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義心理學理論取向與測量論文

關於生命意義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被心理學家們所忽視，一方面因為生命意義難以概念化，另一方面因為它最初所指的是“人類為何存在（Whatisthemeaningoflife?)”這一形而上的哲學問題，而非心理學問題（Battista&Almond,1973)。20世紀40年代，心理治療大師Frankl運用心理治療的理論以二戰時自己在納粹集中營中經歷的人生磨難為素材，寫成《活出意義來》（Man”ssearchingformeaning)(Frankl,1962)一書。此書的誕生將生命意義從哲學研究領域帶進了心理學研究領域，成為生命意義研究走向心理學化的重要里程碑。

半個多世紀的研究證實，生命意義的感受與心理功能積極與否密切相關；生命意義的缺失與某些精神疾病高度相關，如無意義感是慢性酒精中毒、低自尊、抑鬱、自我認同危機等疾病的重要徵兆(Yalom，1980)，而當個體感覺生命富有意義時則會提升個體的積極情感（King，Hicks，Krull，&GaisoDel，2006)，如幸福感（Ho,Cheung，&Cheung，2010)、生活滿意度（Zika&Chamberlain,1992)和希望感（Mascaro&Rosen,2005)等。從Flank(1962)的“意義治療”(Logotherapy)到最近幾年興起的“意義中心治療”（Meaning-centeredtherapy)(Wong，2007)等臨牀研究同樣證明重獲意義感對於受到生命挫折及創傷的個體具有積極的治療作用。由此可見，加強生命意義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毋庸置疑。事實上，國外對生命意義的心理學研究方興未艾，相比而言，我國學者對此問題的關注與研究較少，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瞭解國外生命意義心理學研究的進展與動態對於國內展開此項研究無疑是有所裨益的，也是“後發”研究所必須的。

1、生命意義的理論取向

當生命意義進入心理學研究的視野時，心理學家們試圖將這一概念逐漸從哲學領域中分離出來。Frankl最先提出了“自我超越的生命意義（self-transcendence)”這一概念，此後“存在的意義(existentialmeaning)”、“個人意義（personalmeaning”、“人生目的（purposeinlife)”以及“生命意義（meaninginlife)”等概念陸續出現，並隨即成為心理學研究的專門術語。與哲學上的“生命意義(meaningoflife)”相比較，這些概念更加強調人們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個體本身的、具體的價值，以及個體對人生目的或人生重要事件的價值體驗。基於這些生命意義的心理學概念，伴隨着主流心理學理論的發展，生命意義理論研究的流變從傳統的存在心理學取向、動機與人格取向、轉向相對主義觀點，再發展到最近興起的積極心理學取向。不難看出，生命意義的理論流變承載着西方心理學從存在主義心理學到人本主義心理學再到積極心理學的歷史發展脈絡。

1.1存在心理學取向一一“存在就是意義”

在諸多的哲學流派中，存在主義強調人的生命是“讓自己經歷的人生充滿意義，並擔負相應責任的過程”（Reker,2000)。一些心理學家站在存在主義的立場上，把存在、選擇、自由、責任、焦慮等概念引入心理學研究的領域，強調人類的選擇能力以及在逆境中尋找意義的能力。存在主義心理學取向將生命意義分為兩個層面：

其一，生命意義是一種超越人類所能理解的規律或秩序。Yalom(1980)稱之為“宇宙生命意義(cosmicmeaning)”，即“生命超乎於普遍存在，人類的生命體在宇宙中與其周圍環境達成一種和諧”。它包含了超越個體的某些東西，比如，精神上的崇拜。Frankl(1962)和Fabry(1980)同樣認為宇宙中有一種超越人類且無法被驗證的規律，他們稱之為生命的“終極意義”，而其他一些人稱之為“彳神”、“自然，、“生命”，或“生態系統”。在這個層面上的生命意義飄忽不定、很不具體，它給人們帶來的是不斷追尋意義的恆久動力，但其目的地似乎永遠無法到達。

其二，生命意義體現在個體擁有的人生目標和經歷的人生重要事件中。Frankl(1962)認為，生命的意義因人而異、因時而變，是個體在特定時間裏感受到的特定意義;雖然每個人都在被生命所追問，但是個體只能用自己的生命經歷去回答、用責任感去迴應。相對於宇宙生命意義，Yalom(1980)在這一層面提出了“陸地生命意義（terrestrialmeaning)”，即個體在實現自己的目的和目標過程中體驗到生命是有意義的，表現為一種完全世俗的意義。Reker(2000)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生命意義包括個體擁有人生的目的和向着目標奮進的動力，同時也包括個體對人生事件和經歷所持有的價值觀。因此，在Reker看來，生命意義是一個四維度結構的概念，包括意義如何經歷（包含認知、行為、情感的結構成份）、意義經歷的內容、意義經歷的多樣性和意義經歷的質量。

生命意義的心理學研究始於存在主義心理學，它一度成為生命意義研究領域的主要流派。儘管Flank提出的“自由意志”、“責任”等概念仍活躍在當今生命意義的研究領域，但心理學理論的分化與發展使得存在主義心理學已不再是“領銜主演”。動機與人格取向、相對主義觀點、積極心理學取向等理論流派對生命意義的進一步闡釋，使生命意義的理論研究逐漸脱離了“哲學風格”，真正成為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1.2動機與人格取向——“不斷的自我實現”

儘管Maslow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其哲學基礎也來源於存在主義，但他提出的動機和人格理論推動生命意義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的發展偏離了存在主義。Maslow(1954)基於人的需要層次理論提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勵個體行動的主要動力。在滿足低層次的需要邁向高層次的需要這一過程中，個體獲得更加豐富的生命意義。此外，Maslow還發現，在需要的最高層次上，即自我實現層次，人們常常提到生命中曾有過一種“神祕”的經歷和未曾體驗過的幸福感，Maslow把這種感受稱之為“高峯體驗”，它是通向自我實現的途徑之一。因此，在Maslow看來，生命的意義既來自於個體需要不斷滿足的過程，又來自於自我實現的過程，以及經歷高峯體驗的過程。Beumeister(1991)也假設人們有“活的有意義”這樣的需要。他提出了個體獲得意義的四種需要，即需要獲得一種目的感、需要澄清自我價值觀、需要培養一種效能感以及需要擁有自我價值感。這四種需要是個體尋找人生意義的動機所在。如果這四種需要能夠得到滿足，個體就會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充滿着意義，反之就會產生挫折感、萎靡不振和情緒不穩等徵兆。

Maddi(1970)也從動機與人格的角度對個體生命意義的追尋進行了闡述。他認為對意義的追尋主要源於個體先天本能的傾向，但後天的生活環境對其也有影響。他將人格分為“核心”和“邊緣”兩個水平。核心人格是個體與生俱來的，而邊緣人格則是個體在先天本能和生活環境相互作用下習得的。邊緣人格的理想狀態--個體獨特性(Individualism)會讓個體擁有意義，並使個體感覺到能夠有力的控制自己命運。

1.3相對主義觀點取向一一“產生信念，獲得意義”

Battista和Almond(1973)總結了宗教、存在主義、人本主義等取向對生命意義的哲學論述，提出了一種所謂的相對主義觀點。他們強調任何信念體系(如，對神的崇拜）都能夠指導人們獲得生命的意義，並認為生命意義感就是個體對人生的積極關注以及對人生理想和生活目的的堅信程度。在他們看來，如果個體認為生命是有意義的，那麼這表示他正在形成一些關於“生命是有意義的”信念，從這些信念中產生自己人生的目標以及讓自己努力地去實現這些目標的動力，個體只有經歷這樣的過程才能獲得一種積極的意義感。

相對主義觀點從哲學對“生命意義”的闡釋出發，提出了一種心理科學的分析框架。它與其他理論觀點的不同之處在於個體獲得積極生命意義的決定因素是信念產生的過程，而非信念本身的內容，這對發展積極的生命意義具有重要作用。

1.4積極心理學取向——“意義在於積極的追尋”

本世紀初，積極心理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在美國心理學界興起。近幾年來，隨着積極心理學在各個領域的拓展，生命意義也進入了其研究的視野，Steger、Wong等站在生命意義積極心理學研究的前沿展開了相關理論的探討。

Steger(2006)認為如果生命沒有意義，個體便會面對一種枯燥無味、令人頹廢的人生。他將生命意義定義為“個體存在的意義感和對自我重要性的感知”，並提出了生命意義的二維模型，gr‘擁有意義(presentofmeaning)，，和“追尋意義(searchformeaning”。“擁有意義”是指個體對自己活得是否有意義的感受程度（強調結果；“追尋意義”則是指個體對意義的積極尋找程度（強調過程）。Steger認為個體只有積極地尋找生命意義，才能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真正的快樂與滿足，也才能真正擁有“有意義的人生”。

Wong(2007，2009)將存在主義心理學與積極心理學理論相結合，提出了“意義管理理論”(MeaningManagementTheory，MMT)。該理論闡述了個體管理意義的過程，這些意義與滿足人們生存和快樂的基本需要相關。Wong認為意義管理的主要內容是人們的內心世界，既包括自我感受、期望、知覺、思想，又包括內心的吶喊和對祕密的渴望；意義管理的對象則是人們所有的恐懼與希望、記憶與夢魘、愛慾與憎惡、遺憾與歡慶、懷疑與信任，以及人們經歷的種種意義。通過管理來發現快樂的源泉和人生的希望，從而獲得一種意義感和滿足感，用來應對人生的挫折、不幸和死亡。

積極心理學取向使得生命意義心理學理論研究視角從關注人們的消極心理功能逐漸轉向積極心理功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存在主義心理學中“焦慮”、“選擇”、“經歷痛苦”等概念逐漸被積極心理學中的“樂觀”、“積極”、“希望”等概念所替代，生命意義的獲得不再僅僅侷限於抑鬱、自殺、死亡等消極心理因素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更加關注普通人的積極心理因素。與此同時，積極心理學融合其他理論產生了多樣的理論分支，豐富了生命意義的理論研究。比如，積極心理學融合存在主義心理學理論，促使“積極存在心理學”（Wong，2009)的產生水到渠成。該理論認為如果個體想獲得生命的意義，最好的方法就是關注個體自我成長的積極作用而不是消極的死亡防禦。與存在主義心理學相比，該理論既強調個體“存在的意義”，又重視積極心理功能的拓展。

總之，以上四種理論取向分別從生命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意義獲得的動力、意義產生的過程等角度對生命意義進行了闡釋，各述其道，莫衷一是，但總的來説，無論哪種理論觀點下的生命意義都是個體主動獲得的一種情感和價值體驗。

2、生命意義的測量

生命意義在理論研究上的爭鳴給測量帶來了一定難度，但正因如此，研究者們基於不同的生命意義理論取向，並借鑑其他相關心理學理論，從多種理論視角開發了不同功用的測量工具。從現有文獻來看，對生命意義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維度：生命意義感和生命意義源。生命意義感是指人們在經歷人生事件中獲得意義的感受程度，生命意義源是指人們在人生過程中藉以獲得意義的具體事件。研究者們主要從這兩個維度開發了大量的測量工具。

2.1生命意義感的測量

大量的研究顯示，生命意義感與消極的或積極的心理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如何有效的測量生命意義感，一直是研究者們關注的重心。研究者們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不斷推陳出新，研製和開發出不同功用的測量工具。這些工具側重於測量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感受強度。其中生命目的量表（PurposeinLifeTest，PIL)、關注生命指標（LifeRegardIndex，LRI)和一致感量表（SenseofCoherence，SOC)是測量生命意義感最常用的量表。

生命目的量表由Crumbaugh和Maholick(1968)發展而來。該量表基於意義治療的基本觀點，用來測量Flankl提出的“存在空虛感”和“自由意志”這兩個概念。後續的研究報告了其內部一致性從0.70到0.97，建構效度和同時效度的研究也證實了該量表適合用以測量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如:Zika&Chamberlain,1992;Stegeretal.>2006)。

關注生命指標由Battista和Almond(1973)從相對主義觀點發展而來，包括“人生規劃”和“目標實現”兩個分量表。Battista和Almond僅報告了量表的臨時穩定性為0.94，但後續的研究對LRI進行了進一步信度和效度的檢驗，如Debats(1990)報告了兩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分別為0.79和0.80，以及整個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為0.86。效度研究顯示該量表與正向校標（包括幸福感、生活滿意、自尊、正向情感）和負向效標（包括焦慮、敵對、抑鬱、心理痛苦和消極情緒）存在相關，（如Zika&Chamberlain，1992)。

一致感量表由Antonovsky(1987)從健康和應對的理論視角發展而來，包括三個分量表（理解力、處事能力、意義感），儘管它本身不能直接測量生命意義的概念，但可以通過測量個體的控制力和自我效能測量出與意義相關的特殊世界觀。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僅使用意義感分量來測量個體生命意義感。在Antonovsky的26個研究中，整個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從0.82到0.95，時間間隔為兩年的重測信度為0.54。

使用PIL、LRI和S0C進行的相關研究基本證實了它們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和穩定性。然而，在量表的開發和應用的同時，學界的相關討論也應運而生。比如，在生命意義感的結構維度上，研究者存在不同的觀點，如PIL是單維度結構，而LRI則是兩維度結構。此外，一些研究者對量表本身也提出一些質疑，比如，有些研究者認為PIL的許多題目都是表達抑鬱的感受或態度，成為了間接測量抑鬱的工具，從而與測量心理健康的量表相混淆；SOC的“意義感”分量表中有許多題目關注的是對生活的興趣而不是意義;LRI中“目標實現”分量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生活的一種美好感受”（DeVogler&Ebersole，1980)。儘管如此，這三個量表自開發以來不僅被廣泛應用於生命意義相關研究，而且還帶動了後續量表的開發。

20世紀90年代，隨着生命意義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者們又陸續開發了許多測量生命意義感的量表，如Reed(1991)從健康與應對角度開發了的自我超越量表(Self-TranscendenceScale，STS)，Reker(1992)從態度測量角度發展了生命態度量表（LifeAttitudeProfile-Revised>LAP-R)。進入21世紀後，基於臨牀、心理健康等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們開發出更多的測量工具，如精神意義量表(SpiritualMeaningScale，SMS)(Masaro，Rosen，&Morey，2004)、生命意義問卷（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MLQ)(Steger，Frazier，Kaler，&Oishi，2006)、生命意義評估量表（TheScheduleforMeaninginLifeEvaluation，SMiLE)(Fegg，Kramer，L”hoste，&Borasio，2008)、生命意義指標（MeaninginLifeIndex,MILI)(Francis&Hilis，2008)、以及有意義生活的測量（MeaningfullifeMeasure，MIM)(Morgan&Farisides，2009)等，這些量表的開發預示着生命意義感的測量進入了一個新的大發展時期，其中Steger等在2006年開發的MLQ在測量內容上有新的突破，而Morgan和Farisides在2009年開發的MIM在測量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進。

Steger等（2006)認為現有的量表存在兩個問題，一是難以滿足臨牀測量的需要，二是大部分量表都偏重於測量個體“獲得的（或擁有的）生命意義感”的結果，而忽視了“對意義積極尋找”的過程。基於這兩點，他們結合積極心理學理論發展了“生命意義問卷”（MLQ)。該量表包括“擁有意義”和“追尋意義”兩個維度，Steger使用MLQ進一步探討了生命意義與宗教（Steger&Frazier，2005)、人格和認知風格（Steger，Kashdam，Sullivan，&Lorentz，2008)、以及年齡（Steger，Oishi，&Kashdan，2009)等變量的關係，並獲得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標。

除了在傳統的'定性研究基礎上獲得測量工具外，有些量表的開發使用了因素分析法獲得量表的條目。如Morgan和Farsides(2009)發展的“有意義生活的測量”（MIM)量表，該量表的編制直接在PIL和LRI題目的基礎上形成條目庫，使用探索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從條目庫中獲得二階5維度結構的量表。在此研究中，經過信效度檢驗，該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學測量指標。

經過半個世紀的研究和開發歷程，生命意義感測量工具已發展到相對成熟的階段。研究者們不斷嘗試新的測量方法，探究新的測量內容，使生命意義感的測量形成了PIL、LRI和SOC^M依舊經典，新量表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些量表的大量開發和廣泛應用又為生命意義的心理學研究拓寬了道路。儘管如此，量表在開發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的侷限性。一些重要因素在量表開發過程中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視。比如，年齡和文化因素是生命意義的重要變量，因為不同年齡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試對生命意義感知程度有所不同。此外，定量研究法是大部分研究者們開發生命意義感量表最常用的方法，在量表開發過程中，僅僅使用這種單一的方法往往會丟失一些重要的信息。

2.2生命意義源的測量

相對於生命意義感而言，生命意義源的實證研究起步較晚。從測量方法上看，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者多使用定性方法來探討不同人羣的生命意義源。進入90年代，研究者逐漸使用定量研究或定性與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陸續開發出生命意義源的測量工具。從測量結構上看，生命意義源主要集中在關係、個人發展、宗教以及服務等幾個維度，而且，測量結果顯示，不同的社會-人口背景、個體發展階段、文化和種族特徵等導致了生命意義源表現不同。

DeVoger和Ebersole(1980)最先設計了一份意義問答題（MeaningEssayQuestions,MEQ)用來調查人們生命意義的來源。問卷內容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讓被試寫下什麼是他們目前經歷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另一部分請他們舉例説明。他們使用這份問卷對青少年、大學生和成人等不同人羣進行了一系列定性研究。研究發現“關係”、“服務”、“成長”、“信念”和“獲得”是這些人羣共有的生命意義來源。

進入90年代，研究者逐漸使用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的混合研究陸續開發出生命意義源的定量測量工具。Reker(1996)使用定量的方法發展了生命意義源簡述量表（SourcesofMeaningProfile-Revised，S0MP41)並進行了修訂，該量表包括自我關注、個體主義、集體主義和自我超越4個維度。有研究者將該量表在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以色列被試中進行了測試，內部一致性信度從0.71到0.80，三個月的重測信度為0.70。效度檢驗結果顯示，該量表與自我超越的生命意義和個人意義感呈正相關，與抑鬱呈負相關。

Prager(1997)使用S0MP量表對澳大利亞和以色列女性進行了一項跨文化研究，他們發現兩國18-29歲的年輕女性被試除了在“自我超越”這一意義來源水平上沒有顯著差異外，在其他3個生命意義來源的水平上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他們認為個體所認同的價值和意義會被固定在一定的歷史文化羣體中，人們在獲得生命意義的來源時具有文化和語言環境的敏感性。為了彌補S0MP量表跨文化測量的不足，Prager與他的研究小組（2000)用定性和定量混合的方法，以阿拉伯人和猶太以色列人為被試，發展了生命意義源量表（SourceofMeaninginlifeScale，SML)，該量表包括家庭關係、家庭和社會價值觀、物質觀、寧靜/和平、自我發展、人際關係/歸屬感、休閒活動、與動物相處、與伴侶的關係、公共意識以及生活滿意等11個維度。測試結果顯示，SML避免了阿拉伯和猶太以色列兩種文化差異的影響。

由於MEQ難以進行統計已較少被研究者使用，而S0MP41設計簡單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因而成為後續研究常用量表之一。相對於S0MP~R，SML發展出了更多的維度來測量生命意義的來源，但從結果不難看出，SML有些維度似乎顯得重複和繁雜，比如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和伴侶關係3個維度都表示人們之間的關係，因此可以合併為一個維度，即關係維度。

2.3生命意義感與生命意義源測量的綜合化

近年來，生命意義感與生命意義源的測量走向綜合已成為一種趨勢。Schnell(2009)基於行動理論發展了生命意義源和生命意義感問卷（TheSourcesofMeaningand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SoMe)。他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意義等級模型”，模型有5個由低到高的層次構成，分別是知覺、行動、目標、意義的來源和生命的意義。SoMe由151個題目組成，既包括對26種意義來源的測量，也提供了對意義感和意義危機感的測量。生命意義源分量表包括4個維度，即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秩序和幸福；意義感分量表測量個體對經歷過的有意義事件的主觀感受程度；意義危機感分量表則測量個體由於空虛感和受挫感而導致無意義感的程度。

SoMe的開發推動生命意義測量在內容和方法上都向前邁出了新的一步。相對於以往量表，該量表在測量內容上試圖對積極的生命意義感、消極的生命意義感和生命意義源進行綜合測量，覆蓋面相當廣泛。不過，這種面廣量大的“求全”量表也有明顯的缺點。比如題目內容過多、施測時間過長，這些都會不同程度的影響到測量的信度和效度。儘管綜合測量尚不完善，但不可否認，這種積極的嘗試確實為後續量表的開發提供了另一種研究思路。

3、研究的展望

生命意義的心理學理論研究和測量工具的開發如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也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重大的進展。理論研究從關注消極心理功能轉向積極心理功能，不同理論的整合又帶動了新的研究導向；測量工具的開發凸顯與理論取向的應和，測量方法更加多樣化；跨文化研究也悄然興起，這些研究進展都將推動生命意義的應用研究。我們可以預見，生命意義的理論研究、測量方法、跨文化研究以及應用研究等將會取得更多研究進展。

3.1積極心理學為生命意義的理論研究帶來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積極心理學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開始涉足此領域的研究，矛頭指向過去近一個世紀中占主導地位的消極心理學模式，逐漸形成一場積極心理學運動。這場運動已波及生命意義的研究，併為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讓人們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中超越自身的不快樂、狹隘、憤怒、嫉妒、恐懼、焦慮等消極情緒，以更積極的、建設性的心態來面對生活的挑戰。與此同時，積極心理學和其他理論的交叉融合將進一步拓寬生命意義的理論研究，這種發展趨勢不僅僅侷限於上文所述的存在積極心理學，還將擴大到更廣泛的理論領域，如人格心理學與積極心理學相結合，探討哪些積極的人格因素會讓人們獲得更豐富的生命意義。

3.2生命意義的測量方法將更加多樣化

生命意義的測量方法也有許多發展的空間。第一，定量與定性的混合研究將越來越被研究者們所重視和使用。混合研究以運用順序法或並行法等資料收集方法為研究策略，以能最好的理解所研究的問題為目標，因而這種方法將為研究較為複雜的生命意義概念和生命意義的獲得過程提供了一種既指向研究主旨又具有操作化的研究方法。第二，今後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縱向設計。對不同時間點上的相同人羣進行重複測量的縱向設計方法可以探討不同時間點上變量之間的關係，這將為生命意義感和生命意義源的發展階段提供一種動態的描述，如跨年代的縱向設計和跨年齡段的縱向設計等。第三，儘管SML提供了一種跨文化測量的先例，但在其應用中仍舊受文化的限制，研究者或許能夠探索出更多跨文化測量的方式。由於圖片具有直觀和不受文化因素影響等特點，因此，使用圖片開發非言語的測量工具進行生命意義的跨文化研究將是一種積極的嘗試。

3.3跨文化研究將成為生命意義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

文化影響着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跨文化研究將會成為生命意義心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Steger等(2008)根據獨立性文化系統和互依性文化系統的理論，使用MIL量表探討生命意義的追尋和生命意義感在美國與日本被試間的差異已是跨文化研究的經典範例。但必須承認的是，生命意義的心理學跨文化研究剛剛起步，未來的研究熱點將集中探討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們在獲得生命意義的心理形成機制方面有何文化差異，以及同一文化模式下，跨年齡段、跨時代的人們在獲得生命意義的來源上存在哪些差異，這些分別着眼於橫向和縱向兩個不同維度的跨文化研究對於人們進行跨文化溝通和理解將具有重要意義。

3.4生命意義的心理學及其相關研究將進一步擴展其應用研究

理論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和測量工具的修訂與開發推動着生命意義心理學應用研究進一步展開。未來研究將着眼於提高意義治療在臨牀上的應用。最近一項研究已表明“意義中心治療”對提升癌症患者的意義感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Breitbart，Rosenfield，Gibson，Pessin，Poppitoetal.2010)。然而，生命意義心理學研究的應用領域不能僅限於對心理疾病的治療，而更應重視開展疾病的預防。因此，生命意義的心理學及其相關研究將廣泛用於人們的“日常保健”，對人們進行“意義中心的教育與諮詢”，讓人們領悟和理解生命的意義，以積極的心態、快樂的情緒面對自己的人生，從而更加有效的預防某些心理疾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