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韋應物隱逸思想的影響

韋應物隱逸思想的產生與他的人生經歷、性格特點等有關，其中佛教對其隱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

韋應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詩人，以擅長山水田園詩著名，其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向來陶、韋並稱或王、孟、韋、柳並稱。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韋應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濟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運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隱逸思想的發展。韋應物具有濃厚的隱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於入世，常以隱居為樂。其隱逸思想的產生與他的人生經歷、性格特點等有關，其中佛教對其隱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

韋應物是中唐大曆、貞元中深受佛教影響的詩人之一。韋應物的崇佛習佛有其深刻的社會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亂後，朝綱混亂，政出多門，內有宦官弄權，外有強藩割據，統治者無心治國，黨同伐異，親佞遠賢。士大夫階層在這樣險惡的政治環境裏，一方面是要立足社會，實現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獨立人格，因此時常產生痛苦的心理。隨着中唐佛教的發展，士大夫間普遍熱心佛説，從佛教中尋找精神歸宿”。反映了在時代動亂的背景下，詩人逃禪的思想傾向。

韋應物接受佛教思想，嚮往隱逸還有許多自身的原因。韋應物曾有過宮中生活的特殊經歷和逍遙自在的生活，“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温泉行》)，而安史亂後已與昔日判若霄壤，“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温泉行》)。今昔一瞬間，儼然從天堂跌入地獄，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鄭户曹驪山感懷》)，“頑鈍如錘命如紙”(《温泉行》“見話先朝如夢中”(《與村老對飲》)……戰前亂後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這就需要在“精神上尋找一個支撐點，以便使慮有所定，神有所歸，心有所寄，靈有所託，即獲得心理的平衡”，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圓滿和精神解脱的佛教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廣德元年韋應物首次出仕，任洛陽丞，這時他積極性很高，克盡厥職，有着強烈的實現自我的社會意識。而當他因嚴格執法“撲抶軍騎”而遭訟後，被迫去職，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擊。從這一事件後，韋應物開始萌生退隱的念頭。大曆十年，韋應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參軍，攝高陵宰，歷任鄠縣、櫟陽令等職，但不久又因官場黑暗不勝其煩而稱疾辭歸。仕途的坎坷，官場的險惡，加深了他思想深處固有的社會意識與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調和矛盾。他此後閒居善福寺兩年多時間，這是他與佛教關係最密切的時期。韋應物後又任滁州刺史和蘇州刺史，皆被罷免。仕途的坎坷，濟世理想的破滅，更加深了詩人歸隱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韋應物早年離家，失職流浪 ，長期宦遊，拋家別子，極易產生孤獨感，再加上中年喪妻，感情屢遭打擊，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閲韋應物詩集，可以發現韋應物對諸弟、從子等韋氏晚輩的親情思念比比皆是。韋應物的妻子大約於大曆十二年去世，他們倆相敬如賓，感情甚篤，“提攜屬時屯，契闊憂患災……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傷逝》)，而從韋應物的悼亡詩可以看出，他始終沒有續娶，可見他對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這種孤獨和痛苦或許只有乞靈於宗教方得解脱。另外，韋應物可能患有某種經常困擾人的疾病。韋應物從在洛陽時起，就在詩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裏”(《寄李儋元錫》)，“秋齋獨卧病”(《郡齋卧疾絕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詩人為官清廉，兩袖清風，貧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難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極力解脱之事，韋應物傾心向佛，這也可算作一個原因。

社會影響也是一個原因。韋應物19歲遭遇“安史之亂”，47歲時又有“京師兵亂”(《寄諸弟》小序)，面對動亂悲慘的世界，他不禁為人生的殘酷而震驚，為民生的痛苦而悲哀。詩人雖然為官清正，關心民瘼，但面對遭受自然災害打擊，忍受苛政壓迫，不堪重壓而流離失所的百姓，他常常為他們的悽慘命運而悲哀，為不能解民於倒懸而痛苦，所有這些都使詩人思想受到震動，精神受到打擊，形成內心的孤獨和寂寞，這就需要有一個精神的避難所。

而佛教正可以幫助人們解脱這些痛苦。《金剛經》説：“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金剛經》的要旨，就是要人們拋卻苦惱，心無外物，不要執着。而禪宗則主張“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即主張人心應當像一面鏡子，只是平靜地反映外物，如風過竹而竹不留聲一樣，不要注入任何感情。韋應物為減輕痛苦常常參禪悟道，以求解脱：“悟澹將遣慮，學空庶遺境”(《夏日》)，“盥漱忻景清，焚香澄神慮”(《曉坐西齋》)。佛教給他提供了一個精神的避難所並滲透到他的生活習慣、人生態度和詩歌創作等方面。

據統計，韋應物的詩作中涉及遊覽寺廟、留居寺院、與僧人交往酬答之作近七十首。他在罷任洛陽丞、櫟陽令和蘇州刺史之後，都選擇了寺廟(分別是同德寺、善福寺、永定寺)作為自己的閒居之地。韋應物還廣交佛教僧侶，其中有皎然、法朗等十多位精於禪理和詩學的高僧，這此均可看出佛家與其生活關係之密切。“朝與詩人賞，夜攜禪客入”(《花經》)，“初夏息眾緣，雙林對禪客”(《李博士弟以餘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雲宋生昔登覽末去那能顧蓬芘直寄鄙懷聊以為答》);“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祠曹》)等詩句均反映出韋應物與禪師過往的密切。在生活習慣上，韋應物有齋戒淡食、焚香坐禪之習，“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葷羶已覺非”(《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鬆英丸捧對欣喜蓋非塵侶之所當服輒獻詩代啟》)，“雖居世網常清爭，夜對高僧無一言”(《縣內閒居贈温公》)。據李肇《國史補》載：“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亦可見一斑。

韋應物對佛教的篤信形成了其淡泊閒適的心境和縱情山水的情趣。在盛中唐流行的北宗禪法主張通過“凝心入靜”的觀照冥想，從而進入擺脱雜慮消除煩惱的最高境界——寂然界，故盛中唐近禪的詩人大都喜好清淨之境。這種避世主義哲學，為崇尚者提供了一種心靈解脱的方式。“禪宗所提倡的這種超塵脱俗的哲學和清靜淡泊的審美趣味越來越多地為盛中唐習禪的詩人所接受，而韋應物具有的淡泊的道心亦與禪師所謂的道人之心意趣相同。”韋應物亦愛山水，他自稱“所愛唯山水，到此即淹留”(《遊西山》)，“唯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行寬禪師院》)。可以説，韋應物對山水的興趣是與接受禪宗思想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