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札記

《詩經·鄭風》共有詩歌二十一篇。其中二十篇是愛情、性愛之詩。《大叔于田》是唯一的例外。其內容是共叔段隨鄭莊公田獵：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勿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詩中稱讚共叔段駕馭之術精湛，箭法出眾，甚至徒手製服猛虎。把共叔段的勇武與英姿展現的淋漓盡致。

但在另一部儒家經典《左傳》中，共叔段貪得無厭，欲發動叛亂。最終多行不義必自斃，成為喪家之犬。故一些學者認為，《詩經·大叔于田》與《左傳·隱公元年》的記載相矛盾，可能是共叔段黨羽所作。甚至對《鄭風》大肆批判——“二十首淫詩+ 一首顛倒黑白之詩”。也有一些學者的觀點完全相反，認為共叔段謀反是未然之辭，是被栽贓嫁禍。一時間眾説紛紜。

要捋清共叔段的是是非非。還需在《左傳·隱公元年》的傳文中尋覓答案：

姜氏厭惡長子鄭莊公，偏愛幼子共叔段。曾屢次請鄭武公廢長立幼。鄭莊公即位後，姜氏請莊公封共叔段於虎牢關。莊公雖拒絕了這一請求。但母命難違，還是封其於京。故共叔段又被稱為京城太叔。

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分之一。而京過百雉，國之害也。蔓草猶可不除，況君寵弟乎？”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説明其對弟弟早有提防。

西鄙、北鄙本屬鄭國公室直接管轄。共叔段使其同時聽命於己。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公子呂謂鄭莊公：“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莊公曰：“將自及。”可知莊公胸有成竹。共叔段又獨吞二鄙，其野心已昭然若揭。

太叔繕甲兵，聚卒乘，將襲鄭。夫人則打開城門，裏應外合。此處傳文曰：“公聞其期。”説明弟弟與母親的一舉一動，皆在莊公掌握之中。莊公即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伐京，京人叛共叔段。敗走入於鄢，莊公伐之，太叔出奔共國。

在老謀深算的鄭莊公面前，共叔段簡直是跳樑小醜。不自知，更不知彼。尚未叛亂，麾下先叛己。這一方面是其不得人心，還有可能是莊公暗中操作。

平定叛亂後，鄭莊公將母親姜氏置於城穎，並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但又“即而悔之。”此四字，值得回味。鄭莊公後悔的不是自己不孝，更不是自己良心發現。而是後悔自己的不孝之名傳遍天下，被世人唾棄。幸虧有機智的穎考叔，使莊公即不違背誓言，又挽回了自己的孝子之名。

在《左傳》的經文中，只書六字“鄭伯克段於鄢”。這是孔子對魯國官方史書所作的筆削。目的是賦予春秋大義：段不弟（通悌），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通過傳文對春秋筆法的解讀可知：為何共叔段會有不悌之行？鄭莊公作為兄長沒有教育好弟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若經文言“出奔”，則專罪共叔段。未言出奔，是為責難鄭莊公——共叔段叛亂，正是莊公的期盼，符合他的意志。

再關聯傳文中的“公聞其期”可知，共叔段的一舉一動，盡在鄭莊公掌握。唯一的可能就是鄭伯在弟弟身邊安插了卧底和細作，並且此人深受共叔段信任。才能得到太叔偷襲鄭都，夫人裏應外合的重要情報。由於鄭伯希望弟弟叛亂，然後除之。從而高枕無憂。他安插的卧底應當挑唆共叔段叛亂，再加上姜氏煽風點火。最終使共叔段鑄成大錯。需要指出的是：“大叔繕甲兵，聚卒乘，”説明叛亂的事實確實已經發生。並非未然之辭。

共叔段身敗名裂由兩大因素造成：一個是自身；另一個是外部，即哥哥的操作與母親的溺愛。

孔子對共叔段叛亂一事的態度是：共叔段固然不悌，應當批判。但最大的責任人是假仁假義，偽孝偽悌的.鄭莊公，以及教子無方的姜氏。

至此，我們再回顧《鄭風》中所謂的淫詩。儒家對男歡女愛之事態度很開明：人之大欲，飲食男女。孔子更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詳見本人拙文《詩經》札記——雲雨篇）。再結合孔子之言：詩三百，一言蔽之。思無邪！可知孔子對《鄭風》的認可。其既非淫詩，更沒有顛倒是非。

《大叔于田》告訴我們：像共叔段這樣英姿颯爽，英明神武之人。由於母親的溺愛和哥哥的“成全”，最終身敗名裂。假如鄭莊公真心疼愛弟弟，並嚴加管束。母親姜氏能有趙姬（重耳之女）一半的深明大義。那共叔段很可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甚至與鄭國賢大夫子良、子產一樣流芳百代，名垂青史。

這才是孔子作《春秋》，修訂《詩經》真正目的——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勸善懲惡。這也孔子將《大叔于田》選入儒家教科書的根本原因——發人深思，啟人良知。

最後再作一個假設：子產若有鄭莊公一樣的哥哥，姜氏一樣的母親。他最後會功成名就，還是身敗名裂呢？！行文至此，我們才能徹底領悟孔子之言的真諦——性相近也，習相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