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韓愈的仕途沉浮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今屬遼寧）。故他又自稱昌黎人，世稱韓昌黎。

韓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過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歲而孤”，由其兄韓會撫養。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自言“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可能與韓會的撫育有關。父輩能文者有韓雲卿，李白稱他“文章蓋世”。韓愈也説：“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由此看來，韓愈既出生於官宦之家，叔父與兄又都以文章名世，這樣的門第對於他後來的趨向有一定的影響。韓愈時，家道已中落，而且韓會早死，韓愈隨寡嫂顛沛流離，《祭鄭夫人文》雲：“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韓愈二十歲時，赴京師求官，又曾“窮不自存”。

韓愈初到長安謀考進士，在《答崔立之書》中説：“僕始年十六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乃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但此後舉進士，三次落第，終於寄食於人。

直到貞元八年（792），韓愈二十五歲，始中進士。這次考試，由陸贄主考，樑肅、王礎為佐，號稱得人。“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除韓愈外，還有李觀、李絳、崔羣、歐陽詹、王涯、馮宿等，“皆天下之選”①。韓愈此後又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但前後三年，終於落選。此後，韓愈便上書宰輔，以求聞達。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內三次上書，竟無消息。於是離開京師，到地方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貞元十八年（802），韓愈才得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與柳宗元、劉禹錫等同為監察御史。

韓愈以書生而得官，立即上書言事，卻不料《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一奏，即得罪“專政者”，貶為連州陽山令②。十年謀官，兩月即貶。當“永貞革新”的期間，韓愈正在貶所。永貞元年（805）八月，憲宗即位，韓愈遇赦，移官江陵，為法曹參軍。元和元年（806），奉詔回長安，充國子博士。因避謗毀，求為分司東都，移官洛陽。又因“日與宦者為敵”，降職河南縣令。

韓愈這幾年的貶官生涯，對於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貶官不久，又回長安。元和六年（811），遷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調為國子博士。元和八年，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議裴度用兵淮西，被任為行軍司馬，功成之後，遷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當憲宗妄圖福田，迎接佛骨之時，他又上書直諫。《論佛骨表》一疏，引起憲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貶潮陽。一到貶所，他立即上表請罪，長慶元年（821）又返長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京兆尹。

韓愈二十年間，兩次貶官，都由極諫，説明其人確有正直的品質。但貶官不久而又升官，則是他的不幸。如果長期被貶，成就可能更高。晚歲定居長安，沒有寫出更好的文章。

韓愈卒於長慶四年（824），終年五十七。韓愈的生平事蹟，見《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狀》。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

韓愈一生，積極求官，努力為文。據他自己説，求官不僅是為衣食，也是為了行道，為文也不僅是好古人之辭，而是為了明道。韓愈為人所行之道，及其為文所明之道，都可從他一生實踐得到證明。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韓愈的“道”，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的，也即是主張“兼濟天下”而不贊成“獨善其身”。可以看出，他雖然繼承了儒家“兼濟”的思想，卻又有所不同。對於這一點人們一向很少注意，其實應該着重指出。這在當時是相當積極的一種政治態度。其《上宰相書》至於再三，固然是為了做官，但他做官確有行道的目的。

為了行道，韓愈還曾希望做個諫官。他在《齪齪》詩中説：“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做個諫官，這是唐宋兩代一些憂國憂民的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因為諫官的地位雖不高，卻有言事進諫的機會。韓愈寫《爭臣論》一文，就曾以言責批評諫議大夫陽城。當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責，便立即上書言事。《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是一篇體現韓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韓愈之道也是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他反對藩鎮割據，還不僅因為自幼身經藩鎮割據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還是因為他看到了藩鎮割據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言行是明顯的，最突出的表現是他積極主張討伐淮蔡，並且親自參加了這次戰役，淮蔡平定之後，韓愈還奉命寫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鮮明地表達了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這是維護皇朝的大一統思想，立場是明確的。

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再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他奉命宣撫王廷湊一事。長慶元年（821），鎮州叛亂，王廷湊自立。二年，韓愈奉命宣撫。當時執行這個使命是有危險的。《新唐書》本傳説：“（韓愈）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但韓愈無所畏懼，竟“疾驅入”。他在論辯中正告王廷湊：凡是割據作亂的藩鎮，從安祿山、李希烈，到吳元濟、李師道，沒有一個有好結果的。在這裏，韓愈反對割據、維護統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當時，反對藩鎮割據是個重要的政治態度，也是韓愈行道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韓愈的道又是關心社會現實、反對佛老的。在唐代，反對佛教雖不始於韓愈，但兼闢佛老，則以韓愈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還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這是十分激烈的主張。當然，韓愈更激烈的言論還是《論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歷數自古帝王長壽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這話和當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講話的時間不同，對象不同，韓愈這話就有更強的針對性，也冒更大的風險。這時正當淮蔡初平，憲宗自以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長壽，而韓愈竟説奉佛短祚，這等於冒“天子”之大不韙，在當時真是敢發狂言。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而能獨立不懼，是很難能的。

第四，韓愈之道又是主張重視人材、選拔人材的。重視人材，這是韓愈為人行道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終其一生，始終注意培養人材、推薦人材。《新唐書》本傳説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不但自己培養人材，也向別人推薦人材。《行難》一文反覆説明選拔人材的重要；《與祠部陸員外書》曾向陸■推薦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等。韓愈認為，為國家選拔人材，乃是一種“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

在唐代，選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韓愈培養人材、重視人材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貴族世襲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參與政治的機會。韓愈當時重視人材的言論具有新的時代特徵。重視人材，這是韓愈行道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韓文的特點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韓愈寫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説“羣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裏，在皇帝的因為下，在權臣的妒嫉中，敢於説出別人該説而不説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皇帝面前敢講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説的話，甚至説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説“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説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説》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説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説》，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説：“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説》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説》有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這就是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同樣，《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云云，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寫道：“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歎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説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説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文章的開始一段雲：“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 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這一席話幾乎都是反語。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至“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韓愈的正面意見應該是：方今之君不聖，相亦不賢，兇邪當道，畯良疏遠。才能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本來是憤激不平的牢騷，卻表現為冠冕堂皇的説教，這大概正是前人所謂韓愈行文的“狡獪”之處。“拔去兇邪，登崇畯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這是韓愈一貫的選賢任能的主張。這樣的觀點在《行難》一文裏也曾説過，他曾説選舉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賢”，只要“賢於人之賢”也就可以入選。這正是“佔小善”、“名一藝”都可錄用的意思。在《行難》裏韓愈是正面發表議論，而在《進學解》裏表達的方式有些曲折罷了。韓愈從正面發表這種議論的文章還有《原毀》。他在這篇文章裏講了“責己”和“待人”兩個方面。主要是講“君子”如何“待人”。認為君子待人應該“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只要有“一善”或“一藝”，就不要求全責備；而且應該不究既往，棄舊圖新。但“今之君子”不僅對人求全責備，而且忌才害能。於是韓愈十分憤慨地説：“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這裏講到為士處世之難，可見感慨並非全為自己而發。當時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羣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羣書》先説自己對崔羣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歎，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羣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於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於是韓愈十分感歎，他説：“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羣之賢，説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説：“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鬱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誌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範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説：“祭文退之獨擅。”至於《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説：“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説，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敍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於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説：“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雲：“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説：“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雲：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説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裏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於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鈎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飢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的特點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後代有較大的影響。

就思想內容而言，韓愈為詩，亦如為文，對於國計民生，多所關切。例如《齪齪》一詩有云：

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幹。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這樣的作品，與他的《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一文，思想傾向基本一致。這樣的思想內容，與安史之亂前後元結、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脈相承。

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於這類作品，而在於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詩發端有云：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有云：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對於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後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