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遊記》看魯迅對芥川龍之介的態度

我們要比較魯迅之後的作品創作方向，藝術手法及思想特色來進一步推測魯迅的創作受到了芥川龍之介作品的影響。

提到外國作家對魯迅寫作的影響，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芥川龍之介了，眾多的對比研究中，大多都是側重於芥川與魯迅的作品比較，如芥川的《蜜桔》和魯迅的《一件小事》，本文則將通過芥川的《中國遊記》來探討魯迅對芥川的態度及所接受到的影響。

20年代20年代初，魯迅先生最早譯介芥川的作品。對芥川龍之介在譯介中含有保留和批評，最早始於魯迅，魯迅在1921年寫的《〈鼻子〉譯者附記》中，坦率的指出：不滿於芥川氏的，大約因為這兩點：一是多用舊材料，有時近於故事的翻譯;一是老手的氣息太濃厚，易使讀者不歡欣。

芥川的《中國遊記》寫於1921年，1921年3月30日午後，搭乘筑後丸抵達上海的芥川龍之介，走出日本遊船碼頭後這樣描述着眼前的景象。他不斷地用“不潔”、“怪異”、“可怕”等詞語形容着眼前的人力車伕們，並把“貪婪”的馬車伕和“厚顏無恥”的老太婆作為上海以至中國留給他的第一印象，日本國民的優越感和對中國底層民眾的蔑視心理躍然紙上。

經歷了二十一條與五四運動的1921年，中日關係相當緊迫。此時，距魯迅棄醫從文已有數十年，這一年他在校隊《嵇康集》的同時，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此前大部分的工作在於譯文及古籍校隊、研究拓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記》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已經問世。

而芥川龍之介作為日本文壇的一顆新星，在1921年之前早已完成了諸多奠定他小説家無可動搖地位的名篇，如《鼻子》《山藥粥》《猴子》《蜘蛛之絲》《地獄變》《邪宗門》等等。在日本留學並深受日本文學影響的魯迅，看過芥川作品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按理説，在當時的敏感時期直至之後，任何中國人看過芥川的《中國遊記》大概都會義憤填膺，如韓侍桁、馮乃超、巴金就有過代表性的評論。而魯迅，雖然有過上文中提到的對芥川作品的評價，在1921年之後還是不斷的介紹譯者來翻譯芥川的作品。再縱觀魯迅的創作，《吶喊》《彷徨》等重要作品集均是之後印成，而且相比較之前在《狂人日記》中模模糊糊的`對社會現狀鞭笞的探索，1921年之後的魯迅雜文則越來越爐火純青，這一切，或許可以從魯迅在《華蓋集題記》中的一句話略窺端倪：

“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

這或許可以解釋魯迅之後的雜文創作思想，以及為什麼他在讀了《中國遊記》後依然對芥川作品持有理性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魯迅與芥川的創作思想是一致的。

魯迅以前相信醫學能夠救國，後來棄醫從文，想借文藝的力量來救治中國。作者企圖借文藝的力量來改造社會、改良人生，在當時來説，是有進步意義的。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一大特點就是以旁觀者的角度看現實的人生問題，對於日本的社會現實生活更是抱否定的態度，對於生活中的虛偽和醜惡，他在作品中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魯迅作品的題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對芥川龍之介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揭露現實、批判社會、探索人生問題的思想產生了共鳴，“為人生而藝術”就成為他們的創作共同點。

而且，他們的主要藝術風格及藝術手法都是幽默與諷刺。日本評論家中村真一郎這樣評價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復活了自然主義時期以來日本近代小説所失去的浪漫主義，而且大大發展了日本近代小説的傳統。他創造了一種不同於司空見慣的、而且消除了庸俗氣味的藝術文體。”這就是諷刺與幽默的藝術。芥川龍之介在創作的過程中苦心孤詣地進行藝術探索，他的每一篇小説，題材內容和藝術構思都各有特點，他的文筆俏皮、意趣盎然。魯迅也是一位傑出的諷刺大師。他竭力暴露現實的黑暗和悲哀，他的諷刺與幽默，是最熱烈嚴正的對於人生的態度。他通過喜劇的和悲劇的笑，來諷刺當時中國的愚昧麻木的人們和他們的種種缺點和錯誤，表達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説：“悲劇就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就是把人生沒有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因而他的諷刺具有強烈的社會和理智的批判的特點。

1922至1935年間，魯迅發表了《補天》、《奔月》、《理水》等8篇“拾取古代的傳説之類”而成的小説，1936年結集時取名為《故事新編》。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序言中道出了他寫作這些歷史小説的方法：“對於歷史小説，則以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説’，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而創作時，則“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

芥川龍之介的歷史小説所選取的歷史題材，都有着古書的依據，並且他所選用的歷史故事都是特異的，如《羅生門》寫老婦人拔死人的頭髮，僕人扒老婦人的衣服;《鼻子》則寫和尚鼻子的變化，等等，都是特異的人和事。但是，古書中的故事，並不具備完整的現代小説形意。所以，使這些歷史故事成為現代的小説，並且具備深刻寓意，又和現代的人生髮生干係，靠的是作者的加工、改制、點染，對於歷史故事進行藝術的再處理。

同芥川龍之介的歷史小説一樣，魯迅的《故事新編》是將現代的生活融入故事的結構中去，借古事的軀殼，來激發現代人之所憎與所愛。魯迅對於文學的社會作用是非常重視的。他的《故事新編》同樣也顯示了深刻的社會意義。他“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予反響和抗爭”。因此在描寫往昔的題材時，也不忘記當前的戰鬥，仍然壓抑不住自己的革命激情。每一篇歷史故事，經過魯迅的新編，都成了有血有肉、生動活潑的藝術品。

由此可以看出，魯迅和芥川龍之介這兩位藝術巨匠，都是為人生而創作，又都遵循着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和方法，在藝術手法上都具有共同的特色。魯迅在讀了芥川作品之後得到的啟發是顯而易見的，《中國遊記》的發表或許開拓了魯迅對當時國民性自省的一個新窗口，通過“外來人”的視角來看當時中國現狀，也在某種程度上催使他以後對某些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態度的產生。

魯迅是希望國家強盛人民富有的，他如匕首一般鋒利的雜文直至現在依然具有現實意義，魯迅又是理性及冷靜的，所以面對芥川的《中國遊記》他不曾做出過如同巴金等人一般的主觀評價，而是客觀的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由此，也許可以推測魯迅對芥川及其作品的態度，是中立着保持思考着的狀態，而他在日後的創作思路上或許也多少受到了一些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