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風格

汪曾祺的散文善於在平素的生活和日常見聞中擷取題材，把知識、趣味和思想寓於信筆所至的文字之中，並能做到親切自然，舒展流暢，感情隨筆流出，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敍述中，透露出人生況味,有一種迷人的風采。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後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對於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衝，如孫鬱所對他的評價：“他的傑出性在於，回覆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説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於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於其中，藴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説要貼着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於其中。無論是記人類、遊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説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係，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於微小，安於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於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雲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着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説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弔書袋”，原因即在於這些故紙堆裏的考據並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藴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於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着，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説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麼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説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説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恆”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於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於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嶽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裏鮮活起來。金嶽霖聚會時捉蝨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於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於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説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着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説，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蔔”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後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薰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閲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説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後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鹹蛋“筷子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慾。《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裏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瞭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彷彿過於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裏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遊刃有餘，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醜，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侷限。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説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説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説：“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説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塗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隻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説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於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脱，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裏，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説，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後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説它是瓜也行，説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