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為什麼不平靜

□錢理羣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獨處”時的“獨語”--與其説在觀賞景物，不如説在逼視自己的靈魂深處；與其説寫下的是他看到、感覺到的一切，不如説他在構造一個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個世界”--一個與現實對立的陌生的藝術世界。在現實中，人被命定扮演某個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説“一定要”説的話；而在這裏，“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不做；這是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裏，顯然有兩個世界：朱自清生活於其中的現實世界與自我心靈昇華的超越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這是朱自清的一個“夢”：在文章開頭寫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結尾回到家裏，“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斷以“籠着輕紗的夢”、“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個“荷塘月色”的畫面似有煙霧瀰漫，渺茫、隱約而朦朧，這都是在刻意營造一個“夢”的氛圍與意境。正是這“現實”世界與“夢”的世界的對立、糾纏，顯示着作家靈魂掙扎的悽苦。兩個世界中，夢的世界在文章裏是直接呈現的；現實世界只是“偶而露崢嶸”。而我們的閲讀、欣賞，卻恰恰應抓住這偶爾的顯露（暗示），並從這裏切入--因此，中學語文教材的“預習提示”，強調“閲讀時，要重點抓住‘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語句的深刻含義”，以此作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鑰匙；應該説，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預習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裏的陳述，將朱自清的“不平靜”僅僅歸之於“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黑暗”現實，卻是不全面的。近年學術界在考察這一時期朱自清的心路歷程時，於《一封信》之外，又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寫於1928年2月（寫作《荷塘月色》七個月以後）的《那裏走》一文。也許將《一封信》與《那裏走》合起來，就可以較全面地把握這一時期朱自清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與內心反應。

    朱自清前述對“屬於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嚮往本身，即已説明了他在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與歷史位置。而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27年國（民黨）、共（產黨）分裂後兩大政治力量尖鋭對立的形勢下，就不能不陷於進退失據的困境之中--《一封信》與《那裏走》所表露的正是這選擇的困惑。正像教材“預習提示”裏所引述的，他“心裏是一團亂麻，也可説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着，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他被“南方這一年的變動”，即國、共分裂，蔣介石對共產黨人與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殺弄得目瞪口呆，覺得所發生的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與他同類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如另外一些激進知識分子那樣，因此而走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裝鬥爭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對這樣一條道路，他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裏走》裏所説、他和他的朋友明確地意識到，發現與重視“個人價值”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社會政治革命中，“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與“理智的權威”，而“黨便是這種理智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照黨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產生了朱自清所説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這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發展趨向，“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不僅勢所必至，而且勢不可擋；另一方面，他卻要固守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説做想做的事、説想説的話，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説不想説的話的“自由”），不願“革自己的命”，即改變（改造）自己，因而產生了被毀滅的恐懼：“那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這樣，朱自清這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反感於國民黨的“反革命”，又對共產黨的“革命”心懷疑懼，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裏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靜”實源於此。作為無可選擇中的選擇，朱自清們“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

“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着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就是説，他們試圖“躲到學術研究中”，既是“避難”，又在與“政治”保持距離中維護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在某種意義上，“荷塘月色”（寧靜的大自然）的“夢”也正是朱自清們的'精神避難所。

    但對於五四啟蒙精神所哺育的這一代人，完全脱離（超然於）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説，“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儘管他們現在不無被動地選擇了“冷靜”、“獨處”的學者生涯，但他們仍不能擺脱處於時代中心的、“熱鬧”的“羣居”生活的蠱惑。在《一封信》裏一開頭他就表達了對於“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戰慄起來；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這種“戰慄”既包含了對放棄了社會“責任”的負罪感，又來自過於狹窄的個人天地將導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機感。既神往於個人的自由世界，又為此感到不安與自譴，這內在矛盾構成了朱自清內心“不平靜”的另一個側面；在《荷塘月色》裏就外化為“荷塘月色”與“江南採蓮圖”兩幅圖畫，在“冷”與“熱”、“靜”與“動”的強烈對比、相互顛覆中，寫盡了這一代自由在這個意義上，中學語文課本將朱自清描寫充滿“人生味”、生命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綠》與《荷塘月色》編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們象徵着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兩種人生境界，確實耐人尋味）。

    不過我們在注意到朱自清這類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時，還必須看到，這是一批與中國士大夫中庸主義傳統有着深刻聯繫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內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現形態都不可能如魯迅的“大愛”與“大憎”那樣激烈與極端，同樣具有“平和”的特點：《荷塘月色》裏的景色，總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處”的：“香”是“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清香”，“色”“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山”也是“遠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説，寫的不是“酣眠”，而是“別有風味”的“小睡”。這裏所顯示的有節制的含蓄的美，不僅與朱自清式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庸主義”的世界觀、人生哲學、思維與情感方式相適應，而且也與“哀而不傷”的傳統美學風格有着內在的和諧。

    （選自《名作重讀》，錢理羣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