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這也是生活

引導語：何為生活?大家有具體的定義?我們一起來看看魯迅是如何説生活的?

這也是病中的事情。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病初癒，就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面前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覺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出力工作的緣故。

我有一個親戚的孩子，高中畢了業，卻只好到襪廠裏去做學徒，心情已經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幾乎一年到頭，並無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懶，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對他的哥哥道：“我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他從此就站不起來，送回家裏，躺着，不想飲食，不想動彈，不想言語，請了耶穌教堂的醫生來看，説是全體什麼病也沒有，然而全體都疲乏了。也沒有什麼法子治。自然，連接而來的是靜靜的死。我也曾經有過兩天這樣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是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才能覺得疲勞，才需要休息。

象心縱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聲打一個呵欠，又將全體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切用力之點，這真是一種大享樂。在我是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記得前年，也在病後，做了一篇《病後雜談》，共五節，投給《文學》，但後四節無法發表，印出來只剩了頭一節了。雖然文章前面明明有一個“一”字，此後突然而止，並無“二”“三”，仔細一想是就會覺得古怪的，但這不能要求於每一位讀者，甚而至於不能希望於批評家。於是有人據這一節，下我斷語道：“魯迅是贊成生病的。”現在也許暫免這種災難了，但我還不如先在這裏聲明一下：“我的話到這裏還沒有完。”

有了轉機之後四五天的夜裏，我醒來了，喊醒了廣平。

“給我喝一點水。並且去開開電燈，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為什麼?……”她的聲音有些驚慌，大約是以為我在講昏話。

“因為我要過活。你懂得麼?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來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來，給我喝了幾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輕輕的躺下了，不去開電燈。

我知道她沒有懂得我的話。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它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卻排在喝茶搔癢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鋪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卻不説他們怎樣不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倒是有時不耍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於是所見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腳，即以為象的樣子像柱子。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

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

為了不給我開電燈，我對於廣平很不滿，見人即加以攻擊;到得自己能走動了，就去一翻她所看的刊物，果然，在我卧病期中，全是精華的刊物已經出得不少了，有些東西，後面雖然仍舊是“美容妙法”，“古木發光”，或者“尼姑之祕密”，但第一面卻總有一點激昂慷慨的文章。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之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尤可驚服的是先前用《御香縹緲錄》，把清朝的宮廷講得津津有味的《申報》上的《春秋》，也已經時而大有不同，有一天竟在卷端的《點滴》裏，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的。但倘使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吃西瓜，我恐怕一定咽不下去，即使用勁嚥下，也難免不能消化，在肚子裏咕咚的響它好半天。這也未必是因為我病後神經衰弱的緣故。我想，倘若用西瓜作比，講過國恥講義，卻立刻又會高高興興的把這西瓜吃下，成為血肉的營養的人，這人恐怕是有些麻木。對他無論講什麼講義，都是毫無功效的。

我沒有當過義勇軍，説不確切。但自己問：戰士如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儀式的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幹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着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説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魯迅與“左聯”

左聯的團體叫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於1930年的3月2日。在這之前，李立三擔心魯迅認為“左翼”兩字太左，讓馮雪峯徵求下魯迅的意見，不想魯迅的態度卻很明朗，説“左翼”兩字旗幟鮮明。

左翼文學運動的領導人，除了主將魯迅以外，大都是一些黨的宣傳、文化工作者，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圍繞革命文學的問題，各進步文學社團與個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大論戰，作為這個論戰結果而出現的，就是以魯迅為首的左聯。

1931年2月7日，左聯五烈士被反動派祕密殺害於上海龍華獄中的消息傳來，魯迅當時震動很大，立即寫稿《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來紀念五烈士，他們是柔石、白莽、胡也頻、馮鏗、李偉森。然後把稿子交給馮雪峯，找私人印刷廠承印，刊發在左聯出版的'《前哨》上。刊頭也是魯迅親筆寫的，來不及製版，就用木頭刻成蓋了上去。

左聯的成立，只是從組織上解決了一些黨員文藝工作者和魯迅之間的團結問題，而並沒有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也沒有真正認識魯迅的偉大。1936年，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解散“左聯”，是在第二次革命大轉折時期，日本侵略中國激起全民抗日情緒，毛主席、黨中央發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號召。從左聯成立到解散，從革命文學論戰到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在每次革命的轉折關頭，在每次迂迴前進的時候，都經歷了左右搖擺的過程。但前進中的缺點和錯誤，卻擴大了論戰的影響力，無疑推動了新文學事業的發展。

解散左聯的時候，沒有充分尊重魯迅的意見，但魯迅是經得住考驗的，他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比國防文學這個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魯迅的思想在鬥爭中躍進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這源於他高昂的革命熱情，還有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對事物的敏鋭眼光和剖析入微的能力，對舊勢力毫不妥協的韌性戰鬥精神。

筆者認為，光從思想上尊重魯迅是遠遠不夠的。如何正確地認識魯迅，全面正確地學習和領會魯迅思想，無論在當時和現在，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個關係文化方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