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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詩中表達的情感

陶淵明詩中表達的情感

(一) 前期仕與隱的矛盾

陶淵明詩中表達的情感

陶淵明29歲起仕途為官,至54歲終歸鄉里,其間曾歷經幾仕幾隱。陶淵明是抱着怎樣的態度出仕的,又是什麼原因令他最終選擇歸隱了卻餘生?我們試來分析陶淵明仕與隱的矛盾。

前面已經提到陶淵明的家境很貧寒,他也常在作品裏自歎,“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歸去來兮辭·序》)。而立之年,陶淵明上要贍養母親,下要撫養妻兒,為官賺取俸祿來養家餬口是陶淵明出仕最實際的想法。因為生活的需要,陶淵明初任州祭酒。但是沒過多久就因不堪吏職而辭去了官職。

後來陶淵明又入桓玄幕,做過參軍和彭澤令,除了貧窮的理由外,桓玄的出現曾令陶淵明幻想動盪的時局將會有所轉機,這令他點燃施展政治抱負的希望,陶淵明因此再度出仕。

然而,做了官的陶淵明,眼看官場上的爾虞我詐和政治理想的破滅,人雖在職,心卻倍感壓抑,自然地懷念起純樸的田園生活。陶淵明先後喪妻、喪母、喪妹,他請假回家服喪,便藉此居喪在家,短時間內逃避官場紛擾。一個胸懷寬廣、嚮往自由的人,不可能一直忍受桎梏的束縛。陶淵明做人講求不違背真心,做官講求不違背良心。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既有悖耿直的秉性,又違背做人的原則,陶淵明寧肯解綬去職,迴歸田園。

《和郭主簿二首》寫於為妻居喪期間,其一表達了陶淵明寧願迴歸田園,過樸實閒適生活的願望,“息交遊閒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榖猶儲今”,陶淵明彷彿回想起年少時讀書“不求甚解”和“躬耕自資”的田園情趣。《遊斜川並序》悲歎時日無多,人生應當及時行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抒久仕念田園之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反思為何為官,表終歸田園、養真本性之願。辭彭澤令前一年所作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歸隱的願望愈發強烈,他説自己是“宛轡憩通衢”——不是仕途中人卻入仕,原本想遁世長往而暫且憩於仕途通衢的,“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才是真我所願。

陶淵明時而官場時而田園,表面看似是仕與隱矛盾心理的無法調和所導致的結果,但究其根本,都是陶淵明“不違心”的表現。陶淵明實實在在,不刻意,不做作。為官是為了生活而不是其他浮誇的理由;即便有濟蒼生的猛志,也不趨炎附勢,與權貴同流合污;忍受不了官場的黑暗就回到淳樸的田園。陶淵明可以堅持自己的本性反覆遊走在仕與隱之間,不受世俗陳雜的干擾和羈絆,這種豁達的'心態歸根結底是由於陶淵明執着於眷戀自然的樸實人格。

(二) 歸隱後對現實的關注

魏晉時期盛行隱逸之風,它深受玄學的影響,主張遁世幽居。“玄者玄遠,宅心玄遠則必然主張超乎世俗,不以物務營心;而同時既注重自然,則當然會希求隱逸”,陶淵明是典型之一。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飲酒》十八),“豈無他好,樂是幽居”(《答龐參軍》四言),“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答龐參軍》五言)。陶淵明歸隱幽居,是否在他的心中就已然了無關切了呢?王瑤先生認為,隱居是在社會動盪時期的常見現象,隱者對現實不滿而又無力改革。陶淵明正是由於猛志不獲騁,對政治失望絕望,才會退隱鄉里。這個羣體“正因為他們對現實不滿,才有了逃避的意圖,但‘不滿’本身不就表示他們對現實的關心嗎?……因為不滿才隱居的人,實際上倒是很關懷世情的人”。

陶淵明寫下組詩《讀山海經十三首》,借神話故事諷刺當朝政權。其十(精衞銜微木),陶淵明以精衞和形夭來自喻,感歎雖猛志常在但良機難待,諷當朝者沒有任人唯賢,悲自己一生老大無成;其十一(臣危肆威暴)謂上天有眼,為惡不可行,陶淵明“以古喻今,抨擊‘佐惡之奸臣’,正是詛咒和控訴了桓玄的篡奪行為。”其十三(巗巗顯朝市),陶淵明感慨統治者用人不慎必將招致禍害,他指出堯舜禪讓“是君主讓賢,選用賢能,是公正的、光明磊落的”,桓玄等人“是奸臣篡權搞政變,是邪惡的、陰險毒辣的”,“從而由正面駁斥了以禪讓文飾篡奪的讕言”。又如五言詩《述酒》前半部分説的是晉室衰敗劉裕篡位的動盪朝政,後半部分説自己隱居躲避亂世的紛爭。這些詩篇都是論當時政治的,“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但我們不能因此説他還留戀官場,這兩者不能等同來説。陶淵明的儒家思想並不只限於為官之道,他的心中始終是關懷世情的。他並不是在乎當朝皇帝究竟姓甚名誰,而是在乎皇帝統治下的國運是否安泰,黎民百姓是否衣食無憂。“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歸園田居》其四),陶淵明親眼見到農村景象蕭條凋敝,可知百姓疾苦之深。如此心懷蒼生,不正是讀書人該有的胸懷嗎?

可以説,陶淵明的歸隱在精神上還是頗有波瀾的。一方面他決心忘卻世俗,在田園自然中悠然自得地安度晚年;另一方面,陶淵明由親歷的農村窘迫的生活勾起對世情的關懷和對政治的批判。一般的隱者,也許歸隱之後就全然不聞世間之事,只囿於山野林間。陶淵明終究割捨不去時代的情感,他還有包容世情的胸懷,不落冷漠隱者的窠臼。陶淵明心理的反覆和矛盾,都恰恰表現出他忠於“心性使然”的特質,他沒有把仕與隱在形骸上或精神上界限化,他的思想是開闊的,他的心性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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