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語調

語言學批評範圍廣泛，流派眾多，其分支更是五花八門，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我們所説的語言批評還是西方的一個重要批評流派。下面就一起看看汪曾祺對於語調的看法吧。

中西語言的差別近年來越來越被語言學家、文化學者們認識到，中國許多語言學家開始反思自《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近現代漢語語法體系，認為從《馬氏文通》開始，中國的語言學家大部分都在用西方的語言體系來研究漢語，用它的方法與範疇來描述漢語、整合漢語，甚至制定和規劃現代漢語的發展方向，改造現代漢語。這可能犯了根本上的錯誤。

因為漢語與西方語言屬於不同的語言系統，漢語是表意文字，而西方的幾大主要語種屬於表音的印歐語系。漢語的許多特徵是建立在印歐語系基礎上的西方語言學所無法描述和解釋的，如漢語的句子思維不是採用焦點透視的方法，而是採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它句界不嚴，沒有西方語言中的中心控制成分，而是“動態”滾動的，從而形成獨特的流水句的格局;漢語以意為主，以神攝形，沒有固定的框架，無時態與對象間關係(格)的嚴格規定，而是以意義的完整為目的，用一個個語言板塊(詞組)的流動、鋪排、接續的局勢來完成內容的表達要求;漢語以字為本位，具有特殊的表意性，具有明顯的縱向的意義衍生性等等。不僅在語言學界，在語言實踐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許多作家都有歐化的傾向，而另有一批作家則主張用民族語寫作，主張用口語、土語、方言、古漢語寫作，這一立場到今天已上升到保護母語進而堅持文化本土化的高度。

這樣的區別值得關注，起碼提醒我們在運用西方語言學批評方法來進行以漢語作品為對象的批評實踐時要知道方法上的不適應性而有所取捨，同時更要在借鑑這一方法時思考如何從漢語的特點來進行屬於漢語的語言學批評，自覺地運用漢語語言學批評的資源，來描述漢語作品的語言學特徵與審美特性。我們可以汪曾祺先生的《葡萄月令》來進行嘗試。

汪曾祺先生非常重視本民族的語言，對漢語有精深的研究與獨到的見解。他説：“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後面是有文化的。”①他告誡青年作家，要“愛護祖國的語言。一個作家應該精通語言。一個作家，如果是用很講究的中國話寫作，即使他吸收了外來的影響，他的作品仍然會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外來影響和民族風格不是對立的矛盾。民族風格的決定因素是語言”“用一種不合語法，不符合中國的語言習慣的，不中不西、不倫不類的語言寫作，以為這可以造成一種特殊的風格，恐怕是不行的”②“語言，是民族傳統的最根本的東西，不精通本民族的語言，就寫不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的文學”。③所以，不獨《葡萄月令》，汪曾祺的小説與散文作品都體現出十分鮮明的中國味，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復出，相比起自五四以來受外國語影響的現代漢語寫作，特別是開放以來外國現代派的新時期文學，汪曾祺的作品幾乎是一個另類。他的語言亦俗亦雅，亦古亦今，成為至今仍在討論的獨特現象。

中國語言、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字本位的表意性基礎上形成的意義累積，自覺地運用這些累積會產生比字(詞、詞組以及更大的語言單位)的本義要多得多、大得多的意義增殖，以至形成了中國文學修辭的“用典”傳統。我們應該首先對《葡萄月令》的文體予以關注。從語言學批評的角度説，文體是話語行為中具有結構意義的範疇，如果以一般的説明文體為參照，寫葡萄則一般從它的生長週期、外形、用途入手，如《南州六月荔枝丹》就是這種寫法。但《葡萄月令》沒有這樣，它似乎只寫了一個方面，即葡萄的生長週期。這就要説到《葡萄月令》這個題目中的“月令”了。從最早的記載看，月令是《禮記》的篇名，後來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是排列一年十二個月時令、節氣的歷書。《禮記?月令》以非常簡練的語言和清晰的思路勾勒出一幅中華農耕民族一年十二個月起居日用等條理清晰、安排細密的生活圖景與規劃。後代學者對《月令》作了仔細的研究，認為它包括了天文、物候、音律、祭祀等七大系統，這些系統無不與中國農耕文明的特點相關，所以，汪曾祺以“月令”的文體來寫葡萄是具有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的。比如“物候”，《月令》的物候反映了古人對動植物界微觀生命過程與現象的細緻觀察，每個月自然生命領域所發生的微妙細節變化都被古人敏鋭地捕捉到了，它真實地反映了動物界的生命過程史，也真實地呈現了植物界的生命節奏史，是大地四季寒來暑往的變化史。這種對自然界動植物生命節律變化規律的瞭解，對大地氣温寒暑交替節律的精細掌握，是農耕民族從事正常、有效農業生產的必要前提。因此，物候觀察對中華農耕民族來説，就有着關乎生存的重要意義，是中華民族為生存而與自然建立起重要天人關係的手段與形式。而隱藏在這些描寫當中並支配人的行為與語言敍事的便是時間結構。可以説，從敍事結構上講，《葡萄月令》是對中國古代月令敍事的模仿，而在其骨子裏面則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代時間觀念、中國古代自然物候理念的認同。寫作一篇“月令”體的作品大概是汪曾祺的一個文學理想，他曾經説過：“《禮記》的《月令》寫得很美。”①《葡萄月令》也是以一年十二個月為行文順序的，每一個月都不缺。一般來説，人們在介紹或説明植物時，大抵都採用依植物生長的階段性順時結構，像《葡萄月令》這樣一月都不缺的鋪陳十分少見。中國古代的時間觀是流轉不息、反覆輪迴、從不間斷的，並且呈現為一種節奏分明而又平衡的結構，以這樣的結構來描述植物的生長，便使植物呈現出完整的生命形態。需要進一步説明的是，葡萄在汪曾祺的筆下與近現代科學觀察的對象不同，它是自足的，有生命的，它是與人共生的可以對話的朋友，而不是分析、研究的客體。《月令》內容廣泛，它不僅關乎自然，而且關涉人事，對於中華農耕民族來説，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及時瞭解日月星辰之空間位置，山川河流的動靜狀態，草木花鳥的生命特徵，是有效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②所以，月令規劃的是一年的國家生活。而農事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內容。如果仔細閲讀，就會知道《葡萄月令》與一般植物類文章的區別。它不但寫了葡萄，還寫了人，寫了人是如何按照節令的推移和葡萄的生長進度來安排農活的，從葡萄的“出窖”到“上架”“施肥”“澆水”“噴藥”“打梢”“掐須”“打條”，到“下葡萄”“下架”“入窖”，都是人的園藝活動。嚴格地説，這是一篇關於葡萄與如何種植葡萄的文章，是人與葡萄在共同的時間維度裏共同的活動。而這，正是“月令”這一規定性文體的內容，也是“月令”這一傳統文化符號的意義指涉。

從更微觀的語言角度看，《葡萄月令》從許多方面顯示出漢語的特徵，顯示出汪曾祺對民族語言的美學追求。

不妨從作品的語調和語氣談起。語調原指説話的腔調，就是一句話在語音上的高低輕重快慢配置，表示一定的.語氣和情感。一篇作品也如同是一句話，也有自己的語調，只不過構成更復雜，語調前後的變化也更豐富。但不管怎麼複雜，有多少變化，總有其基本的強度、力度，也就是基調。汪曾祺十分重視作品的基調，他談到自己的創作經驗時認為這是他寫作之前首先要考慮好的，“在你寫一個作品之前，必須掌握這篇作品的語言基調”，“寫作品好比寫字，你不能一句一句去寫，而要通篇想想，找到這篇作品的語言基調。寫字，書法，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一個橫幅也好，一個單條也好。它不只是一個字一個字擺在那兒，它有個內在的聯繫，內在的運動。除了講究間架結構之外，還講究‘建行’，講行氣，要‘謀篇’，整篇是一個什麼氣勢，這一點很重要。寫作品一定要找到這篇作品的語言基調”③。具體到《葡萄月令》，可以説它的基調是安靜的，平和的，略帶一絲欣悦。文章從一月開始，幾乎是流水賬式地敍述葡萄的一個完整的生長與冬眠的輪迴以及圍繞這個輪迴農民們的勞作。葡萄的生長是漸次的，如同其他植物一樣是緩慢的，有時似乎是不知不覺讓人感覺不到的。因此，這就決定了作品的敍述也是耐心的，緩慢的，控制了速度的。一個月不缺，體現了對植物每個生命環節的尊重，而不僅僅是春之播種、秋之收穫，這裏面有傳統的農耕的生態思想，有建立在這種生態理念中的對時間的體認，也就是“日子”。每一天植物都在生長，農民在侍弄莊稼、等待收穫中形成了對生命時間的本體觀念，也固化了自己的心理時間，並進而形成生活的節奏和看待世界的形式感，中國古代審美觀念中的時間感，那種流轉不斷、綿長悠遠、空靈靜謐，就與此有關。這實際上就是節奏。

《葡萄月令》結構均衡，一月一章，詳略雖有別，但起伏並不大，全文大部分使用敍述的句式，從而體現了平緩的語調。在語調中，聲音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汪曾祺非常重視語言的聲音，他説：“聲音美是語音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個有文學修養的人，對文字訓練有素的人，是會直接從字上‘看’出它的聲音的。中國語言因為有‘調’，即‘四聲’，所以特別富於音樂性。一個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講一點聲音之道。”①他以中國古文字的聲訓學為根據説：“形、音，是會對義產生影響的。”②《葡萄月令》語音上的安靜實際上是對植物生長狀態的自然傳達。從現代漢語語音學的角度看，這篇散文的段落結尾時的收字幾乎很少用開口呼，而多用合口呼、撮口呼與齊齒呼，如雪、音、裏、了、的、綠、住、着、肺、呢、片、須、粒、面、色、子、禿、土等等。同時，從全篇而言，它的音韻也呈現出舒緩平和的狀態。説到作品的音韻，一般而言，總會想到詩歌，以為散文跟它聯繫不大。其實不然。中國古典音韻美學是涵蓋所有作品的，散體的各類體裁也有這方面的追求。陸機的《文賦》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對於散體文而言，其內容與音響之間同樣存在緊密的聯繫。清劉大?在《論文偶記》中講道：“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章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葡萄月令》的文氣是平和舒緩的，它不太用四字句，甚至雙音節詞也少，而是多用許多的單音節詞，明顯地受到文言文和口語的影響。文言文與口語有內在的一致，因為文言的許多現象在方言口語中還有遺留，書面的普通話對文言和口語的改造即是將單音節詞改為雙音節詞。“中國語言還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都是‘單音綴’，一字一聲，它不是幾個音節構成一個字。中國語言有很多花樣，都跟這個單音節有很大關係。”③汪曾祺主張語言要儘量避開書面語，特別是廣播與報紙上的書面語。“中國的書面語言有多用雙音詞的趨勢。但是生活語言還保留很多單音的詞。避開一般書面語言的雙音詞，採擇口語裏的單音詞，此是從眾，亦是脱俗之一法。”④從語音的角度看，用單音節詞一是句子的停頓多了，因為漢語是按詞連讀的，整體上講，文章就慢下來了，二是單音節詞用得多可在字與字的音韻上造成更多的平仄相諧。以作品第一段為例：

一月，下大雪。

雪靜靜地下着。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

葡萄睡在鋪着白雪的窖裏。

除了名詞，幾乎全是單音節詞，一字一頓，自然呈現出緩慢平和的節奏，響應了雪天的靜謐與葡萄的冬眠的狀態，猶如童話的世界。如果將平仄標上去，會發現它在韻上也確實是平仄相對，在音響上給人很舒服的感覺。當然，汪曾祺未必用寫作古典詩詞的格律去安排字句，但由於其語言修養與國學底子深厚，平常也多作詩，為文駢散皆擅，所以在這些方面可謂水到渠成。

與單音節詞使用類似的是大量使用短句子。“我們使用語言時，所注意的無非是兩點，一是長短，一是高下。”⑤長短即句子長短，高下即聲音也就是音韻、聲調的安排。所以，汪曾祺幾乎有些極端地説：“語言耍來耍去的奧妙，還不是長句子跟短句子怎麼搭配?有人説我的小説都在用短句子，其實我有時也用長句子。就看這個長句子和短句子怎麼安排。”①汪曾祺有篇文章專門談“短”，他雖然談的是小説，正如有人説汪曾祺的小説像散文一樣，這兩種文體在他那裏是相通的。他説小説之所以寫長，其中“一個原因是句子長，句子太規整。寫小説要像説話，要有語態。説話，不可能每一個句子都很規整，主語、謂語、附加語全都齊備，像教科書上的語言。教科書的語言是呆板的語言。要使語言生動，要把句子儘量寫得短，能切開就切開，這樣的語言才明確。平常説話沒有説挺長的句子的。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②。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語態，像平常説話，《葡萄月令》説的是農事，汪曾祺就是想把它寫得像老農談莊稼一樣，日常化，家常化，舒緩平和;二是手段，如何像平常説話?就是短。如何短?一是切開，所謂切開不是硬切，人為地將長句剖開，而是在創作思維時就是用的短句子思維，將長句子變成幾個短句來表達，一變，字就少了。要注意的是，這裏的短句是以句讀為單位的，不一定指以句號為標誌的完整的句子。當然，汪曾祺是句號用得最勤的作家，因為他喜歡慢的節奏，對停頓，也就是文章的空白運用得出神入化。相對而言，句號標誌的句讀停頓時間最長。

雪靜靜地下着。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聲音。

三個句子，就是三幅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