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錄《大方廣佛華嚴經》記

《華嚴經》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彙集過程，因而即便是作為全譯的兩種漢譯本，其結構也是有所不同的。

印光大師雲:眾生沉淪於苦海,必賴慈航救濟,而後度脱有期。佛法化導於世間,全仗經像住持,而後燈傳無盡。是以之故,凡能發心,對於佛經佛像,或刻或寫,或雕或塑,或裝金,或繪畫,如是等等印造之法,其人功德,皆至廣至大,實不可思議也。又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者,義理洪深,功德廣大,是為三藏十二部經中之王,一切諸經,皆從此經流出。其中妙義,雖用大海為墨,盡未來際,宣揚一句一字之義,尚不能盡。況光之膚淺無知,何能讚揚一二。倘能依之而修,則究竟成佛尚可必得。

友人喬建堂,櫟之。山西榆社人,宿有善根,自幼酷愛書法頗具天賦,從昔以來,習練各家字體、臨摹古今碑帖從不間斷,至今已四十餘載尚寒暑不怠樂此不疲。他常以文房四寶為伴鍾愛有加,新居四壁遍佈各種字畫條幅,客廳畫筒中、書房閣架上,無不皆是與文學,哲學,書法,繪畫有關的資料。滿屋中書畫墨寶,琳琅滿目,不禁讓人賞心悦目。其作品筆法流暢,堅勁精秀,着實令人讚歎不已。他常與同道中人蔘加各種書畫筆會、集聯題頌共樂其中。有作品曾多次入選全國省市展覽並獲獎,更有作品遠被美國、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國內外收藏家收藏。現任山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山西詩詞學會會員,全球漢詩總會理事,是為三晉著名書家。曾有著名學者、書法家林鵬先生稱:“他的小楷很精到……草書也頗見功力,是目前有潛力有實力有發展的青年書法家。”

多年來,建堂君臨摹抄寫、裝幀裝裱各類大小部頭佛教經典、世俗善本書多達數百卷,計逾300多萬字。或自行收藏,或贈送結緣,自得其樂。曾先後抄錄《妙法蓮華經》、《阿彌陀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諸多經典。其中將所抄《心經》數十卷分別贈送釋界同仁或寄往海內外各大禪林,並曾得到台灣佛光山星雲長老回寄《佛教菜根譚》以資鼓勵。近於2006年至2009年(乙酉年阿彌陀佛聖誕日至己丑年釋迦牟尼佛成道日),歷時三年又二十一天,再以書法小楷全本抄就《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計逾六十萬零四十三字。每於寫經時,必先盥洗沐浴、換着淨衣、拂拭几案、焚香禮佛,然後工整落筆敬錄,虔誠之心,可見一斑。

我與建堂君相處多年,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實屬令人欽佩。今謹以此小記聊表讚歎。願建堂君恭錄之大乘法寶,流芳傳世,常住娑婆,以其閲者,心生歡喜,得大受用,同沾法雨,共沐佛恩。

拓展：

《華嚴經》的形成與漢譯

《華嚴經》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或稱《大方廣佛會經》，亦稱《雜華經》、《不思議解脱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題包含了諸多涵義。“大”就是“周遍”、“包含”的意思。所謂“周遍”是指佛法周遍一切時、一切處，“時”指時間，“處”指空間。所謂“包含”，是指佛法總攝一切，包容一切，即任何事物都在佛心中顯現，沒有一事、一物、一位眾生能夠在佛心之外。“方”是“方正”的意思，指此經所講的義理不偏不倚，真正正確。“方廣”也可以合起來講，指“十二分教”中的“方廣分”。此處的“方廣”是大乘的代稱，與“方等”的含義相同。“大”本來與“方廣”的涵義相同，此經題在“方廣”之前加上“大”字，表示此經既“大”又“方廣”。也就是説，此經總説“一心法界”之體用，廣大無邊，因而稱之為“大方廣”。“華”字與“花”字相同，以“花”作莊嚴，就稱之為“華嚴”。而“華嚴”與“佛”又構成因果關係，“華嚴”是“因”，“佛”是“果”，菩薩修習“四攝”、“十度”是“因”，最後成佛是“果”。此經為釋迦成佛後第一次説法，在菩提場等處，藉普賢、文殊諸大菩薩顯示佛陀之“因”、“行”、“果德”如雜華般莊嚴，其所説法廣大圓滿、無盡無礙。總體而言，“大方廣”是指所證之法，“佛”為能證之人，也就是證得“大方廣”之理的佛，“華嚴”二字是對佛的比喻。因位之萬行如“華”，以此“華”莊嚴果地。此經除了毗盧遮那佛之外，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金剛藏菩薩以及善財童子是其中最為重要、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形象。文殊菩薩象徵般若智慧，普賢菩薩象徵菩薩行。從“華嚴三聖”的角度解釋《華嚴經》的經題，則是以文殊菩薩的大智，去運普賢的大行，由兩者來莊嚴毗盧遮那佛的清淨法身。而〈十地品〉中出面為會眾演説十地之法的金剛藏菩薩是菩薩修行中所證之智的象徵與化身。〈入法界品〉所塑造的善財童子則象徵着以文殊的大智慧，運用普賢行，來證入法界，成就佛果。

關於《華嚴經》梵本在印度的流傳情況，有種種不同的説法。樑譯《攝大乘論》卷十五説：“《華嚴經》有百千偈，故名《百千經》”。[②]“百千偈”就是十萬頌。法藏在其《華嚴經傳記》卷一則説，西域傳説，《華嚴經》有三本，其中，上本篇幅之大無法衡量;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百偈，一千二百品，決非世人之力所能為;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分成六個梵莢，現在西域、天竺流傳。中土的兩種全譯本也只是其節譯本。[③]傳來中土的完整的《華嚴經》，除前述兩種之外，還有一種大慈恩寺藏本。智儼在《孔目章》中説：“依大慈恩寺華嚴梵本，檢有五百四十一紙葉，……四萬一千九百八十頌，餘十字。”[④]《華嚴經》雖有十萬頌説，但傳來中國的《華嚴經》梵本，都在四萬頌左右。六十卷本的梵本是三萬六千頌，大慈恩寺梵本是四萬一千九百八十頌餘十字，八十卷本的梵文是四萬五千頌，藏譯本大概也不會超過六萬頌。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和〈十地品〉是尼泊爾佛教經常傳習的九部大經中的兩部，其梵本至今仍然存在。十九世紀中，這兩品梵文經文，先後流傳到印度、英國、法國、日本等國，並且有多種校刊本。

關於大部《華嚴經》的形成，古代以智升《大唐內典錄》卷九的説法為代表，認為所有單行經都是從大本經之中節略而成，並且只是文字的差別而無義理的差異。近現代的學者則持相反的意見，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此經並非一次集出，大部《華嚴經》可能是由小部諸品單獨流傳，然後再經組合組織而成今日所見的大部頭經集。此經漢譯的歷史過程也印證了這一點。

關於《華嚴經》形成的歷史過程，異説甚多，難於取得一致意見。除了此經單行經漢譯過程可以作為佐證之外，〈十地品〉與〈入法界品〉的流傳時間也是考察《華嚴經》形成時間與地域的較為有力的證據。

龍樹在《大智度論》卷四十九中提到：“此‘地相’如《十地經》中廣説。”[⑤]《大智度論》卷五十則提到《不可思議經》之名[⑥]，並且引用了此經中的許多説法。關於《不可思議經》的提法，大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是指〈入法界品〉，如呂瀓先生就明確説：“〈入法界品〉在龍樹的《大智度論》裏引用時稱為《不思議解脱經》。”[⑦]但是，法藏在《華嚴經傳記》卷一中引用真諦的材料而有不同的記載：

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脱經》，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並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流天竺。[⑧]

從上下文看，《華嚴大不思議解脱經》似乎應該是指《華嚴經》全文。但是，現今的學者一般以為，在龍樹之前，《華嚴經》的全本可能不會出現，否則龍樹在《大智度論》中就不會同時稱引《十地經》與《不思議經》。還有，四十卷《華嚴經》的全名為《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似乎也可以從側面印證《不思議經》應該是指〈入法界品〉。呂瀓先生認為：“在印度，華嚴一類經典是當公元第二世紀中頃先流行於南方的。這隻要看經文的重要部分〈入法界品〉以福城做根據地，並得到當地的大塔，便可瞭然。福城即是東南印濱海的馱那羯磔迦城，大塔又就是阿摩羅跋提塔，各有實地實物可考。而從現存大塔的題銘上看，塔建於130年以後，提到它的〈入法界品〉當然更要遲出了。”[⑨]如果這一證據成立的話，〈入法界品〉的成立時間就應該在公元150年左右。

呂瀓是這樣描述《華嚴經》之形成過程的：〈入法界品〉“內容豐富，原來作為獨立的經典流行。龍樹時代以後，這一經的序文才結合了十方佛土思想而另有開展，就説成祗洹佛會上十方大眾集會，而得了‘健拏驃訶’，即‘眾會莊嚴’的名稱，(西藏一本保存的原名如此)。大部《華嚴經》在《兜沙經》、《十地經》的.思想基礎上，更結合了〈入法界品〉，發展無盡緣起理論和普賢願行實踐相一致的大乘理論，於是直接用一品的名目來作全經的題號了。”[⑩]印順法師在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三階段説，可便參考，茲引用如下：“《華嚴經》是不同部類的綜集。集出的時間，應大分為三期：一、初編，如《兜沙經》、《菩薩本業經》等所表示的，在公元一五〇年時，一定已經集成。二、〈入法界品〉與〈世界成就品〉等，《大智度論》已加以引用，推定為龍樹以前，公元150──200年間所集成。三、集成現存《華嚴經》那樣的大部，近代學者作出不同的推論，依個人的意見，贊同公元三世紀中説。當然，在大部集成以後，補充幾段，或補入一品，都是有可能的。”[11]

關於《華嚴經》形成的地域，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甚至認為，“《華嚴經》當是公元四世紀流傳在西域，可能在於闐編纂成集的。”[12]日本持這種觀點的學者頗多。近年出版的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依據西秦僧人聖堅所譯的《羅摩伽經》與〈入法界品〉在善財童子“西行”與“南行”問題上的不同，認為：“與其説〈入法界品〉產生於南印度或最早流行於南印度，不如説它出自印度以外的‘東方界’人士之手。‘東方界’人士為了概括華嚴經學，借用印度聖地編造求法故事，既涉及到北印度和中印度一些地區，也涉及到南印度的一些地區。此品的產生，不早於公元250年，不遲於六十華嚴的編集。”[13]魏先生的這一看法頗為新穎，但不知是否考慮過龍樹已經看到〈入法界品〉這一證據以及漢譯《羅摩伽經》翻譯的時間為公元三八八年至四一二年之間。從前者而言，將〈入法界品〉定為最早形成於公元250年，是有些問題的。從後者言之，也存在《羅摩伽經》與現存的〈入法界品〉同時形成流通的可能。另外，魏先生斷言〈入法界品〉晚出的理由之一是“普賢行”部分形成的時間須早於〈入法界品〉形成的時間，而關於“普賢行”部分的形成時間現今更缺乏能夠服眾的説法。而李富華先生則這樣評論：“這些觀點雖然都有一定根據，但並沒有確鑿的證據，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和進一步的考察。”[14]本人以為，儘管從現代學術的嚴格要求來説，確實有數據的不完整性問題，但諸説之中，大多數學者所確定的形成於于闐的説法最為可靠。

《華嚴經》完整的漢語翻譯，有三大部：

第一部為東晉佛陀跋陀羅(359-429年)所譯的六十卷本(起初分為五十卷)，分三十四品，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為“晉譯本”或“六十華嚴”。譯經的事蹟，如《出三藏記集》卷九〈華嚴經記〉説：

《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於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楊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時吳郡內史孟顗，右衞將軍褚叔為檀越，至元熙二年六月十日出訖。凡再校胡本，至大宋永初二年，辛丑(應是“辛酉”)之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校畢。[15]

此中，也許是筆誤，將“佛陀跋陀羅”稱之為“佛度跋陀羅”，其實指的是同一個人。《華嚴經》的梵本，號稱十萬偈，但“晉譯本”的梵本，僅有三萬六千偈。這部梵本，是支法領從於闐取回來的，如《高僧傳》卷六所説：“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慧)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16]依《高僧傳》所説，支法領等去西方取經，是稟承慧遠的命令，去的不止一人，弟子們分頭去尋訪，也各有所得，所以説“皆獲梵本”。《華嚴經》梵本，就是支法領取回來的。僧肇在答劉遺民的信中也説到這件事情：“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樑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17]大抵慧遠在江東，所以經本也到了江東。恰好禪師佛陀跋陀羅到了江東，就在建康道場寺，將《華嚴經》翻譯出來。從義熙十四年(418年)三月，到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才全部譯出。

第二部為唐實叉難陀(652—710年)所譯，凡八十卷，分三十九品，也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唐譯本”或“八十華嚴”。譯經的情形，如《開元釋教錄》卷九説：

沙門實叉難陀，唐雲“喜學”，于闐國人。……天后明揚佛日，敬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並請譯人。實叉與經同臻帝闕，以天后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遍空寺譯《華嚴經》。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文。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至聖歷二年己亥功畢。[18]

“唐譯本”的梵本，也是從於闐請來。譯主實叉難陀為于闐人。譯經的時間，為證聖元年(695年)到聖歷二年(699年)。據《華嚴經疏》説：“於東都佛授記寺，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19]比對兩種譯本，“晉譯本”的〈盧舍那佛品〉第二，“唐譯本”譯為〈如來現相品〉第二到〈毗盧遮那品〉第六，分為五品。這一部分，“唐譯本”要詳備些。“唐譯本”〈十定品〉第二十七，“晉譯本”缺;二譯的重要差別，是晉譯缺了這一品。兩種譯本相比較，一共相差一會五品。

第三部為唐般若(734年—?)譯，四十卷，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簡稱為“四十華嚴”。這部經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的通稱，而內題《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實際上只是“唐譯本”第三十九〈入法界品〉的異譯。這部經的梵本，是烏荼國王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年)奉獻給唐帝的。次年六月，在長安崇福寺翻譯，到貞元十四年(798年)譯成。此譯本最重要的是第四十卷，後來作為單行本流通，被稱之為《普賢行願品》。

上述三大譯本之中，“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為全本，而“四十華嚴”只是〈入法界品〉的異譯本。此外，《華嚴經》的某一品或某一部分單獨譯為漢語的也很多，法藏在《華嚴經傳記》卷一中列舉了三十五部[20]。這些別譯本現今大部分都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