，“貴尚實中，不存文飾”，以“棄文存質，深得經義”為旨意。隨後的數位譯者同樣遵循直譯之路，“言直理旨，不加潤飾”。由此可見，直譯為肇始階段的譯者所遵從，但過分求實求質必然導致結構僵硬，義理隱晦，滯於理解。這樣，也就為“文”提供了契機。“文、質”之爭始於支謙的《法句經序》，他斥直譯文本“為辭不雅”，提倡譯文適應讀者的口味。支謙譯經較多，譯作“曲得聖義，辭旨文雅”，他批評直譯者“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法句經序》）。他在翻譯或改譯經文時，改“胡音”為漢意，用意譯取代音譯，這種譯風從三國到西晉，佔據着重要的地位。然而其過分追求美巧，難免偏離原著本義，因此也遭到來自直譯派對反駁。質派堅持“佛言依其意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的原則，並以老子和孔子的名言為其佐證，所以翻譯時，應“因順本旨，不加文飾”。文質論爭由此而起，偏於質，文義有所不盡；偏於文，結構無以傳達。質者居先，是因為對佛教經典的虔誠，唯恐違背經旨，所以“樸則近本”。文者隨後，是想修正直譯的不足之處，所以“頗從文義”，但其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刪削過多而不能盡表原意。因此，譯文常常無法兩全其美，達致二者滿意的程度，這樣，爭論還得繼續下去。

前秦時期開始有組織地翻譯佛經了，道安（314—38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譯場主張直譯，但要求譯文必須符合漢語習慣，不至於令人費解。道安不贊成支謙在文字上求“巧”，也不贊成多刪削。在處理“文、質”問題上，方法更加靈活，譯大乘經可以“文”，譯戒律非“質”不可，即文質由經文本身來決定。道安不懂梵文，他對翻譯的研究是通過對同本異譯的比較而進行的，譯場的實踐經驗與總結使他對翻譯的認識日漸成熟，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論，這一理論在後世的譯經中深受推崇。鳩摩羅什（350—409）開創的新譯“文約而詣，旨婉而彰”，質量實屬上乘。羅什傾向於意譯，但處理手法非常純熟，贊寧評價其譯文“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羅什之前的譯經人員往往以中國玄學唯心主義的立場去理解佛經，常借用玄學名詞來譯佛學概念，道安反對這種“格義”的方法，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乖”。羅什則完全摒棄格義，創立佛教專用名詞。不過，羅什的翻譯仍有不足之處，如僧睿所言“未備秦言名實之變”，對漢語的'含藴處不甚瞭解而致表達不夠確切。彥琮（557—610）精通梵文，批評從胡本轉譯過來的經典中謬誤重重，認為譯經必須依據梵文原本，他甚至倡言“廢譯”，要求在中國佛教徒中普及梵文，這種過激思想在佛經翻譯史上尚屬首次出現。彥琮在其《辨證論》中，總結了翻譯經驗，十分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認為“洞入幽微，能究深隱”。並評論了歷代譯人的得失，提出了“十條”、“八備”，總結了佛經翻譯通常遵循的方法以及做好翻譯的八項具體條件。這一時期對“文、質”的論述更為深入，羅什提倡意譯，主張在存真的原則指導下“依實出華”。慧遠認為“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悦者寡”。僧祐認為譯經的要旨是“尊經妙理，湛然常照”，“文過則傷豔，質甚則患野，野豔為弊，同失經體”。

唐朝時期，佛經翻譯達到頂峯，譯者以本國僧人為主，他們兼通梵漢，深曉佛理，譯場制度更加完備，譯經的計劃性更強，極少選譯、節譯，往往翻譯全集，因此，所譯佛經大大超過了前代。玄奘（600—664）是這個時期的傑出代表，在我國翻譯史上佔據了十分突出的地位。玄奘組織的譯場分工細密，對翻譯的各個環節都做到了細緻入微把關，這種個人才華與集體智慧的結合使譯本達到了近乎完美的水準。從玄奘的譯文形式來看，“比較起羅什那樣修飾自由的文體來覺得太質，比較法護、義淨所譯那樣樸拙的作品又覺得很文”（馬祖毅 1999：149）。在“文、質”方面，玄奘做到了圓滿的調和，所譯經文“覽文如己，轉音猶響”。他對以前的舊譯文，凡是“中間增損，多墜全言”者，一一予以重譯。玄奘翻譯技藝高超，善於運用多種翻譯技巧，但他對翻譯的理論論述較少，僅見於其制定的“五不翻”原則，這一原則至今仍對名稱翻譯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

唐代以後，佛經翻譯聲勢漸微，由大規模的譯場轉為零星的散譯，論述也已銷聲匿跡。圍繞佛經翻譯而進行的“文、質”之爭，開創了我國傳統譯論的先河，尤其在方法論上對翻譯進行了深入探討，儘管各派論家的觀點稍顯獨立甚至零星，但統而觀之，卻有着理論雛形。下面將對其理論結構進行探討。

三、佛經譯論的理論結構

佛經翻譯歷經千年，從支謙的開篇譯論，到宋末贊寧總結譯論，佛經譯家圍繞翻譯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討論。儘管佛經譯論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學科性質，但其理論價值和思想光芒對於當今譯學的建設與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譯經論家都有着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的論述不僅是有感而發，而且引經據典，深植於中國古代文論的沃土之中。對於這些散見於各個時期的論述，綜觀其旨，可以發現其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對翻譯進行的闡述，這些論述不僅涉及翻譯本身，還對譯者也進行了論述，因此足以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

翻譯的本體論在於回答翻譯是什麼？本源何在？對翻譯的本體認識源於周朝，《周禮義疏》中解釋為“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贊寧在《宋高僧傳》中再次對其定義，“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所無也”。雖似仿效，然其更好地反映了翻譯的功能。他認為佛經翻譯是“有緣則遇，無道則違”，譯者為“察異俗、達遠情者”，並以生動的比喻言之——‘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翻譯的認識論在於明析翻譯的運作過程，探尋其中的規律。維袛難認為“佛言依其意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參見馬祖毅 1999：106）。他認識到佛經的文本特徵，指出譯者應該在忠實於原文的基礎上載達意義，即翻譯要做到現代意義上的“信”與“達”。道安提出了翻譯的“難易”觀，即“五失本”、“三不易”理論，他認為翻譯梵文佛經，有五種情況容易使譯文失去原文的面目，有三種情況不易處理好。這一觀點對其後的翻譯工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錢鍾書甚至認為“吾國翻譯術開宗明義，首推此篇”（《管錐編》）。鳩摩羅什對西方辭體的論述論及到傳達原文的文體風格問題。慧遠對文體的看法是“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悦者寡”，僧祐認為譯經的要旨是“尊經妙理，湛然常照”。彥琮的“八備”説提出了做好翻譯的八項條件，“八者備矣，方是得人”，對譯者本身修養的論述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佛經譯者在方法論上建樹最豐，圍繞“文、質”之爭，各家都對翻譯的方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質”者對佛家經典態度虔敬，唯恐背經離義，認為“樸則近本”，於是翻譯時便“審得本旨，了不加飾”。“文”者注重譯文詞藻文雅，“曲得聖義”，力圖適應譯語文化。“質”派以維袛難為代表，認為翻譯應“因順本旨，不加文飾”，佛言神聖而莊嚴，追求美巧，難免離開原著，導致譯文偏離旨意。“文”派以支謙為代表，主張改“胡音”為漢意，不死扣原文，傳義並求雅。“文、質”之爭論及了翻譯中的矛盾觀，偏於質，文義有所不盡，偏於文，原質有所丟失。於是，執中者平衡於二者之間，道安主張經文的文質，應由其本身來決定，譯大乘經可以“文”一些，譯戒律就非“質”不可了。玄奘的譯經做到了文質的最佳平衡，從形式上看，比較自由的文體來顯得太質，比較樸拙的作品來又覺得很文。翻譯中，他運用了多種技巧，並制定了“五不翻”原則，再加之完整的譯場制度，使得佛經翻譯達到了頂峯。

四、結束語

我國譯論始於佛經翻譯，儘管譯者眾，論者寡，但豐富的經驗形成的論點開啟了我國翻譯理論的歷史序幕。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促進了佛教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融合，佛經譯論也深植於我國傳統文論的沃土之中，從開篇譯論到漸近尾聲的論述，雖間隔數百年，但綜觀其旨，確然自成體系，理論結構分明，是現代譯論的發展根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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