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歷史演變

兩千多年來，《詩經》曾強烈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時代，《詩經》在社會生活中就有廣泛的應用，《左傳》中就有大量引詩用詩的例證。實質上，《詩經》是先民繼承前代文化遺產、領略禮樂文明精髓、掌握社會交往準則的經典文本。對於立志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的士人來説，學《詩經》無疑是獲取話語權的初階，所以孔子説:“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詩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鯉時説:“不學《詩》，無以言。”當時學《詩》，不只記誦字句，更要經世致用。

孔子建構起“六經”經學體系之後，《詩經》又承載起獨特的文化功能，兩千多年之中，《詩經》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就與此有着密切的關係。不過，《詩經》學之興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詩經》中的大量篇什，描寫了人類最真摯的感情、讚美既文質彬彬又胸懷抱負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誰不願擁有這美好的瞬間?可以説，一部《詩經》閲讀史，未嘗不是一卷人間心靈史。這才是《詩經》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詩經》成為經學要籍之後，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漢、宋、清三朝的成果最為顯著。現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古詩序》(或稱《孔子詩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闡釋著述。到漢代，著名者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今文學，起初是顯學。《毛詩》後出，是古文學。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毛詩》定於一尊，從而形成了《序》、《傳》、《箋》、《疏》的嚴密體系。在注重對字義、名物的訓詁和考據，着力於經文本義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註釋的基礎上，將詩歌與政教相聯繫，宣揚王道禮儀，功利色彩濃厚。宋代雖然有“疑經之風”，但由於經學歸於朱子之理學，《詩經》學仍在嚴密連貫的解説體系之中。《詩經》的史料化是學術轉型的一面，漢代以來的分經而治，轉變為分科治經。分經而治是每一經自成體系，以經為中心，並不與“通經”相悖;分科治經則以學為主(參林久貴、周春健《中國學術史研究》)。

清代開始全面整理與研究傳統典籍，《詩經》自然不會例外。清初，學術界響起復古徵實的呼聲，《詩經》的研究呈現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説為宗，注重訓詁考證;或以《詩集傳》為宗，專注推闡詩意;或不主一家，兼採眾説。到乾嘉時期，考據學大興，戴震的《毛詩補傳》堪稱佳作。嘉道間，更有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馬瑞辰的《毛詩傳通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三部名著問世。晚清時期，《詩經》學的研究重心轉向今文經學，著述頗豐。維新派(今文學派)和革命派(古文學派，或稱國粹學派)“都必然地趨向變革，而變革的結果，都是取消了傳統經學”(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接續這一變革、影響最大的當數梁啟超。梁啟超説:“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其首也，固其書於文學價值外尚有一價值焉，曰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二)

“五四運動”以來，以文學治《詩經》者，最有名的當數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稱大膽的郭老，“選譯”的是徹底的離經叛道(參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詩經》被定為“文學作品集”，搖身變為“先秦三百”，彷彿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討《三百篇》的“真”(科學實證)與“美”(文學審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莊大道。“如果只是把《詩經》當作單一的文學作品，顯然是不恰當的`。單一的研究模式不僅難以全面體現《詩經》的價值，而且會讓《詩經》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詩經》被文學化、史料化後，現在更成為各個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無疑使曾經是整體的《詩經》日漸支離破碎。實際上，這與推翻傳統經學這個權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貫的。這種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於現代人?獲得審美享受之後呢?瞭解先民生活情狀之後呢?答案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學科可以給出。因為《詩經》是博物館裏面的東西，其價值在於展示，又似乎與我們毫無關係。

詩意在自由，而反對權威是現代人的自由德性。“權威在於闡釋的唯一性”，現代人樂於將“詩無達詁”視為傳統內部的反叛而作為自由闡釋的根底。但《春秋繁露》所謂“詩無達詁”，乃以“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為根本，“大義”被解釋為現代的“詩意”，現代人的空疏可見一斑。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從《詩經》到“三百篇”，被“革”掉的正是經學之“大義”，亦即善惡之別。“五四”學者們艱難地在清代《詩經》學術傳統中?繹出“科學精神”和“審美價值”，卻輕易地放過傳統經術的最關鍵之處:有識之士心中的“經學無用”論(參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在現今看來無疑是“道德無用”的諷刺，我們和德先生、賽先生一起邁入了善惡朦朧的現代。經學在現代的尷尬，其實是現代人品質平庸的尷尬。孔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