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的幾個問題

《詩經》研究曾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學人們也做過相關的學術總結，下面一起來看看!

　一、關於《詩經》的性質問題

《荀子·儒效》説：“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

禮》《樂》之歸是矣。”可見，在戰國時代，《詩》已經被認為是聖人的傳道之書，已經有了“經”的意義。司馬遷説：“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説：“經也者，恆久之治道，不刊之鴻教也。”可見，在中國古代人的眼中，《詩經》並不是一部單純的文學作品，而是一部以“詩”的形式表現聖人之“志”的“經典”。

古人關於《詩經》的這種看法到“五四”時代開始受到嚴厲的批判。1922年，錢玄同在給顧頡剛的一封信中説：“《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麼‘聖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書的編纂，和孔老頭兒也全不相干，不過是他老人家曾經讀過它罷了。”(《古史辨》第一冊)於是，《詩經》不再具有了“經”的性質，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國古代詩歌總集。這種認識奠定了20世紀研究《詩經》的基礎，標誌着《詩經》學的根本轉向。

這裏面顯然有一個基本的問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詩經》在我們今天看來固然是普通的詩，但是當時人對它的看法並不如此。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又説：“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魚獸草木之名。”可見，孔子認為《詩》在當時是承擔着多種功能，是有多種應用價值的。從現有的先秦文獻記載看的確如此。《詩》在當時所承擔的第一功能是禮儀功能。《頌》詩主要用於宗廟祭祀的禮儀活動裏，雅詩主要用於宮廷燕饗等禮儀活動中，風詩也用於各種世俗的禮儀活動中。詩在當時所承擔的第二功能是政治教化功能。中國古代有采詩以觀民風的説法，又有公卿士大夫陳詩獻詩之説。無論是采詩還是陳詩獻詩，詩在這裏都被當成是為政治服務的東西，而不是用來審美。詩的第三大功能是作為貴族子弟的教學教本。《周禮·大司樂》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武》。”這裏所説的樂德、樂語和樂舞，都與《詩》有直接的關係。這説明《詩》包含着用於貴族教育的多方面內容。總之，正因為古人對於《詩》的理解與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們就不能僅僅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講，説20世紀的學者們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的本來面目並不準確，這導致了《詩經》研究的狹隘化。今天，我們應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重新思考《詩經》這部書的“文學”性質了。

　二、關於《詩經·國風》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

在20世紀的《詩經》研究中，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於《國風》是否民歌的問題。在《風》《雅》《頌》中，《國風》受到了當代人特別的關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20世紀的學者看來，《雅》《頌》都屬於統治階級所作，而只有《國風》的大部分才是勞動人民的作品，屬於民歌，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上世紀30年代，朱東潤就發表了《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50年代，胡念貽又發表了《論國風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問題》。這兩篇文章多方列舉證據，説明《國風》不可能出自民間，它的大部分不可能是“民歌”。遺憾的是他們的觀點沒有被那個特殊時代的學術界所接受。

在今天，我們有必要徹底糾正這種觀點，這對深化當前的《詩經》研究極其重要。在這裏首先要為《國風》正名。説《國風》不是“民歌”，除了有朱東潤、胡念貽等人提出的諸多證據之外，同樣可以得到文字學和語義學上的證明。風的本義是指風土、風情、風俗。“國”指的是當時周代的一些諸侯國和地區。“國風”兩字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表現周代社會各諸侯國和地區的文化風俗、風土、風情的詩。同時我們還知道，在《詩經》中，《國風》是一個與《雅》和《頌》相併立的概念，它的最初意義與音樂相關。簡單地説，《頌》是宗廟之樂，《雅》是周王朝的朝廷之樂，《風》是周代各諸侯國與地方的世俗之樂。而我們現在所説的“民歌”，自“五四”以來已經有了特定的意義，即指下層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可見，無論是從詩的角度還是從樂的角度，《國風》都不是一個與“民歌”相等的概念。前者強調其地區性、民俗性和音樂性，而後者則特指其作者的階級歸屬，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其次是我們要設身處地地考慮周代社會的文化環境以及《詩經》的產生過程，雖然我國古代早就有“采詩以觀民風”之説，但是我們不能把凡是從各地採來的詩都當成是“民歌”、即下層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國風》中有相當多的詩所寫的都是貴族社會的世俗生活，真正可以認定是出自下層勞動者之手的微乎其微，而且這些詩篇也不一定是它的原始形態，同樣是經過樂官們整理後的藝術品。其三是要糾正多少年來在《詩經》研究中形成的以作者的階級性為標準的價值評判尺度。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是各民族各階層共同創造的，它們大多數都出自於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之手，即便是其源於民間，也往往經過無數代的選擇與淘汰，最終又經過專業藝術家的加工，而不再是它的原生形態。因此，簡單地把《國風》中的一些作品認定為民歌的根據是不充分的，以作者的階級性作為對《詩經》的價值評判尺度本身也是不科學的，由此而導致的在以往的《詩經》研究中重《國風》而輕《雅》《頌》的傾向也是需要改正的。

　三、關於《詩經》的文化價值重估問題

在古代，《詩經》被當作中國文化經典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它本身的價值，它起碼錶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詩經》不是一部普通的詩歌總集，而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表現與藝術的昇華，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奠基意義的文化典籍。中華民族從傳説中的'遠古走到周代，已經基本上發育成型，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培養了獨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比如愛國愛家的鄉土情結，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以孝為本的倫理觀念，禮樂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等等，而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詩經》這部中國現存的第一部詩歌總集中就有了充分的表現。因而，這就使它成為了一部具有中華民族精神原藪和文化原型意義的著作，這是中國後代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不能與之相比的。第二、《詩經》在周代社會並不僅僅是一部文學總集，而是周代歷史政治宗教哲學的藝術表現，是禮樂文化的一部分，是貴族子弟的教科書，是周人精心編撰的傑作。而周代社會的政治、哲學、文化、制度等等，又對秦漢以來的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後世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無法可比的。進入20世紀以來，《詩經》不再有那種崇高的地位。究其原因，我以為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於20世紀的學者僅僅把它當作一部普通的詩歌總集來認識，價值評估的角度發生了變化。在古代社會裏，當人們把它當做文化經典來認識的時候，經學家們的重點是通過《詩經》的文本闡釋來認識藴含於這部偉大作品裏的思想認識價值和豐富的內容;而20世紀的學人們把它當作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來研究，重點不過是認識其“文學”藝術上取得的成就。雖然也有些學者關心它裏面所包含的文化內容和思想內容，但是其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説明它的“文學”特性，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評估角度，而這正是導致當代人對《詩經》認識偏低的根本原因。第二、在20世紀的《詩經》研究中，由於受庸俗社會學的影響，把對《詩經》的文學研究又進一步狹隘化。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大多數學者都沒有結合周代社會以至中國上古社會的特殊情況來對其豐富的內容進行客觀的闡釋，而是用極其簡單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對待它，説《詩經》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國風》，是因為它的大部分是“民歌”，説《詩經》中最沒有價值的是《頌》詩，因為那是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的廟堂之作。而《雅》詩是否有價值，則要看它是否對當時的周代社會進行了批判，是否反映了民生疾苦。把這樣的價值評估標準用於《詩經》研究，不僅是對《詩經》在中國歷史中的經典價值的一種徹底否定，也是對《詩經》“文學”價值的一種扭曲。在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今天，我們要尊重傳統，弘揚傳統，就要溯源於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始經典，就要對它進行新的價值評估，要重新確立《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時也要重新思考我們的學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