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我們仨》:三人行 皆我師也

三年前，見報載楊絳譯著《斐多》問世，頗感意外。楊先生譯柏拉圖，自稱“力不能及”，只為“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這部“對話錄”，譯畢於1999年12月18日，恰是錢公去世一週年前夕，也是人類第二個千年的世紀末。喪亂襲來，挺得住就不簡單；痛定思痛，借希臘古哲談生死的智慧，以“能戰勝死亡”。 

近期楊絳新作《我們仨》的出版，再次成為讀書界的熱點。錢氏父女走後，楊先生形容自己像“在昏黑的亂山裏攀登”，靠生來的堅倔，靠哲學的救助，自勝者強，把精力放在整理錢先生留下的大量讀書筆記、出版錢撰《〈宋詩紀事〉補正》上。人類進入新的世紀，楊先生也進入了新的人生境界。 

法國詩人馬拉美説：“世上的事，最後歸結為一本美麗的書。”喪之哀痛，化為一冊思辨的譯著；生之再造，凝成一部明淨的佳構。前譯後作，都是讀書人一讀為快的好書。 

《我們仨》裏寫道：“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娓娓道來，都是一個家庭幾十年裏會碰到的事，但平凡中自有不平凡在。錢先生志存高遠，自立自重。他學問之大，人所難及；而品節之高，更令人仰望。楊先生説：“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夫唯不求，故無尤；為而不爭，故無憂。須知這個家庭，淪陷時也遇到求職無門，動亂期間更是流寓不定。朱家驊曾許以聯合國職位，江青説可以住到釣魚台去，但學問家辭謝“胡蘿蔔”，正因不慕榮利，才能無致迷亂。錢先生做成大學問，並不像一般推想多半靠條件好，他的人生道路上也有淺灘，也有利誘，也有不測。“上士忘名，中士玄名，下士竊名。”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園地，一生裏真正做到自甘淡泊，以能寧靜，所以得以致遠。錢先生的道德文章，實乃一生精神之所寓。 

楊先生已92高壽，仍清明在躬，文字還像早年那樣朴茂、婉曲、慧巧，今則更兼通脱、深摯。這一印象，主要得自書中關於錢瑗那部分文字。楊先生寫到他們的獨生女兒，毫不掩飾自己的母愛和讚譽之情：“阿瑗是我生平傑作”！書中從新生命誕生起，寫盡小女兒的可愛，懂事，聰慧，機靈。圓圓兩年不見爸爸，好像不認識了，看到爸爸行李放在媽媽牀邊，很不放心，説“這是我的媽媽”。父親反問誰先認識你媽媽？“自然我先認識，我一生出來就認識，你是長大了認識的”！女兒走路，翻書，好記性，不知懼怕，都頗有父風：“我和爸爸最‘哥兒們’”。 

書中寫了錢瑗從生到死的整個一生。其生，歡欣快慰；其死，令人扼腕。楊先生以實筆寫其生，以虛筆寫其死；兩副筆墨，各臻其妙。“阿圓住到了醫院去……我變成了一個很沉重的夢……我的阿圓，我唯一的女兒，永遠叫我牽心掛肚的，睡裏夢裏也甩不掉……我實在拿不定我的夢是虛是實。”虛虛實實，虛中有實；如幻如夢，幻中有真。楊先生相當清晰地寫出這一時期冥冥濛蒙的'情感體驗。推近拉遠，化入化出，時空切換，大有“後現代”意味。 

讀罷“我們仨失散了”，令人唏噓感歎。一代學人，從此遠逝；“讀書種子”，蘭摧蕙折。錢先生是20世紀少有的博學家，真正意義上的學貫古今、言通中外的大學者；他讀書之多，大量難讀的古書，尤其從多種外語直接讀原著，恐怕前無古人，後來者亦幾稀。先生以《寫在人生邊上》、《圍城》和《談藝錄》、《管錐編》，在我國20世紀文學史、學術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可惜的是錢瑗，“鍾書認為‘可造之才’……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所幸，借楊先生之筆，她的音容笑貌依然活在讀者記憶裏。“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我們仨》寫得很完備，似尚能拾得一遺。去年1月，我承楊先生賜贈《錢鍾書集》，前去三里河取書時，聽楊先生説，女兒小時，錢先生給她講吉爾布拉斯的故事，講得興致很高，聽得哈哈大笑。楊先生看父女倆這麼喜歡，後來就把兩厚冊書翻譯了過來。因錢氏父女喜歡吉爾布拉斯的故事，我們才有楊絳這部好譯本。這是譯界的幸事。不料錢瑗看了印成書的譯本，覺得不及爸爸口語版有趣。可惜這一精彩的口語版，隨錢氏父女長逝而成廣陵絕響。在《我們仨》裏，此事可能因事小而不錄吧。

                                     來自：千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