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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吏與治水

廉吏與治水

縱觀歷代各朝,不乏為民興利、勤於治水的廉吏。

廉吏與治水

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孫叔敖,“位已高而意益下,祿已厚而慎不取”。他親自組織百姓興修水利,先後在期思、雩婁(今河南商城一帶)主持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別是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周圍二百里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又稱安豐塘,在今安徽省壽縣南),把淠河水和諸山水都引入人工湖中,水多時可以開閘放水,水少時可以關閘蓄水。不僅對防治這一帶水災起了積極作用,還灌溉了一百多萬畝的農田,對於推動楚國的經濟發展,乃至楚莊王當上中原霸主都起了較大的作用。

漢武帝的左內史倪寬,身居高位,卻“衣若僮僕”“食若庸夫”“側身行道”,尤以“勸農業,緩刑罰,卑體下士”著稱。他主動借貸與貧民,緩收田租,被政府考核為最下等,險些罷官。公元111年倪寬組織百姓穿鑿六輔渠,擴大了原鄭國渠的灌溉面積。他還“定水令,以廣溉田”,使六輔渠的水利不被權貴豪強所獨佔,得到百姓稱讚。

西漢元帝時南陽郡太守召信臣,親自四出尋找水源,察看水勢,率領百姓開通溝渠引水灌田,修築陂塘、堤閘數十處。其中一個鉗盧陂就灌田三萬畝。他還親自制定管水制度--《均水約束》,並刻石立於田畔以利執行。召信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後人立祠供奉:“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指召信臣和60年後的南陽郡太守杜詩)。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北宋的一位為政清明、勤勞奉公,而又積極治水除害的人。天聖二年(1024年)秋,範率領通、楚、泰、海四州民夫四萬餘人修築捍海堤,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天聖六年春建成長達一百五十餘里的捍海大堤,此堤被後人稱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年),範公回到故鄉任蘇州知府,他一到就“募遊手疏治五河,導積水入海”,並親臨工地,植廬舍於荒野,過家門而不入。經一年艱辛努力,河道疏通,積水得排,當年蘇州就收穫稻米七百萬石。

被列寧稱為中國11世紀改革家的王安石,壯志之一就是“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他在任地方官時就組織羣眾興修水利,為相後,又積極變法革新,頒佈《農田水利法》,大興水利,引黃淤灌,形成“四方爭言水利”的全國性的農田水利建設高潮。

一生清廉正直、剛毅不阿的明朝賢吏海瑞曾指出:水利“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他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疏通了上海南跑口到嘉定南渡間一萬八千丈的河道,又疏通了阻水嚴重的白茆河。“吳淞江借饑民之利,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得。”

民族英雄林則徐發配到邊關,也不忘為民大興水利。他的治水思想、管水文告和屯墾著作以及治水技術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今天,在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水利工作者要借鑑歷史上清官廉吏“天下為公”“民為貴”的思想,精忠報國的愛國熱情,剛正不阿、清廉自守的情操,鞠躬盡瘁的奉獻精神,積極開展反腐倡廉活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多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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