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特點

引導語：汪曾祺的文風很優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少有世俗之氣，散文如此，小説亦如此，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汪曾祺作品特點，歡迎大家閲讀了解。

1、淺談汪曾祺散文的特點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後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對於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衝，如孫鬱所對他的評價：“他的傑出性在於，回覆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説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於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於其中，藴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説要貼着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於其中。無論是記人類、遊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説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係，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於微小，安於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於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雲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着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説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弔書袋”，原因即在於這些故紙堆裏的考據並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藴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於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着，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説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麼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説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説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恆”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於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於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嶽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裏鮮活起來。金嶽霖聚會時捉蝨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於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於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説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着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説，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蔔”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後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薰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閲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説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後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鹹蛋“筷子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慾。《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裏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瞭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彷彿過於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裏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遊刃有餘，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醜，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侷限。

2、汪曾祺小説的散文化特徵特點

汪曾祺的小説注重風俗民情的表現。既不特別設計情節和衝突，加強小説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風俗民情作為推動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機”因素。他要消除小説的.“戲劇化”設計（包括對於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設計），使小説呈現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他主張“不裝假，事實都恢復原狀”，展示生活的“本色”，寫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説”（或“隨筆風的小説”）。在“散文化”小説的展開中，讓敍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貫、浸潤在色調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則簡潔、質樸，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説文體上的創造，影響了當代一些小説和散文作家的創作。清水出芙蓉的語言。“小説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説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説》）與汪曾祺的民間敍述風格相一致，其小説語言表現為少浮辭、不渲染，質樸、潔淨的藝術特點。在汪曾祺的小説中，我們幾乎看不到誇張、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連比喻也用得很少。這就使他的語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蕪雜，清水出芙蓉般單純、明快，細細讀來似乎只剩下了語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談》中曾説“作品的主題，作者的思想，在一個作品裏必須具體化為對所寫人物的態度、感情。”因此他曾將自己的文學創作稱為“抒情現實主義”。他的優秀之作無不以情見長。 作為作家個人氣質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現的相當充分。這首先表現在作家主觀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説情節的淡化傾向。無論是《受戒》、《大淖記事》等“高郵”系列小説，還是《安樂居》、《小芳》等現實題材小説，其故事情節都異常簡單。作家承認他不善於講故事，小説的情節發展也因此顯得鬆散而隨意。隨着情節因素的漸次消失，諸多的非情節因素（如風土人情、社會背景）湧入小説，抒情功能便附着在這些非情節因素上發揮作用。在《大淖記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節都在講風俗，第四節才出現人物；在《故里三陳》中寫陳四也同樣。對這樣的情節設置有人認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對此則解釋為必須為人物安排一個合乎邏輯的生活環境（注：見《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載《晚翠文談》）。其實作家精心描繪的水鄉風俗，更多的成為一種滲透着抒情韻味的氛圍，為小説中即將發生的纏綿緋惻的愛情故事提供一個充滿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規定性，並帶有觸發、烘托和解釋作用，它浸潤着創作主體的情思，比起一般以敍事為主的小説中冷靜、客觀的環境介紹、背景刻劃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創作中作家有意識地採用一種“過去時態”的寫作，將絕大部分小説置於回憶筆調之中，這與小説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關係。作家承認“人到晚年，往往喜歡回憶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因為隨着時間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離，使人能夠置身事外，平心靜氣地以一種審美靜觀的態度去回顧過去。它意味着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觀審美理想，把回憶中的人物原型給予隨心所欲的藝術加工，以滿足自己的美學情感，因為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麼寫都行。”但在現實生活中作家一方面“還沒有找到美的心靈”另一方面又難以對現實人物進褒貶，也就無法進行藝術加工，更談不上滿足作家的審美情感並將之傳達給讀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轉向過去，在如夢似幻的記憶深處找尋自己的抒情之境。（此處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談》）

作家曾説：“語言決定於作家的氣質。”作家的抒情氣質對其作品的風格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最明顯地跡象莫過於其小説語言的“詩化”傾向。對於自稱為“通俗抒情詩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對語言的“詩化”是自覺的，他認為“短篇小説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着語言應該詩化這一觀念。

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大多帶有創作主體的鮮明烙印，因而體現出獨特的抒情氣質。他筆下掙扎於生活重負之下的主人公在單調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現為對美的敏感與熱愛，對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於為此衝破世俗的規範。在他的小説裏，不僅知識分子懂得在筆墨山水，梅蘭竹菊之間尋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販夫走卒也多有藝術愛好：嚴謹耿直的錫匠們愛唱“小開口”（《大淖記事》）；本份老實的瓦匠們最會踩高蹺（《故里三陳》）；頂不濟的修鞋匠，也要養幾盆懸崖菊，在花影繽紛中運銼補鞋（《皮鳳三楦房子》）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壓力，卻依然在忙碌奔波之餘尋找着美，釀造着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