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瓷帶硯五聯盂鑑賞

　　帶硯五聯盂

水盂是歷代文人雅士在寫詩作畫時的不可缺少之物，從而使本來質樸自然的水盂融入了濃厚的文化內涵。

水盂，古時又稱水滴。作為貯水磨墨之器皿，其發展歷史可謂悠久，漢代劉韻在《西京雜記》中説；“晉靈公冡甚瑰狀，其物器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為水滴。”此段記載似乎將其歷史追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宋人趙希鵠在《洞天清祿集》中還專立“水滴辨”，他説；“餘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於右軍研水盂，底內有永和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硯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其盡復磨，故有水盂。”

本文介紹的是1984年秋望江縣在農村開展文物普查工作時，發現的宋代墓葬出土的一件青白瓷帶硯五聯盂（如圖）。當地農民見到這件器物，甚感詫異，也不知是何物，便把它交給縣文物管理部門，現藏縣博物館，經專家鑑定為二級文物。該水盂通高4.5釐米，通體直徑14.5釐米，每隻水盂直徑3.2釐米。質地青白瓷，製作較精細。這件水盂造型奇特，周圍以五個大小相等的小水盂連成一圈，把一個好似圓形月亮的硯台團團地圍在中央，其硯堂稍稍隆起，周圍環繞有一泓水槽。每個水盂呈腰鼓形，口徑與底徑相若，平底，餅圈足。整個器型設計精巧科學，既具有美觀雅緻之感，又有實用方便之優點，真可謂匠心獨運。

這種帶硯五聯盂的造型，究競是怎樣的構思形成的以及其製作者的創意為何？筆者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解讀。

其－，是否從“五”字的詞彙啟發而來的？如古時有“ 五車”，據《 史記？天官書》、晉書？天文志》等書記載：“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華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又《莊子？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後以五車稱人之博學。再如“五德”，指儒家應以温、良、恭、儉、謙為修身五德。再如“五常” 指仁、義、禮、智、信。“五典” 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再如“五福”，《書？洪範》雲：“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再如“五品”，即“五倫”，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如“五星”，《 史記？天官書》：“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還有“ 五子登科”“五世同堂”“五世其昌”等等，不勝枚舉。由於這些詞彙均具有較為濃厚的吉祥寓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藴，歷來為一些文人名士所崇尚，因此説，這些瓷製作者是否為符合當時文人名士的心態而構思設計的，也未可知。

其二，是否由“眾星之拱北辰” 這一成語引發而來的？《論語？為政》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官應如此，做學問的人，又何嘗能例外？

其三，是否從實用的觀點出發，水盂與硯台連在一起，使用起來既方便省力，又節約時間，兩者兼得，也可能是製作者的初衷。

總之，以上幾點分析推測是否合乎邏輯，姑且不論，但從這件帶硯五聯盂的工藝製作、造型、瓷質等方面來看，均較為精細，特別是其奇特的造型彌足珍稀，尚屬不多見之物，有較高的收藏價值。（安徽 宋康年）

四川宜賓發現一宋代古墓 出土重要文物40餘件

中新網宜賓5月19日電(旦凱 楊豔)記者19日從四川宜賓市南溪區文管所獲悉，18日在宜賓市南溪區濱江新城北環線道路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機在作業過程中，偶然挖掘出了一個宋代古墓，發掘出陶俑、陶具等具有重要考古價值的文物40餘件。

據介紹，得知這一消息後，南溪區文管所的工作人員趕到現場時，施工現場周圍已經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線，警戒線內一台挖掘機停在旁邊，挖掘機前的地面上有一個長約1米，寬0.6米形態規整的長方形封口。

據當時正在施工現場駕駛挖掘機的師傅王奎介紹，當時正在進行挖掘作業，“突然聽到一聲響，我還以為挖到大石頭了，等下車一看，才發現原來是挖到‘東西了’”王奎説，封口被打開以後，他發現裏面全是一些古代的物件，於是他迅速地報了警。

南溪區文管所工作人員隨後對該古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在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清理後，從古墓中清理出陶俑、陶具以及一些陶製生活用品約40餘件。其中有陶桌，器皿，碗、杯盞、陶鐲、陶燈等生活陪葬品，也有動物形狀的牲畜陶製品，而最珍貴的是發掘出的24個陶傭，特別是其中的一個連體傭，這對了解當時墓葬及人們的生活習慣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價值。

據南溪區文管所所長顏靈介紹，在搶救性發掘中發現，該古墓內一邊有三個壁龕，陶傭整齊地放在壁龕裏面，同時，祭龕內還有一些陪葬的生活用品。從整個墓葬陪葬品的情況來看，説明墓主人在生前是很富足的，古墓內壁上的雕刻有天鹿，象徵祥瑞，有緾枝牡丹，還有一人物，半掩門，每個雕刻都十分精細、栩栩如生。出土的文物也是非常具有考古價值，特別是其中的陶俑，個個神情怡然各不相同，每一件的紋飾都相當細膩。“從墓的形狀以及挖掘出來的陶傭、器皿來看，初步判定是屬於宋代的墓。”顏靈説，具體的年代，還需要文物專家進一步鑑定。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以前這裏一大片全是墳地。”已經60多歲的老漢葉廷金説，這裏是龍台8隊，小時候喜歡這兒附近玩耍，對那兒的記憶很深刻。

“南溪歷史悠久，人傑地靈。從南北朝時期至今已經有1500餘年的建城史，此次發掘出土的文物，對確定南溪區的歷史具有重要的考古和研究價值。目前發掘現場已經停止施工，出土的文物已經登記造冊，等待相關文物專家進行鑑定。”南溪區文管所所長顏靈説，如果有市民再發現古墓，請及時報告相關部門，保護文物人人有責，這是我們家鄉的文化遺產。

湖南沅江村民挖魚塘挖出三座宋代古墓葬

記者從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獲悉，近日在湖南沅江發現了幾座宋代古墓葬，專家認為出土的文物有助於研究宋代喪葬習俗。

近日，沅江市陽羅洲鎮村民在開挖魚塘時發現了三座疑似古代墓葬，沅江市文管所立即將情況向益陽市文管局進行了彙報。本着“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原則，由益陽市文管局、沅江市文管所組成的文物發掘專家組立即奔赴現場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清理。

經過專家對古墓進行細緻的發掘，從墓葬的型制和出土的文物初步判斷，幾座古墓葬均為宋代古墓葬。考古人員從幾座墓葬中發掘清理出宋代的陶魂瓶、高足杯、高足碗和青瓷器等多件珍貴文物。

專家指出，這些文物的出土對研究宋代的喪葬習俗，以及當時人們的思想、社會形態都有很大幫助，也對研究洞庭湖的歷史變遷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在宋代墓葬的土層下，專家們還意外地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石斧。

記者瞭解到，此次文物發掘工作能夠及時、順利的進行，與當地文管所一貫注重對文物保護工作的宣傳和人民羣眾的文物保護意識不斷提高有着密切的關係。對於發現古墓葬並及時報告的`村民，沅江市文管所將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激發羣眾的文物保護熱情。

宋代陶瓷

宋代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一個非常繁榮昌盛的時期。現時已發現的古代陶瓷遺址分佈於全國170個縣，其中有宋代窯址的就有130個縣，佔總數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將宋代陶瓷窯大致概括為6個瓷窯系，它們分別是：北方地區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和磁州窯系；南方地區的龍泉青瓷系和景德鎮的青白瓷系。這些窯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區使用原材料的影響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國時代的政治理念、文化習俗、工藝水平制約而具有的共同性。

從胎釉上看，宋北方窯系的瓷胎以灰或淺灰色為主，釉色卻各有千秋。例如鈞窯釉，喻為海棠紅、玫瑰紫，燦如晚霞，變化無窮如行雲流水；汝窯釉含蓄瑩潤、積堆如凝脂；磁州窯燒出的則是油滴、鷓鴣斑、玳瑁等神奇的結晶釉。南方窯系的胎質則以白或淺灰白居多，景德鎮窯的青白瓷色質如玉、碧如湖水；龍泉窯青瓷翠綠瑩亮如梅子青青；哥窯的青瓷其釉面開出斷紋，如絲成網，美哉天成，是一種獨特的缺陷美；還有定窯瓷，其圖案工整，嚴謹清晰的印花讓人歎為觀止；耀州窯瓷，其犀利瀟灑的刻花給人們以流動的韻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質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藝上達到了一個新的美學境界。

從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較之前代更為豐富多彩，幾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盤、壺、罐、盒、爐、枕、硯與水注等，其中最為多見的是玉壺春瓶。總的説來，民間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樸實、經濟耐用；而宮廷用瓷則端莊典雅、雍容華貴。最能反映皇家氣派的是哥、官、鈞、汝與定窯口燒製的貢瓷，最能體現百姓喜樂的是磁州、耀州窯口燒製的民間瓷品。

從紋飾上講，宋瓷的紋飾題材表現手法都極為豐富獨特。一般情況下，龍、鳳、鹿、鶴、游魚、花鳥、嬰戲、山水景色等常作為主體紋飾而突現在各類器形的顯著部位，而回紋、卷枝卷葉紋、雲頭紋、錢紋、蓮瓣紋等多用作邊飾間飾，用以輔助主題紋飾。工匠們用刻、劃、剔、畫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紋樣的神情意態與胎體的方圓長短巧妙結合起來，形成審美與實用的統一整體，另人愛不釋手。如嬰戲紋，或於碗心、或於瓶腹，將肌膚稚嫩，情態活潑的童子置於花叢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羣，攀樹折花，追逐嬉戲，真切動人，生活氣息甚為濃厚。

宋代陶瓷，以其古樸深沉、素雅簡潔，同時又千姿百態、各競風流的氣象為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工藝發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讓世人景仰的豐碑。

宋代宮廷壟斷的三個瓷窯——汴京官窯

宋代瓷窯眾多，絕大部分是民營制瓷手工業，在眾多的民營瓷窯之中，少數產品質量好的，地距兩宋都城較近的瓷窯被宋宮廷看中，在燒民用瓷器的同時，也為宮廷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瓷器，這類瓷窯有定窯、耀州器、鈞窯、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宋代還有三個瓷窯產品為兩宋宮廷所壟斷，燒瓷全部供宮廷專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質；三個瓷窯是浙江餘姚越窯、河南開封的北宋官窯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窯。

汴京官窯

汴京官窯是北宋的官窯，也是一個無法從窯址取證的一個瓷窯。關於北宋官窯也僅有南宋人顧文薦〈負暄雜錄〉中的一條簡單記載，僅雲:“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顧文薦雖是南宋人，“雜錄”而以“負暄”名，應是作者老年閒居時的著作，行文也是老年憶舊時的語氣。所以這條記載應當是可信的。顧文的所謂“宣政間”，即是宋微宗政和到宣和十五年間（1111-1125年）。宋微宗是一個紈褲子弟型的帝王，他能不惜民力到江南採運花木竹石，即所謂花石綱，在汴京設一個專燒宮廷用瓷的官窯，更屬可能，宋微宗風雅自命，能詩能畫，並仿製古代銅器，好古成癖，疫窯燒造他所指定式樣的瓷器，不僅可能，而且必要。但是由於汴京入金以後，有幾次大的黃河氾濫成災，宋汴京城遺址早已掩埋於泥沙之下，據古遺址鑽探所得資料，宋汴京遺址深埋在今開封市地下 六公尺深處。而且黃河在開封上下，河牀高於地面，成為地上懸河，開封存地下水位很高，考古發掘也難以進行，況且地面遺蹟一點不見，也無從入手。風乎是無法取得實證。

因為文獻材料太少，窯的有無又不能以窯址作證。因此尋汴京官窯問題就有許多分歧的意見，迄今關於汴京官窯問題，主要三説。

一説認為汴京官窯即是汝窯。特此説的根據可能來自《格古要論》謂汴京官窯器“色好者與汝窯相類”。但是好果比較兩窯傳世的實物標本，兩窯燒造器物的造型並不一樣，釉色也有關別。汴京官窯和汝窯是兩個窯，而不是一個窯。況且，據明初人曹昭的意見也分明説的是兩窯，只是他所見的某些官窯器色澤類似汝窯器。

第二説者以明清兩代談瓷諸書只説“官窯”而不言“汴京官窯”，據此否定有所謂“汴京官窯”。但此説看來也難以成立，因為南宋人寫的《負暄雜錄》早已明確提到有汴京官窯。此外南宋人葉真《坦齋筆衡》在論到南宋修內司官窯時也明説修內司官窯是“襲故京遺制”，實際上暗示了“故京”也有官窯，只是當時去北宋未遠，汴京之有官窯不如後世之成為問題，故略而未提而已。

第三説則認為汴京官窯與南宋杭州“修內司官窯”都同樣存在。此説主要是從經較兩窯傳世實物與南宋郊壇官窯標本立説的，説者以傳世品官窯圓洗為例作了剖析。洗的形狀是器身接近垂直而微外敞，平底，裏外施滿釉，底部用支釘支燒，與汝窯的施釉支燒方法相同。它們之間應有某種關係，或是汝窯給汴京官窯為薄，釉色也有顯著區別。官窯傳世品中還有一種帶圈足的圓洗，圈足寬而淺，露紫黑色胎，用寬圈足支燒，洗底沒有支釘，底部處理與支燒方法與汝窯及汴京官窯迥然不同；但這類圓洗在杭州烏龜山南宋郊壇官窯遺址裏發現了這類標本，從而證明這件寬圈足圓洗是南宋郊壇官窯的產品。可是就這件洗的釉色，卻與用支釘支燒的汴京官窯洗大體相同，都是粉青色，施釉較厚，與南宋葉真《坦齋筆衡》年謂修內司官窯“釉色瑩澈”、“襲故京遺制”説法相合。

宋代宮廷壟斷的三個瓷窯——浙江餘姚越窯

宋代瓷窯眾多，絕大部分是民營制瓷手工業，在眾多的民營瓷窯之中，少數產品質量好的，地距兩宋都城較近的瓷窯被宋宮廷看中，在燒民用瓷器的同時，也為宮廷燒造一定數量的宮廷瓷器，這類瓷窯有定窯、耀州器、鈞窯、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宋代還有三個瓷窯產品為兩宋宮廷所壟斷，燒瓷全部供宮廷專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質；三個瓷窯是浙江餘姚越窯、河南開封的北宋官窯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窯。

浙江餘姚越窯

越窯燒青瓷有悠久歷史，唐人陸羽列為六大青瓷名窯的首位。五代吳越錢氏為了結納中原中央朝廷的後唐、後普、後漢、後周以及宋諸政權，無不稱臣進貢，貢物之中除珍寶外，越窯青瓷也列為貢品之一，錢氏以中原統治者貢奉之多，次數之繁以及態度的虔誠。都超越了歷來地方割據政權稱臣供奉的程度。越窯由於有此政治上的特殊需要，錢氏立國後就把它壟斷起來，年燒瓷器除自身使用和作為貢品之外，臣僚及百姓都不能使用。

據《冊府元龜》、《宋史》、《十國春秋》、《吳越備史補遺》及《宋兩朝貢奉錄》所載，宋立國之初，從開寶到太平興國十年之間越窯貢奉青瓷竟達十七萬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雜鈔》諸玩條有“李公略所藏雷鹹百納琴”，“兩傍題雲，大宋興國七年。歲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窯務趙仁濟”記載。可知自吳越錢氏入朝、納土稱臣，越州窯務已由宋朝廷接收，並設官監察院燒，但設官監察院燒的時間似乎並不長。因為明嘉靖刊本《餘姚志》，〈風物記·雜物〉條有“祕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設官監窯，尋廢”的記載。尼外還有當時越窯所產的實物可以作證。故宮收藏越窯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歲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蓋一件。盒面光素無紋飾，僅刻文字，與五代到宋初越窯精緻劃花盒相比，質量相差懸殊。另一件裏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絲“千峯翠色”的痕跡，此外，見於著錄的腹部刻“元豐三年”年款的雙系蓋瓶，不過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貨。這些實物標本顯然都不是官監察院時期貢奉朝廷的作品。看來官監察院停廢的時間也就在太平興國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間。

至於越窯官監停廢的原因，據現在已知的材料推測，大約此時北方諸瓷窯中定窯、耀窯燒瓷工藝有很大的進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潔素淨，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窯器更是青出於藍，宮廷用瓷已無須取給於越州窯了。而越窯也自官監停廢以後，大約也有一部分熟練的工匠走散，越窯轉向民間，生產民用的大路貨，產品質量下降，在競爭中，後來者居上，越窯的盛名也漸次為其他青瓷諸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