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莫言小説的倫理

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2月17日出生於山東高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以下是小編分享的論莫言小説的倫理，歡迎大家閲讀!

莫言在一篇講演中提出的一個看似平淡、卻或許會有深遠影響的 “作為人民的寫作”的概念，“不是代表老百姓寫作，而是作為老百姓寫作”。我相信這種表述不是“做秀”，因為我記起了那些眼淚—— 即便是他的一篇在讀者看來最不像小説的小説《天堂蒜薹之歌》，也深深地印着這樣的痕跡：他是為最底層的老百姓寫作的，是充滿着血淚的文學，這似乎是最簡單甚至看起來腐朽的道理，但它的感人之處正在這裏，其中的悲憤和哀告，就是發自最弱小者的心靈，它沒有絲毫的居於那些弱者之上的優越。一個作家的良知在這樣的時候才可能真正接受考驗，他會反對一切正統的道德，但卻體現着這樣的道德追求，人民的苦難就是他的苦難，人民的淚水就是他要在筆下化作的滾燙文字。他不會躲開他們，用了“藝術”、“生命”和“美”這樣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相信莫言對最樸素的寫作立場的尋求：作家首先要放棄的，就是他對老百姓的蔑視，這樣的蔑視很容易會和“愛”混同在一起。五四以來的作家們在寫到這樣的 “人民”的時候，無不是充滿了矛盾，“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是一個典型，他試圖用文字來拯救他的人民，但事實卻是他從未相信過他們是可以拯救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華老栓、閏土? ?他們哪一個是可以拯救的?甚至他自己也不能被拯救—— “狂人”就是他自己的一個隱喻，深深的孤獨毀了他的自信。這就是啟蒙主義者和他們的敍事自身難以解決的矛盾，某種意義上魯迅後來不再寫小説，也與這樣一個矛盾有着深層的關係。在他之後，知識分子的從“為人生”到“為人民”的寫作，無疑體現着他們對高尚的寫作倫理的不懈追求，但其中不可否認的，也暗含了他們的優越感和權力思想。

有沒有真正的“作為老百姓的寫作”?我表示懷疑，因為真正的老百姓是不會也沒有必要“寫作”的;但我又相信莫言的真誠，這種將自己視同老百姓的“平民意識”，是對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作家的寫作心態的反省。這種反省固然跟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化情境—— 知識分子的價值追求遭到了來自商業暴力與意識形態的雙重擠兑—— 不無關係，包含了某種“表述的智慧”，但也是基於對前人寫作的認真思考。莫言之所以認同“民間”的價值立場，而對“知識分子”的寫作姿態和趣味發生懷疑，在我看既是對一個固執的自我幻覺的揚棄，同時也是對寫作的價值和倫理的一個重新定位。其實也許可以這樣説，以“知識分子”的心態反而是無法真正“代表人民”去寫作的，而只有“用老百姓的思維來思維”，才會實現“真正的民間寫作”—— 在事實上書寫出人民自己的意願，這應該是這句話的真正潛台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這一概念是真正知識分子化的一種理解，不僅是身份的降解，也是一種醒悟，一種精神的自省與自律。我認為，莫言也許因此解決了一個問題，一個令二十世紀中國的作家長時間地陷入迷途的問題。因為在多數情況下，“為人民”或 “代表人民”的寫作，雖曾以其崇高的人文和啟蒙含義激勵過無數的作家，但“被代表”之下的“人民”卻往往變成了空殼—— 他們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所感所想，從未真正得到過揭示，正如德里達所欲圖解構的“關於存在的形而上學”一樣，“人民”，他們無形當中的“所指”會變得隱晦不明。

這一文學的“民間倫理原則”，事實上在《紅高粱家族》等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顯形了。與以往類似題材的作品不同，《紅高粱家族》的歷史敍事的核心結構正是 “民間”，是民間社會和民間的生活，由原來的邊緣位置上升到了中心地位，過去一直處於“被改造”的邊緣地位的人物變成了真正的英雄，“歷史的主體”在不經意中實現了位置的互換，“江小腳”率領的抗日正規部隊“膠高大隊”被擠出了歷史的中心，而紅高粱地裏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餘佔鰲卻成了真正的主角。以往關於“抗戰題材”的主題就這樣被瓦解了，宏偉的“國家歷史”和“民族神話”被民間化的歷史場景、“野史化”的家族敍事所取代，現代中國歷史的原有的權威敍事規則就這樣被“顛覆”了。

這也可以看作是對“真實”這一歷史倫理的一種追求，是誰寫下了歷史?在被權威敍事淹沒了的邊緣地帶、在紅高粱大地中，莫言找到了另一部被遮蔽的民間歷史，也告別了“尋根”作家相當主流和正統的敍事目的。有的評論家曾説，尋根文學是當代中國作家“最後一次”試圖集體影響並“進人中心”的嘗試，而莫言所選擇的民間美學精神，卻終結了這一企圖。對於整個當代文學的歷史來説，這一終結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聯繫起來看，在莫言早期的《秋水》、《白狗鞦韆架》、《球狀閃電》——乃至後來的《紅蝗》、更晚些的《牛》等大量的中短篇小説中所描寫的那些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立場”和“傾向”的民間生活，同他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所表現的強烈的民間道德精神，其實是從兩個方面—— 民間自身的生機和被施暴的屈辱—— 確立了他的基本的民間寫作倫理。在《天堂蒜薹之歌》裏莫言所設置的民間藝人張扣，應該不是一個敍事的裝飾，他的底層的社會地位，純粹“民間”的話語方式，無處不在的本能式的反應，還有與百姓完全一致的立場與命運，都表明他是莫言所追求的民間寫作倫理的一個化身。

但僅僅是“張扣式”的表達未免是過於直白了些，莫言熱愛併為之感動，但卻比他更“高”，他要把這民間的哀告和大地的憂傷連接起來，還要用“母親”這樣的人倫化身來激盪起它那高尚和神聖的內涵。《豐乳肥臀》才是最典型地體現着莫言對民間倫理的執著追尋的作品，他對被侵犯的民間生活的描寫，同母親的苦難與屈辱、和大地的悲愴與哀傷一起，合成了一曲感人的悲劇與哀歌。

《檀香刑》可以看作是另一種例子，它所體現出來的民間倫理，因為兩種文化的衝突而變得複雜起來。用時髦的話説，其中的“現代性”的思考，對“民間”的某些文化因素構成了燭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等作品中那種民間大地的詩意，民間在這裏變得分裂和矛盾起來。比如民間生活化身是孫眉娘，作者對她的態度與對《紅高粱家族》中的奶奶、《豐乳肥臀》中的母親顯然都是一致的，是對民間生命形態的由衷讚美;民間生活的“變體”是孫丙，他的生命形態就顯示了一種可怕的分裂，他身上的英雄氣質和裝神弄鬼的愚昧，顯示了民間價值在現代文化背景中的悲劇命運。某種意義上，民間文化本身是沒有“落後”和“愚昧”之徵象的，只是當它被另一種強勢文化所侵犯，並呈現出某種必然的“反應症”的時候，才會顯示出它“醜”的一面。孫丙的命運某種意義上既是民間文化在現代歷史進程中的命運，也是莫言對中西文化衝突中的中國現代歷史的思考。它使我相信，“知識分子”的東西在莫言的敍事中仍是足夠多的，莫言所説的 “作為老百姓寫作”在本質上並不會放棄“知識分子”的人文價值追求，相反，還會得到更逼近人民和民間的體現，將二者更好地統一起來。

莫言作品涉及的民間生活紛繁多樣，都與人們為生存的奮鬥過程聯繫在一起的。另外，他的作品在寫到性愛時也下筆特別恣肆，這其實也是人的生存繁衍的一個基本方面，所謂“飲食男女”，其實是聯繫到人的生存的很基本、很深刻的內容的。正是這兩點，民間的生存方式和人的生存的基本問題聯繫在一起。莫言作為一個民間色彩濃厚的作家，在表現這些時特別汪洋恣肆，毫不造作，有一種民間的率真。這種率真，也讓人直接感受到生命本體的衝動，而沒有絲毫的淫穢之感。相反，一個受過很深文明薰陶的人反而可能將之表現得很污穢。在新時期的小説創作中，能夠把鄉土民間的文化形態揭示得這樣深刻的作家只有莫言。他沒有張煒的詩性浪漫，但他能更充分地體味到民間的複雜和二元判斷的艱難，更接近於民間生存的本相。作為一個民間之子，他在鄉土民間藏污納垢的現實文化空間中，把生命精神充分地張揚起來.而這種生命精神又具有民間文化精神的精華.它與中國民間的現實和文化心理密不可分.從而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本土的又是現代的審美藝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