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音樂意味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循着漫漫歷史長河追尋、探訪綿延數千年的古老文明中的音樂文化的源頭，便不能不提到《詩經》，這部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詩經》的音樂意味，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閲讀。

它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中葉，一説是由儒家創始人孔子編定的。它共收錄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也即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500餘年的詩歌305篇，由《風》《雅》《頌》三大部分組成。《風》包括十五《國風》，即《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衞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共收錄詩160篇;《雅》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收錄詩105篇;《頌》包括《周頌》31篇、《商頌》5篇，《魯頌》4篇，共收錄詩40篇。

《詩經》中的樂歌來自社會各階層，成分非常龐雜，分佈地域很廣。其中有周朝音樂官員創作的樂歌;有公卿、士大夫進獻朝廷的樂歌;有流傳於民間的歌謠，有些民歌甚至類似現在的勞動號子或山歌小調，音樂表現極為豐富。有學者認為，周朝設有專門採集歌謠的樂官，負責到民間蒐集歌謠，同時體察周朝政治與風俗的利弊，而民間歌謠被蒐集來後，常用以作為音樂官員們自己唱詞作曲的素材。

現在，《詩經》中的詩歌一般被認為是從其音樂性質角度出發，分成了《風》《雅》《頌》三大部類。整部詩集可以被看作是當時歌曲或歌曲歌詞的集成。還常有“四始六義”之説，這是針對《詩經》中不同類型的詩作的科學的歸納性分類;“四始”即指《風》《大雅》《小雅》《頌》。“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如果説“風、雅、頌”是從音樂視角做的分類，那麼“賦、比、興”是對《詩經》表現手法的概括描述。

據有關資料記載，“孔子曾説：‘吾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以此，知《雅》《頌》之名原本不是詩體的名稱，而是音樂的名稱。所以，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就重新指出《風》《雅》《頌》的音樂性質。他説：‘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本義。……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孔穎達的這一説法，得到了後世的廣泛認同。後人結合《詩經》本身的內容特點，大都認為《風》《雅》《頌》屬於音樂分類，其中《風》屬於地方之樂，《雅》屬於朝廷之樂，《頌》屬於宗廟之樂。《詩經》與音樂的關係，在此認識中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另外，《墨子·公孟》説：“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300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説：“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風》是《詩經》中最重要的部分，裏面收錄有15個不同地方的民間歌曲，其中大多數歌曲都來自北方陝西至山東的黃河流域一帶。《風》裏的詩句(歌詞)形式活潑而又錯落有致，內容及曲調通俗易懂，表現當時社會各階層的風俗風情，體現着古代華夏之民風聲韻。《雅》作為宮廷正樂，承擔着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的內容涉及民族之歷史、國家之大事、施政之得失、朝廷之典儀等，且篇幅宏大，語言典雅，章句整齊，尤其是《大雅》體現得最鮮明。《雅》裏面主要收錄了用於宴會典禮的頌歌。《雅》裏的詩句(歌詞)形式整齊規範，措辭典雅，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頌》屬於宗廟之樂。《頌》裏面主要收錄的是統治者用於祭祖、祭天地的各種樂歌。《頌》裏的詩句(歌詞)形式則形式簡單，內容深奧;如《周頌·清廟》表現出簡單、遲緩、凝重、肅穆的風格。演唱《清廟》時的樂器也正好與此風格相配，即“朱弦而疏越”。《禮記·樂記》雲：“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也。”孔穎達疏：“《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也。”

據有關資料記載，《詩經》大量運用比喻手法且富於變化。譬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桃夭》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可以理解為比喻新郎對新娘美貌的讚美，或比喻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等等。

《詩經》裏的詩(歌詞)大多是四言的基本句式，少數是二言、四言、九言、雜言等其他句式，如至今流傳極廣的《伐檀》基本是以四言句式為主。那麼在音樂上，《詩經》的演唱，其旋律線條，必定大都較平緩自然、簡潔單純，不矯揉造作。

值得注意的是，《詩經》中的《風》裏每首詩都分成2至4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句子，且大都在3至5句之間，其開頭和結尾部分往往相互呼應，演唱時常常採用一種一唱三歎的'重複的民間歌謠形式。另外，《詩經》中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非常多，如《關雎》中“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啼鳴，“窈窕”(疊韻)表現出女子的賢淑清麗，“參差”(雙聲)描繪了水草的樣態，“輾轉”(疊韻)表達出難以入眠的相思之愁。這些語彙本身已藴含着音樂上的美感，演唱時自然朗朗上口，音律和諧，音樂形象生動。

總之，《詩經》是中國音樂與詩歌的瑰寶，是中國音樂史、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輝的起點。它以其鮮明的現實性，從各個方面熱情謳歌了那個時代社會各階層人民多彩多姿的現實生活，充分表達出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它開闢了中國音樂與詩歌相融合的獨特發展道路。雖然受到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物質生產條件以及生活條件、生存條件限制，《詩經》沒有體現出更浪漫的幻想性和自由奔放的個性精神的張揚，但它在那個古老年代綻放出的文明之光，已足以值得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自豪和驕傲。

拓展：《〈詩經〉兩首》教材分析

《關雎》是“周南”的第一首詩，《蒹葭》是“秦風”中的一首愛情詩。這兩首詩的思想內容、抒情意味、意境出現和比興疊韻，足為“國風”之始，《詩經》之冠。

《關雎》描寫了一位君子愛上了一位採荇菜的美麗姑娘，卻又“求之不得”，只能將美好的願望寄託在內心的敬羨與想像之中，這也許就是“單相思”。總之這位“君子”的追求是失敗了，但這位君子的心理和行為都是積極健康的，是令人感動的。你看，雖然為想那位河邊的“窈窕淑女”而“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但他能嚴格控制自身的感情和行為，他覺得只有用自身的才氣和品德才幹贏得姑娘的芳心，於是他採用了“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文明之舉去努力打動吸引姑娘，這位小夥子不愧是真正的“君子”。難怪古人用詩歌來教育感化人稱之為“詩教”，它讓人變得文明禮貌温柔敦厚。古人在解釋這首詩時，有説它是“美后妃之德”，有説它是“刺康王晏起”，這實際上是一種封建禮教的塗飾，是一種歪曲。《蒹葭》是“秦風”中的一首愛情詩，主人公反覆去尋求“伊人”，而“伊人”恍惚迷離，可望而不可和。主人公沒有因此罷休，決心突破天塹。一忽兒逆水而上，一忽兒順水而下，但咫尺天涯，漫漫行程，令人無限難過！抒情主人公的左右求索、執著堅定，與“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涵義有異曲同工之妙。《蒹葭》的主題今天來看，有着深沉而豐富的多義性。它可能是以描繪的方式表達一種可望而不可和的美好人生。人生有許多東西是可望而不可和的，愛情、事業、學習生活，在理想神往中更是常有。

《詩經》兩首，充溢了細緻、雋永的抒情意味，彌散着憂傷的情感。《關雎》從全詩結構和內在脈絡上看，分做三章較宜。首章見物起興，激起主人公的愛情，一片情思，無限嚮往。次章寫他的寤寐不忘，以纏綿悱惻之情，直率地寫出了追慕之心，姑娘勞作的窈窕身影，使他日思夜想，須臾不能忘懷。綿綿的憂思，兩個字“優”“遊”，流露出難耐的相思之苦。三章寫願望實現時的歡樂之情，實際上是嚮往之辭。情到極處必生幻，彈琴奏瑟的熱鬧局面，讓抒情主人公簡直陶醉在預想的勝利之中了。孔子説“《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它寫思慕、寫追求，寫嚮往，既深刻又細微，又止所當止，情感率直、憨厚、真摯、健康。《秦風·蒹葭》已達到純情的高度，秋水伊人的詠吟，為愛情詩之曠古絕唱。主人公追尋所愛不得，而出現了“宛在水中央”的幻影,所表達的情感是“哀而不傷”。首章的“蒼蒼”，次章的“萋萋”，末章的“采采”，寫出蘆葦的顏色由蒼青到泛白，把深秋淒涼的氣氛渲染得越來越濃，烘托出詩人當時所在的環境十分清冷，心境十分寂寞。白露的變換，形象地畫出了時間發展的軌跡。試想，一人久久徘徊在清冷蕭索的曠野，面對茫茫秋水，等人不見，尋人不着，其心情該是何等焦急和難過！

《詩經》反映實際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都是關於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關雎》的意境簡約，具有日常性。全詩以展現灘頭水畔的形影不離的雎鳩鳥開頭，看這美好的和諧之景，聽它們一唱一和，自然引起岸邊的青年的無限情思。“窈窕淑女”，她在參差的荇菜之間，在潺潺河流之上，形象不時疊加，勾勒出一幅翡翠蘭苕的畫卷。《蒹葭》意境空靈虛泛。細品詩中文字，金秋之季，拂曉之時，蘆花泛白，清露為霜，瑟瑟秋風，葦叢起伏，茫茫秋水，清澈澄明，水上煙波縹緲，空中霧靄迷濛，彎曲的河道，水中的小洲，宛然在目。此時，一位痴情的戀者，躑躅水畔，他（她）熱烈而急切地追尋着心上的戀人。那戀人好像在水一方，但一水盈盈，河道阻隔，“伊人”可望而不可和，於是他（她）徘徊往復。此情此景，情調悽婉，意境的營造出現出多重疊合、交互融會的架構，顯示出幽邃繁富的色彩。

《詩經》大量運用賦、比、興的表示手法，加強了作品的形象性，獲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賦”和“比”都是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示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藉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係，表示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關雎》開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云云。很難發現相互間的意義聯繫。進一步，“興”兼有比喻、象徵、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發生的，所以它是虛靈微妙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麼明白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