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説的敍事特點

導語：汪曾祺的小説耐讀、耐品，讀他的作品猶如潺潺溪水在心底流淌，親切美好、舒緩有致，往往悲傷的故事作家也能寫得平淡有節制，不使讀者產生情緒波動，讀他的作品簡直就是美的享受。

一、敍事語言

語言是敍事的工具，敍事學的文本分析是從文本語言的有機構成開始的，而汪曾祺小説的敍事特點首先表現在文本語言方面。汪曾祺的短篇小説幾乎都有一句類似這樣的話開頭：“傅玉濤是‘寫字’的。”(《子孫萬代》)“祁茂順在午門歷史博物館蹬三輪車。”(《祁茂順》) “瑞雲越長越好看了。”(《瑞雲》)“張大眼是個催租隸。(《樟柳神》)“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雞毛》)……充分體現了汪曾祺乾淨、簡約、恬淡的風格，正如他在(《小説筆談》)中寫到的：“語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記住，語言的惟一標準是準確。”所以在他的小説中，外表上語言的行雲流水和漫不經心掩藏着極深的技巧。

汪曾祺這種語言上的講究，並非字句上的雕琢，而在於句與句整合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的藝術魅力，其表現在敍事文本的兩種類型(隱喻與轉喻)中。在敍事文本中，隱喻是以人們在實實在在的主體和它的比喻詞的代用詞之間發現的相似性為基礎，本質上來説是“聯想式”的。轉喻是以主體與它臨近的代用詞之間的接近或相繼的聯想為基礎，轉喻和隱喻並非截然分開，在實際的敍事文本中，這兩種敍事文本的類型是相互結合，相互使用的。如《受戒》的結尾：

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着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象一串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蘆棒，通紅的，象一枝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着四瓣小白花。驚起一隻青樁(一種水鳥)擦着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

這段文字表面上是景色的描繪，實際寫的卻是明子和小英子。這裏雖然沒有一句明子和小英子的形象，但又句句都向讀者暗示了他們的戀情，蘆花才吐新穗，讓讀者聯想到明子和小英子的愛情剛剛開展。其次，這段話中表示顏色的詞：“紫灰色、銀光、通紅、青、紫、白花”暗示着明子和小英子今後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但生活中也有坎坷的時候，如“長腳蚊子、水蜘蛛”，被驚起的青樁撲魯魯魯飛遠了，通過自然的突變，我們理解明子和小英子的關係引起的波瀾，比如英子的家人，寺廟的主持，特別是世俗的眼光。這段景物描寫實際上是作者贊同明子和小英子的戀情，充滿生氣地發展、開花、結果。

我們看到汪曾祺的語言在字裏行間留下空白，由讀者去聯想、替換、加入解釋、完成意義。如：“這兩個老人怎麼會到這個地方來呢?他們的光景過得麼樣了呢?” (《雞鴨名家》)“團長覺得怪委屈。”(《故里三陳》)“你怎麼了。”(《瑞雲》)“今年看又過，何日是歸年?老魯啊，咱們什麼時候回去呢?”(《老魯》)

特別是在文章的結尾，有些語言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雞毛》)“黃油烙餅是甜的，眼淚是鹹的。”(《黃油烙餅》)

“逢人只説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是一種庸俗的處世哲學，寫小説就必須這樣。李笠翁雲，作詩文不可説盡，十分只説得二三分，都説出來，就沒有意思了。汪曾祺的小説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二、回憶的視角

海德格爾説：“回憶就是告別塵囂，回到敞開的廣闊之域。”所以，汪曾祺的小説多是以回憶的視角抒寫傳統的價值，比如他復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受戒》寫的是幾十年前一個故事，以一個世俗化的佛門故事，來抒寫普通人的人生歡樂，以“遠視”回憶的方式來觀照世界，抒寫自己少年時代的人事和風俗習慣，中華民族的勃勃生機在處於中心的城市裏失落，因此他將“回憶”的焦點放置於民間。作者曾説：“我以為小説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反覆沉澱，除淨火氣，特別是除淨感傷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説”，汪的啟蒙老師就是《徒》裏清絕一時的人物高北溟，他教汪曾祺讀歸有光和“五四”作家的作品，歸有光以清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情，親切而悽婉，和汪曾祺氣質酷似，他的小説裏時時迴響着歸有光的餘韻。

從《徒》裏面的句子直接可見汪曾祺回憶的內容：“這是一支了不起的歌，但很貼切，樸樸實實，平平常常，和學校很相稱。一個在寺廟的廢基上改建成的普通的六年制小學，又能寫出多少詩情畫意呢?人們有時想起，只是為了從乾枯的記憶裏找回一點淡淡的童年，在歌聲中想起那些校園裏的薔薇花、冬青樹，擦了無數次的`教室的玻璃，上課下課的鐘聲，和球場上像煙火一樣升到空中的一陣一陣的明亮的歡笑……”

從生活心理和情感歸宿層面上看，汪曾祺把小説視為回憶並不令人費解。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尋求到足以使自己感到滿足的情感空間時，尋找其他精神寄託也便成為必然。經歷瞭解放後各種政治運動並深陷其中，遭遇了幾番沉浮的汪曾祺，對嚴酷而無可改變的現實，唯一的出路是“逃”，“逃”向何處呢?他的氣質及經驗和文化情結為他指明瞭方向，即“逃”向魂牽夢繞，曾給了他太多温情與關愛的“故鄉”，逃向原來未被“社會化”時代的回憶中，以上例舉的《徒》就是明證。

古往今來，因對現實的不滿而選擇逃避的人物有很多：有的選擇虛空的想象世界，如屈原、李白;有的遁入山林與自然為伍，如王維、孟浩然;有的逃離本行，選擇與政治無任何瓜葛的行業，如沈從文……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具體的路徑不盡相同，相同的是他對知識分子立場和操守的堅立態度。

而汪曾祺則不同，他的個性、氣質和經歷以及在情感方面對故鄉充滿了温馨氣氛的市井生活根深蒂固的認同感，使他在失望於現實的時候，輕而易舉地投身到記憶中的故鄉懷抱，在汪曾祺的記憶裏故鄉給他的印象實在是太深，也太美了。

三、敍述方式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指出：“小説有三個基本的可能，講述一個故事菲爾丁;描寫一個故事福樓拜;思考一個故事穆齊爾。”

汪曾祺在敍述上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對環境、風物、風俗、風情的細緻描寫。環境就是環繞着人物一切外部境況的總和，汪曾祺小説中的環境描寫，既是風景畫，又是風情畫、風俗畫。

他的小説，很少採用開門見山的寫法，作品的開頭總有大段的關於環境、植物、風俗、典故等描寫，比如：《冬》“冬天的荒野一片白，就只有一個字：雪。要那樣才叫雪，什麼都沒有，都不重要。只有雪，天白亮白亮的，雪花綿綿的往下飄……”《翠子》“夜，剛才還藏在牆面的青苔深處，這時偷偷地溜出來，佔據了空空的庭院，天上黑漆漆的，星星一個一個地掛起來……”《雞毛》中關於西南聯大校院的描寫，《戴東匠》那間小店所處的方位，及其左鄰右舍的描寫，《職業》關於文林街從早到晚各種吆喝聲的描寫;尤其是《大淖記事》的開頭，從對“淖”字的考證，寫到淖中的沙洲，及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漿坊、鮮貨行、輪船公司、碼頭……然後又寫到四連接錫匠和東邊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場還在後邊，他總是通過風土人情(環境)，尤其是通過人物的謀生方式(勞動)表現存在的空間，給人物展示廣闊的生活天地，從而使人物左右逢源，處處觸到生活，不容置疑地宣告自己的真實性。內陸的人物總是融匯在作品中，諸多風俗畫所集成的背景氛圍之中洋溢着濃郁的鄉俗風情和民間信息。

《受戒》中寫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環境，充滿詩意的美：“房檐下一邊種着棵石榴樹，一邊種着梔子花，都齊房檐高了。夏天開了花，一紅一白，好看得很，梔子花香得沖鼻子，順風的時候，在荸薺庵都聞得見。”這清新自然的景物和真正普遍意義的民間有很遠的距離，構成了世外桃源般生活居所的象徵。

汪曾祺小説中的環境描寫隨處可見。特別是自然環境描寫，簡直就是陶淵明《桃花源》的一個翻版，只不過多了一些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已，可以説是汪曾祺心靈中的一片淨土。

讀汪曾祺的作品，就像走進一片清涼的綠蔭，品嚐一杯淡淡的菊花茶，他那幽蘭清菊般的語言，令人口齒難韻，難以釋懷;讀他的作品，讓我感受最深的集中在兩點上：一是熱愛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喪失對生活抒情意味的情趣;二是要在事業、職業，日常勞作中追求一種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