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之旅的文本特質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學術 散文 文本特質 戀古情結 當下 關懷 主體人格

　論文摘要：在當前的“散文熱”中，作為學術散文，李元洛的(宋詞之旅)是一個較為獨異的現象。它以批判精神、憂患意識、戀古情結、當下關懷為依託，成功地實現了學術操作的文學化，在當代散文創作方面有明顯的創新價值。同時，其讀詩即讀人、讀心、讀史的實踐本身，使審美客體的人格與創作主體的人格高度迭合，併成功地實現了現代閲讀與文學寫作的完滿統一，這同樣是具有深邃的啟迪意義的。總之，(宋詞之旅》是一個有其特殊風采的文本。

在近年來“學者散文”的創作熱潮當中，李元洛的《唐詩之旅)、《宋詞之旅)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這之前，當代“學者散文”已經出現了許多不盡相同的品種;這之後，有信息表明，沿此大勢進行的操作，也將導致新的“學者散文”的面世。這無疑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

對於當代散文創作的格局，筆者曾經作出過這樣的評估，即:它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三個層面，共同形成一個散文創作的金字塔式的‘’建築”，塔基是大眾散文，塔腰是作家散文，塔尖是學者散文。這不僅僅只是以其數量言之，主要是以其文化價值作衡度標準來説的;就此而論，我以為稱現在是一個’‘散文時代”，是一個能讓人接受的説法。假如以文學部類的名稱為喻，一句話，我們的“小説時代”、“詩歌時代”、“戲劇時代”，的確都已經過去了，至少可以説是“熱”過了;這意思是説，用更加務實從而也更加理智或明哲的眼光心態來觀察、認識、把握和表現生活，的確已經成為我們時代或日“當下”絕大多數人比較趨同的生存需求和“文學態度”。這當然並不意味着我們從此包括在“當下”的這段時日裏，不再需要熱忱、理想和奮鬥，也許恰恰相反，為着使這些東西不再虛狂、空幻和浮躁，為着讓它們能夠更好地“落到實處”，我們轉而更加重視自己的理性、知性和悟性，確乎是當務之急或“重中之重”。持續多年並至今不衰的“散文熱”，以及上述散文創作的“金字塔結構”，就是一個明證，説明這恐怕真的已經成為了一種共識，並且既不必諱言也無須驚詫。在生活當中，人們空前自覺地咀嚼、體悟、回味、反當生活本身，這該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事實呵!也許比較起目前仍然存在的許多“泡沫”現象來，這更是一股值得珍視的文化潛流。而“學者散文”的“先鋒”和“主導”作用，只要細察，人們是不能不承認的。

90年代所大量湧現的“學者散文”，體式、體性、體制、體用，都不盡一致。有的注重“知性”，有的注重“文化”，有的注重“學術”，有的注重“啟悟”。我以為都是有益的，可以在不同的層面，滿足不同層次的讀者的不盡相同的現實需求。但既然“學者散文”本身還在發展當中並受到讀者的歡迎，那就説明其文化價值還有進行更深人、更全面、更充分的開發和拓展的必要。李元洛的(唐詩之旅》、《宋詞之旅)的出現，固然有作者自身的緣由，當然也不僅僅是如此，事實上它也是生活呼喚與催促的結果。

就作者個人的既定追求來説，他在《宋詞之旅》的序言中很明白地表示:“繼《唐詩之旅》之後完成的這部散文專書，除了專題性與開拓性之外，我還希望它有學術的根基，同時更有散文所必具的美質，希望它既是我與宋詞人作時隔千載的交流對話，抱一掬古典的芬芳，同時又表現出作者的批判精神與憂患意識，抒兒許當下的關懷。”這意思是很明確的，也許可以這樣來拆解:專題性、開拓性、學術性、文學性，作為這位白稱是“已退伍的評論老兵，剛參軍的散文新秀”的個人追求，自是再明白不過了，他實際上想要做的，是一種兼有“邊緣性”和“先鋒性”的工作，照我的理解，就是想要寫作一種‘.學術散文”，但又與此前較為流行的那些亦可稱之為“學術散文”的文本不盡相同。從其文本特質的實際情形來看，既非借題發揮式的思辯型‘“知性散文”和“文化散文”，亦非抉幽發微式的考據型“學術隨筆”和“讀書札記”，而是在一個規定性很強的學術對象範圍內，既作專題式的全面掃描，又立足於此抒寫個人的自我情懷，即以學術的積累為根基，以散文的美質為旨歸;而批判情神、優患意識、古典情結、當下關懷，則是其之所以要發思古之幽情，進行“專題性與開拓性”的寫作的真正的內心驅動力，對此他確是充滿激情與自信的—他説:“我雖已年屆花甲，卻絕不可妄自歎老磋卑，何況我熱血未冷，普力未衰，壯心未老，對文學的不貳之誠依舊，手中的那一支筆啊也尚不肯就此歸還。我相信，我的生命之樹的年輪中，還能聽到春鳥新的歌唱，我的生命的天宇上，還會嫩燒夏日如火的霞光!”這的確是讓人感懷多多的，由中我們可以極為分明地看到一位當代學人“腹有詩書氣自華”的良好的精神風貌，和他的情志高標的活潑潑的靈魂。毫無疑問，這也是當代生活本身激發的結果。

李元洛是著名詩評家，唐詩、宋詞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璀璨珍珠，是他的一貫的愛物，也是他的寶貴的財富。在中國古典詩詞的銀河系裏，他曾經進行過自由而酣暢的遨遊，所獲甚為豐盛;但時隔多年之後，他以全新的姿態重又回到他的“老對象”上來時，我們可以發現，他不僅舊情未斷，而且愛意更為深切和強烈。這是一個值得許多當代人關注和深思的現象，也是一個值得我們銘記並引起警策心的現象二當前中國人的“務實”追求，應當客觀地説，它的確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但在這中間，我們的確也於有意無意之中，失落了或者正在失落一些極為寶貴的東西。而李元洛的“散文專書”或曰“專題散文著作”寫作所給予筆者的第一個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正“跟”在這些當代中國人的“身後”，勤勤懇懇、踏踏實實、不辭辛苦、非常痛惜地把這些被拋棄或被遺失的東西撿拾起來，並且認真、細緻地吹掉蒙在它們上面的塵土，拂去蓋在它們上面的沙石，虔誠、小心地進行擦拭和清洗，以還其固有的金燦燦的本相，提醒某些患了失憶症，遺落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裏作為我們的精神文化支撐的民族魂的當代中國人，不要取近舍遠，趨物棄人，因小失大，得形忘神，從而彎了脊樑，丟了精髓，由於沉溺於虛假的奢華，迷醉於淺近的浮利，而疏遠以至於扔卻了我們藉以安身立命、發展前進的根基，從而陷人墮落和異化的泥沼尚不自知。就此而言，李元洛的“跟”在人們“身後”所進行的文化“撿拾”工作，其實又無異於是“站”在這些當代中國人的“面前”，作激情滿懷、意氣昂揚的振臂吶喊和大聲疾呼，其“與宋代的詞人們白天把袂同遊，晚上挑燈夜話，和他們一起優時傷世，歌哭笑傲，和他們一道移情審美，豪唱低吟”，始則“出今人古”，繼則“出古人今”，在經歷了“饒多清興而又跋涉艱難的長途”之後，終於又“回到了紅塵滾滾的`當代”，這一過程，又平添了一種激昂慷慨的悲壯意味，是足以引起我們的由衷歎賞和深長感懷的，並且以此獲得了獨特的價值。

根據這一思路，我以為要探究李元洛“散文專書”或曰“專題散文著作”寫作的意義，即便只是立足於其“學術散文”的創作迫求本身來看的話，也不應只作一般性的理解而是還必須有些更為深邃的眼光。比如，我們當然可以按照通常的做法，分別從“學術”和“散文”這兩個層面來進人其文體從而分析出其各自所固有的價值特質;但同時又應注意到，這裏的“學術”操作與“散文”寫作，都分別與通常意義上的純“研究”與純“創作”有所不同;而且，它們還是以相互間的有機聯繫，統一於一個創作主體既定、完整的文化追求目標的，如果割裂開來的話，恐怕很難得其真義。

從“學術”角度看，(宋詞之旅》所做的工作，很明顯主要是兩個方面。即:第一，它對宋詞進行了一次宏觀的、全面的爬梳，其突出的特點，是作者有白己鮮明的和獨立的理路。一方面.內中有比較多的篇幅都是帶有原創性質的新穎的研究成果，而且在點、線、面上都有不少富於啟迪的可貴發現。另一方面，這些研究成果與可貴發現，又往往並沒有作純學術意義上的具體展開和深度發掘，似乎作者的寫作本旨至少是其核心意圖並不在此;第二，它對宋詞的名家名作進行了大面積的、有重點的賞析，其突出的特點，是作者的價值判斷和主體意向極其清楚而明確。一方面，無論是對於大家、名家還是被遮蔽的無名之輩，作者都力圖從其點評式的賞析當中凸現自己對審美客體的個人體察與理解。另一方面，這些體察與理解當中的學術性成份及其所可能產生的研究價值，作者同樣也不作科學探究式的具體展開和深度發掘，此中的含藴與上述情形應是吻合的。對於“已退伍的評論老兵”來説，這兩個方面的操作都顯示出作者深湛的專業造詣和優異的學者素質，但他卻毅然決然地“適可而止”，寧願放棄其唾手可得的研究成果而只是把學術性的操作作為一種工具來加以利用，可見其主觀抒吐的主體性是何等地迫切而強烈。應當説，這既明顯地反映出創作主體的人本與文本個性，在當前既有的“學術散文”寫作中，也是一個較為獨異的現象，可作為一種新的動向來觀照。

從“散文”角度看，《宋詞之旅)的文學表徵，我以為除了它的語言運作的精心之外，主要也是體現在兩個方面。即:第一，作者在“與宋詞人作時隔千載的交流對話”時所處的現實背景，亦即其文化語境;第二，作者在“抱一掬古典的芬芳”，“抒幾許當下的關懷”時，其即一時感興背後的情感狀態，亦即其文化思路。我以為，就這兩個方面的情形而言，作者藉助於其文體所反映出來的主體的.‘現場感”，都是強烈的。這有兩個層面，一是“出今人古”時的“現場感”，即作者在把自己置於“古典時空”中時的“現場感”:他是那樣地歡悦、舒怡、暢快和陶醉;一是“出古人今”時的“現場感”，即作者在使自己迴歸‘.現代時空”中時的“現場感”:他是那樣地氣悶、煩躁、不適和牴觸—這兩者都從其語言操作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甚至有時我們還會得出這樣一個閲讀的印象，似乎對於他的“交流對話”的對象，作者常會因其深愛而顯得特別寬容:而對於他的“批判”、‘’憂患”的對象，作者又常會因厭僧而顯得尤其嚴厲。但無論怎麼説，我們知道，作為文學表達，這一切的真正積極的意義，首先是在於它提示了作者生命體驗的真誠性和生存感受的真實性，而這恰恰又是散文創作的第一要義。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由中發現其文本特質的另一個尤為可貴之處，即作者在其寫作中，的確是“動了真氣”。這有兩重內涵一是“有我”，不管其中包含了多大幅度的學術性操作，始終都是立足於自我表現這一文學宗旨和藝術基點的;一是“無我”，即一旦進入了特定的文化現場，其即時感興的的抒吐，就都自然而然地帶有了情不自禁、不由自主的人文特徵—這種“有我無我之境”還體現在這樣一個獨特的文化場景當中:作者明明是在自言自語自説自話，唯一實在的聽眾只是當代的讀者，但他卻要(至少在形式上)把他們撇在一邊，而徑直、固執和一廂情願地把“宋詞人”作為自己的“交流對話”的對象;雖然他明知這只不過是一種純主觀的精神與心理的幻像，卻仍然一邊不斷地説着諸如“我已無法”向其叩向、證實、徵求意見之類的話，一邊堅持以其知音、譯友、文化同道的身份，去尋求其不存在也不可能產生的迴應。而且我們明明能夠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價值判斷的鮮明性表現在其對象指涉上時，雖然在實際上不是特指性很強的，卻又兒乎採取了全都分別以“當時”和“今日”這類全稱性詞語來加以涵蓋的操作方式。這恐怕只能説明，至少在精神領域裏，創作主體的寫作狀態，是於一種帶有“孤獨感”的主觀衝動;而其寫作過程，至少對於他本人來説，又會於無形當中，藉助其語言動作的自我暗示作用，反過來不斷地加深其“孤獨感”。於是形成一個精神、心理、思想、情感的文化圈:戀古愈深，厭今愈甚;厭今愈甚，戀古愈深。循環往復，築起圍城，作者無法突困，也無意突圈，最終集聚，積澱，凝合，結晶，產生出一個貫申全書，實際上是洞穿了全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也反映了創作主體在特定的文化語境當中的全部心理內容和心路歷程的“永恆”的民族文化母題，即批判精神、優患憊識、戀古情結、當下關懷。這是作者既定的專題性、開拓性、學術性、文學性，以及其邊緣性、先鋒性追求的終極目標和文化歸宿。但我不是把它作為一個單純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現象來加以認識、解讀、把握和評判的。我以為它從整體上來説，是一個複雜的、微妙的、矛盾的現象。

抽象地説，其侷限性自也不必諱言:作為散文，其“當下關懷”應當説比較單薄，而且也比較缺少一點現代立場與現代憊識;具體地説，其開放性確也值得肯定:作為學術，其“戀古情結”中的良知與正氣都是顯豁的，而且有不少的獨見卓識，有一種可貴的文化襟懷。尤其是，當於熙熙攘攘、鬧鬧哄哄的當下生活中“發現了文化貧困與精神皿乏時.從民族的文化典籍和文學精品中去尋索生存動力與生命資源，不能説不是可供選擇的正確路徑之一。也許從《宋詞之旅》的文本實際而言，作者的學術素養顯然大大地高出於其文學才能，換言之，其“學術的根基”之深厚紮實，不禁要使其“散文的美質”相形遜色;但唯其如此，選擇“學術散文”的寫作來抒吐自己的現實情懷，又恰恰是最為明智的，何況如前所述.其批判精神與優患憊識的體現與張揚，又在“散文—文學—藝術”的題中固有之義上，應當説還是很成功的。 而我在非常認真的閲讀當中所得到的一個最大的收穫是，我從這本書的字裏行間，確看到了一個性格鮮明、面貌清晰的抒惰主人公的形象。據我的理解，這應當就是正常的散文閲讀所本該持有的衡量尺度。但這不是讀者的成功而是作者的文學創造取得了良好的實際效應的有力證明。雖然其方式的確是有些特別。

當代詩人兼雜文家邵燕祥曾經説過:讀詩即讀人，讀心，讀史。這當然是很高明的經驗之談。但肯定也不是所有的讀者都能夠進行這樣的閲讀。據我粉要能夠成為這樣的讀者，至少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第一是他得有清醒而強烈的人的意識。他以人為本，有人道主義情懷，堅持人文立場，注重人生價值和自己生命的質量。他認為在無論怎樣的生存條件之下，人都應當活得像一個人。反過來，如果一種生存環境和一種生活方式，通迫或者誘惑人發生了異化的話，那麼它們就是該詛咒的，該改變的，該革除的。自然，人如果自己先就或迅速或逐漸地喪失了人的警覺，從而不把自己當人的話，那麼人本身就是一個罪草，同樣是該詛咒、該改變、該革除的:人之為人的原初意義已經不存在了，那又何須乎活在人間呢?詩是人的聲音，所以我們讀詩，就是尋求做一個真正健全的人的一種必要的途徑，就要讀人，讀心，讀史—人的生活史、命運史、變遷史、成長史，説到底，是要研究怎樣把自己鍛造成為一個具有人的本質的人的現實方式。而這是怎樣嚴命而切要而重大的“學術性”工作呵;第二是他得有明確而執着的終極關懷。所謂終極，即“貫徹”之意，關懷應當滲透和再現在他的一切現實的物質與精神活動當中，説得俗白一點，也就是兩大內容，一為社會關懷，一為文化關懷，這都是人們所已經耳熟能詳的東西。

但“關懷，不難，“終極”不易，是否能夠有之，也就是“試金石”了—我們看到大凡能夠做到的，哪怕他衣衫檻樓，形銷骨立，彎曲了骨骼，也彎曲不了心靈;即便猶如一棵懸崖邊的樹，也仍然無懼於眼前、腳下那無底的深淵，心裏仍然在想着要展翅高飛;哪怕猶如一裸業已被伐倒了的楓樹，也仍然抖擻着帶有露水的枝葉，從創口處將靈魂裏的清香盡情地噴吐出來，瀰漫在天地之間.讓世界氮抓在芬芳裏。這樣的人的讀詩，是不能夠等閒視之的。

李元洛的《宋詞之旅》，很明顯就是一次這樣的閲讀。所以説實話，我倒不是很在意其“與宋詞人作時隔千載的交流對話”一説在形式上之是否成立，在內容上之是否存在瑕疵。我以為首先他既有此強烈的願望，又在進行很切實的這種努力，並且他至少在其“又一次黃金之旅”中，傾吐了他想傾吐的，該傾吐的，而且經常傾吐—其實也就是閲讀—得非常精彩;其次他至少同時是在與自己進行“交流對話”，而這“話題”本身又恰恰是饒有深意的。不僅如此，其方式殊堪令人興奮—他賞佳詞，抒豪興，愛華章，重人文，數風情，贊志士，戀往古，歎今世;清理文史脈線，釋放審美鬱結，無論是對象之選擇，議論之落點，都再現出強烈而鮮明的主體性，亢奮性，傾向性，針對性。這的確決不只是在進行一次純學術的操作，而真正是在以‘.散文”的方式進行文學的跋涉;它當然離不了學術的根荃，而且唯其深厚紮實，那文學的枝葉也得以繁茂青慈，讓人耳目鮮亮。只要你仔細體察，你甚至有可能作出這樣的斷言:在這部“散文專書”或曰“專題散文著作”中，學術即文學—從來以科學、客觀、冷靜、規範為尺度的學術，完全被富於激情的創作主體(而不是，至少不僅僅只是研究主體)文學化了.它變成了他的生命體驗與生存感受的本身!這當然不是説，在形式上佔據了這本書的絕大部分篇幅的“主體”部分的學術操作，已經面目全非，不再是在做學問，不再具有科學、客觀、冷靜、規範的內在要求，不，不，當然不是如此:我們實際上總是不時地為其學術發現而欣喜。但是，這學術之與通常意義上和一般情形中的學術之大不相同，難道不是很顯豁明朗的麼?以往文學史著作中經常被提到和從來未被提到的人物，作者在進行其專業的、內行的評點、賞析的時候，還是像“純學者”所做的那樣冷冰冰的麼?有感覺的讀者都會發現並認可這種“改變”，因為它實在比起“純學術”來是增添了某種東西。而這恰恰又是我們今天往往有意去尋求的東西—而這種東西並不只是作者的“抒惰議論”:我甚至想，這種抒情議論的加人，固然也是增添“這種東西”的一個方式;但倘若僅僅如此操作的話，我們仍然不見得會被它所觸動，學術也並不見得就會成為文學，就會文學化—哦，是了，關鍵就在於這個“化”，把生命體驗和生存感受“化”人學術爬梳和文學賞析當中，一切感興和議論才會顯得妥貼;就這樣，學術變成了文學，而作者所尋求的“交流對話”的對象—“宋詞人”們，也就變成了作者自己。“時隔千載”又有什麼要緊呢，既然已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即是我，我即是你?難道在(宋詞之旅)中，李元洛不正是在評點和賞析他自己嗎?這樣説來，李元洛的“抒幾許當下的關懷”，作為其“批判精神與優患意識”的外在表現，那些指涉當今的具體文字，相比之下，我倒覺得不一定有那麼重要了;我覺得如果用“豔一掬古典的芬芳”來概括其文本特質的核心內容的話，也許更加準確一些，而“芬芳”何在，讀他的評點與賞析，即可晰然領略。而其感興之抒發，議論之傾吐，當別有價值，照我在前文中的説話，就是貫以激情，動以真氣，也不是可有可無的。一則，文貴有情有氣;二則，可以“出古人今”。雖然其內容與形式，都稍嫌單薄了一點，與其“出今人古”的評點與賞析，不大相稱，也不太“貼”。

全書26篇文字，我以為絕大多數都很好。比較偏愛一些的，是《源頭活水》、(清秋淚》、(捲起千堆雪》、(國士三重奏》、(怨曲·悲歌·喪鐘》、(喜樂與哀傷》、《美人·隱者·烈士》、《一去不還惟少年》、(請君試問東流水);比之更愛一點的，是(萬里夕陽垂地)、(黑夜中的電閃雷鳴》、《愛情五絃琴》;但最獲我心的，當數《寶刀小試》和《千古英雄氣》。前兩組作品，好處各有千秋;後兩篇作品.我的尤為鍾悄之處是在於:審美客體的人格，與創作主體的人格，在這裏不僅迭合得更為令人欣慰，也使我本人感覺到特別親切。坦率地説，我不習慣在欣賞文學作品的時候，持非常“客觀”的態度，也不欽佩那種心目中只有“藝術”的做法。人都是主觀的，讀詩是為了讀人，讀心，讀史，“公允平正”有什麼高明?

但也可以談一談技術性問題。李元洛為文，語言是很講究的.尤為注重文采，這當然好。我曾經對元洛先生口語表達的華麗由衷歎服。但不知為何，有時對其書面表達的華麗，感覺卻有點異樣，多少有點隔。是因為我的審美好尚更偏重於自然、質樸?是因為我已對其口吐珠玉早就先人為主?也許有之;但又似不盡然。記得在閲讀其(吹簫説劍》一書時.最喜歡的是其第三輯中前半部分的作品，而像《苦辣酸甜説讀書》、《師恩》、(我的思念在彼岸》等篇什則印象頗深，(寸草之心》尤其難忘.我以為其好處是既生活化而又有書卷氣，情感真摯切實，內心生括豐富，表達自然流麗，涵容非常飽滿。個人識見，也許偏頗，但的確沒有摻假的成份。

此外有兩個小問題，但我很感不適。一是書中數量頗為不少的現代俗語的嵌人，這也許正是作者的有意為之。只是，我總以為，像《宋詞之旅)這樣的著作，無論怎麼説都是雅書，而且是古典對象，古典情調.把現代俗語撒進來摻沙子，且語調、口吻有時還含有調侃味，好不好呢?二是全書中一些句式，如“壽終正寢，不，壽終海寢”之類，反反覆覆地出現.我以為其效果是破壞性的。其實元洛先生的語言庫藏，是相當豐富的，即便某句式不壞，似也不必如此偏愛。而與之有些相近的情形是，“出古人今”時對於當代詩人的舉例.對象範圍過於集中，若能作點調劑，效果也許會更好。自然，(宋詞之旅》是一個有其特殊風采的文本。這一點，應當毫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