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詩人張若虛的作品，詞清語麗，韻調優美，膾炙人口，乃千古絕唱，素有“孤篇蓋全唐”之譽，其中詩詞也引起當時的很多方面質疑，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

在古代傳説中，卞和泣玉和伯牙絕弦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它們一方面證明了識真之不易，知音之難遇;而另一方面，則又表達了人類對真之被識，音之被知的渴望，以及其不被識不被知的痛苦的絕望。當一位詩人將其心靈活動轉化為語言，訴之於讀者的時候，他是多麼希望被人理解啊!但這種希望往往並不是都能夠實現的，或至少不都是立刻就能夠實現的。有的人及其作品被湮沒了，有的被忽視了，被遺忘了，而其中也有的是在長期被忽視之後，又被發現了，終於在讀者不斷深化的理解中，獲得他和它不朽的藝術生命和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在文壇上，作家的窮通及作品的顯晦不能排斥偶然性因素所起的作用，這種作用，有的甚至具有決定性。但在一般情況下，窮通顯晦總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發生的，因而是可根據這些條件加以解釋的。探索一下這種變化發展，對於文學史實豐富複雜面貌形成過程的認識，不無益處。本文準備以一篇唐詩為例，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宋代文獻如《文苑英華》、《唐文粹》、《唐百家詩選》、《唐詩紀事》等書均未載張作。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春江花月夜》，是《樂府詩集》卷四十七所載。這一卷中，收有清商曲辭吳聲歌曲《春江花月夜》共五家七篇，而張作即在其中。

這篇傑作雖然僥倖地因為它是一篇樂府而被凡樂府皆見收錄的《樂府詩集》保存下來了，但由宋到明代前期，還是始終沒有人承認它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更不用説承認它是一篇傑作了。

元人唐詩選本不多，成書於至正四年(1344)的楊士宏，《唐音》是較好的和易得的。其書未錄此詩。明初高棅《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雖在卷三十七，七言古詩第十三卷中收有此詩，但他另一選擇較嚴的選本《唐詩正聲》二十二卷，則予刪削，可見在其心目中，《春江花月夜》還不在“正聲”之列。

但在這以後，情況就有了改變。嘉靖時代(16世紀中葉)，李攀龍的《古今詩刪》選有此詩，可以説是張若虛及其傑作在文壇的命運的轉折點。接着，萬曆三十四年(1606)成書的臧懋循《唐詩所》卷三，萬曆四十三年(1615)成書的唐汝詢《唐詩解》卷十一及萬曆四十五年(1617)成書的鍾惺、譚元春《唐詩歸》卷六選了它。崇禎三年(1630)成書的周珽《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七言古詩，盛唐卷二，崇禎四年(1631)成書的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唐卷二十，明末成書而具體年代不詳的陸時雍《唐詩鏡》卷九，盛唐卷一及王夫之《唐詩評選》卷一選了它。清初重要的唐詩選本，也都選有此詩。如成書於康熙元年(1662)的徐增《而庵説唐詩》卷四，成書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御選唐詩》卷九，成書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卷五，成書於乾隆六十年(1795)的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卷八等。其中幾種，還附有關於此詩的評論。自此以後，就無需再列舉了。

再就詩話來加以考察，則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魏慶之《詩人玉屑》，何文煥《歷代詩話》所收由唐迄明之詩話二十餘種，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所收詩話三十餘種，均無一字提及張若虛其人及此詩。詩話中最早提到他和它的，似是成書於萬曆十八年(1590)的胡應麟《詩藪》。

《春江花月夜》的由隱而之顯，是可以從這一歷史階段詩歌風會的變遷找到原因的。

首先，我們得把這篇詩和初唐四傑的關係明確一下。《舊唐書·文苑傳上》雲：“楊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四傑。”這一記載説明四傑是代表着初唐風會的、也被後人公認的一個流派(注：彭慶生《陳子昂詩注》附錄諸家評論中，論及此點者不少，可以參閲。)他們的創作，則不僅是詩，也包括駢文，而詩又兼各體。

既然四傑並稱是指一派，那麼即使其中某一位並無某體的作品，談及其對後人影響時，也無妨籠統舉列。如今傳楊炯詩載在《全唐詩》卷五十的，並無七古，而後人論擅長七古之盧、駱兩人對後世七古之影響，也每舉四傑，而不單指兩人。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知道，許多人認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屬於初唐四傑一派，是很自然的了。

胡應麟《詩藪》內篇卷三雲：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婉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制，初唐無疑。

這是依據詩的風格來判斷其時代的。胡應麟所謂初唐，即指四傑。故《詩藪》同卷又云：“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又云：“王、楊諸子……偏工流暢。”又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卷八，七古凡例雲：

盧照鄰《長安古意》，駱賓王《帝京篇》，劉希夷《代悲白頭翁》，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何嘗非一時傑作，然奏十篇以上，得不厭而思去乎?非開、寶諸公，豈識七言中有如許境界?

這段話既肯定了這些七言長篇是傑作，又指出了它們境界的不夠廣闊高深，而對於我們所要證明的問題來説，管氏所云，也與胡氏合契，即《春江花月夜》的結構、音節、風格與盧、駱七古名篇的藝術特色相與一致。

如果這兩家之言還只是間接地説到這一點，那麼，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五則直截了當地説明了這篇作品“猶是王、楊、盧、駱之體”。

正因為張若虛這篇作品是王、楊、盧、駱之體，即屬於初唐四傑這個流派，所以它在文學史上，也在長時期中與四傑共命運，隨四傑而升沉。

如大家所熟知的，陳子昂以前的唐代詩壇，未脱齊、樑餘習。四傑之作，對於六朝詩風來説，只是有所改良，而非徹底的變革(注：彭慶生《陳子昂詩注》附錄諸家評論中，論及此點者不少，可以參閲。)所以當陳子昂的價值為人們所認識，其地位為人們所肯定之後，四傑的地位便自然而然地下降了。

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雲：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又之三雲：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不管後人對這兩篇的句法結構及主語指稱的理解有多大的分歧(注：郭紹虞《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對諸家異説，蒐羅詳盡，分析精審，可以參閲。)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當時有人對四傑全盤否定，而杜甫不以為然。

在晚唐，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雲：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注：馬茂元《論駱賓王及其在“四傑”中的地位》(載《晚照樓論文集》)引此詩。注云：“這裏舉‘王、楊’以概‘盧、駱’，是因為受到詩句字數的限制;不説‘盧、駱’或‘四傑’而説‘王、楊’，是因為平仄聲和對仗的關係。”此説甚是。杜、李之舉盧、王以概四傑亦同。)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在北宋，陳師道《絕句》雲：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不共盧王爭出手，卻思陶謝與同時。

李商隱和陳師道雖然非常尊敬杜甫，但卻缺少他們的偉大前輩所具有的那樣一種清醒的歷史主義觀點，即首先肯定四傑在改變齊、樑詩風，為陳子昂等的出現鋪平道路的功績，同時又看出了他們有其先天性的弱點和缺點，即和齊、樑詩風有不可分離的血緣關係。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五雲：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義山自詠爾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少陵自詠萬古之四子。

這話很有見地。要補充的是：李商隱和陳師道這種片面的看法，也是時代的產物，只是他們不能像杜甫那樣堅持兩點論罷了。陳子昂《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已經指斥“齊、樑間詩採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而韓愈的抨擊就更加猛烈，在《薦士》中説：“齊樑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將其説得一無是處了。而文學史實告訴我們，韓愈這種觀點，對晚唐、北宋詩壇具有很大的影響和約束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薛嵎〈雲泉詩〉提要》雲：

宋承五代之後，其詩數變，一變而西昆，再變而元祐，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然四靈名為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也。其法以清切為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為宋末江湖之濫觴。

其所為宋詩流變鈎畫的輪廓，大體如實。根據我們對“詩分唐宋乃風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別”的認識(注：錢鍾書説，見《談藝錄》此條)則宋代詩風，始則由唐轉宋，終於由宋返唐，雖四靈之作，不足以重振唐風，但到了元代，則有成就的詩人如劉因、虞、楊、範、揭、薩都剌、楊維禎，都無不和唐詩有淵源瓜葛，而下啟明代“詩必盛唐”的復古之風(注：《明史·李夢陽傳》：“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勿道。”)也是勢有必至的。

從李東陽到李夢陽，他們之提倡唐詩，主要是指盛唐，並不意味着初唐四傑這一流派也被重視。真正在杜甫《戲為六絕句》以後，幾百年來，第一次將王、楊、盧、駱提出來重新估價其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的，則是李夢陽之夥伴而兼論敵的何景明。

何、王二人所論，誰是誰非，不屬於本文範圍，姑不置論，但何景明以其當時在文壇的顯赫地位，具此“妙悟”，發為高論，必然會在“後賢”心目中提高久付湮沉的“王楊盧駱當時體”的地位，則是無疑的。四傑的地位提高了，則屬於四傑一派的作品也必然要被重視起來。這也就是為什麼自李攀龍《古今詩刪》以下，眾多的選本中都出現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理由所在。這篇詩是王、楊、盧、駱之體，故其歷史命運曾隨四傑而升沉。這是我們理解它的起點。

當明珠美玉被人偶然發現，發出奪目的光彩之後，它就不容易再被埋沒了。後來者的責任只是進一步研究它，認識它，確定它的價值。從晚明以來的批評家對這篇傑作的藝術特色，作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主題、結構、語言、風格等。這些，已別詳拙撰《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集評》，這裏就不再複述。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許多人長期研究之後，清末王闓運在這個基礎上，大膽地指出了這篇作品之於四傑歌行，實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陳兆奎輯《王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