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憂患意識

《詩經》是一部具有深廣憂患意識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種濃烈的對社會、對現實、對人生的憂患，在控訴婚姻戀愛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絕相思中，在棄婦的怨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對父母、兄弟、朋友生活處境的憂患中，在對國運盛衰的憂思和對自身狀況的憂患中，都時時反映出來;而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為歷代的文學家所繼承和 發展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憂患意識，自古及今延綿不息，它是在《詩經》中，有許多作品特別是怨刺詩表現了對 政治 腐敗，世道艱難，家國淪亡，人民生活貧窮的憂患。西周中葉以後，周室衰微，朝綱廢馳，社會動盪，政治黑暗，各種矛盾激化，災難頻繁。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憂心忡忡，發出了悲憤憂慮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詩歌反映了厲王、幽王時賦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會弊端叢生，民不聊生的現實;國風中的《魏風·伐檀》、《魏風·碩鼠》、《鄴風·新台》、《嘟風·牆有茨》、《嘟風·相鼠》、《齊風·南山》、《陳風，株林》，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辛辣的諷刺中寓有強烈的怨憤和不平。這些被後人稱為“變風”、“變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會黑暗的產物。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政教缺失，人倫廢絕，刑政苛酷的時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貴族大夫及社會各階層人士，憫時喪亂，憂世優生，以詩來針貶時政和社會弊端，感歎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詩針貶朝政，情緒憤激，但諷中有諫，既欲力挽狂瀾，又充滿無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樹的榮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將採其劉，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時，猶如枝繁葉茂的桑樹，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葉子的禿樹，人民也得不到蔭庇。而社會現實是“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到處是動亂，到處是橫禍，到處是死亡。“國步滅資，天不我將”，國家已到了天人共棄的地步。對於這樣的局面，作者厲聲責問:“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針對的正是朝廷上那些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歎息生不逢時、生此亂世的同時，仍嚴肅地告誡周厲王要慎重謀劃，舉賢授能。《桑柔》一詩揭露了周厲王統治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景。又如《蕩》第一章直接譴責厲王，其他七章都是託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諷刺厲王，借古諷今，告誡厲王:殷鑑在夏，夏榮之亡國是殷封王的一面鏡子，表明周鑑亦在殷，殷封之亡國又是厲王的一面鏡子。

小雅的怨刺詩不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國運已盡，憂國哀民，而且感歎自身遭遇。針貶時弊時，更多地將筆鋒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辭更為激怨，情緒更為怨憤。《節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責執政者尹氏的詩。詩中諷刺周王重用太師尹氏，太師執掌國柄，卻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親臨國事，重用裙帶關係，欺君閣民，肆無忌憚，以致於天怒人怨，天下大亂。詩中專刺尹氏，但末章説:“家父作誦，以究王翹。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這裏“王洶”指王朝兇惡的根源。“爾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訛，指改變。可見其諷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厲二王，朝政敗壞，奸臣當政，民怨鼎沸，國家命運幾乎傾垮。清代魏源在《詩序集義》中説:“幽、厲之惡莫大於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強御倍克、剛惡之人。……厲惡類封，故屢託殷商以陳刺。”這話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時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讒受謗“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憤激之餘，發出了憤怒的詛咒:“彼潛人者，誰適與諜，取彼潛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當時政治的腐朽，統治者的殘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處於危難絕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債，悲悼周王朝的淪亡。《十月之交》是日蝕和大地震後，主朝官吏敍事抒情之作，諷刺貴族統治階級擾亂朝政，以致災異迭起，民不聊生，國運將盡，並慨歎自己無辜遭受迫害、讒毀，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雨無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誤國。這些詩歌多直抒胸臆，言辭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國風中的怨刺詩或抨擊統治者的兇狠殘暴，或諷刺不勞而獲、貪得無厭者，或揭露統治者的無恥與醜惡，筆觸更加辛辣犀利，怨憤與不平更加強烈。如《魏風·伐檀》對不勞而獲者提出質問:“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擔兮?”揭露統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風·碩鼠》則把統治者比作大老鼠，貪婪、掠奪，使人民陷人絕境，四處逃散。這些怨刺詩，都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詩經》中的怨刺詩有一些出自於民間，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貴族士大夫們閡時傷亂、諷諭勸戒之作。它們或借鑑 歷史 經驗，或揭露現實際矛盾，或針貶昏君，或斥責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會的瘤疾，充滿憂患意識，呼喚人們從善去惡，拯救衰世，讀來有切膚之感，令人震撼。

《詩經》中的憂患意識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千年來，它在學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長期滲透、凝練、積澱，成了一種民族心理的結晶。

論《詩經》中的憂患意識

　　關鍵詞: 《詩經》 憂患意識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以四言詩為主的樂歌總集,它的出現標誌着我國原始歌謠的終結,古典詩歌時代的開始,是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一顆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詩經》本身是一部“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鉅著,所以《詩經》中總承載着一種濃郁的憂患意識。無數先哲,對《詩經》中的憂患 意識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論語》中孔子日“詩可以怨”,這種“怨”就是一種憂患意識的體現;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寫道:“《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作也”,可見《詩經》中的詩篇多是詩人憂心憤慨之作;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論述道:“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 古《詩》之義”;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也提到:“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詩經》中的憂患意識可見二般。《詩經》三百零五篇,按照題材內容主要可以分為表現婚姻愛情、農事勞作、戰爭徭役等三大類,而憂患意識則無不浸潤在這些詩行中。

　一、婚姻愛情題材詩篇中的憂患意識

　婚姻愛情是文學永恆的主題,這一命題在《詩經》中又得到了力證,表現婚姻愛情的詩篇約佔《詩經》的三分之一,是《詩經》最重要也最為精彩的`一部分。這類 表現婚姻愛情的題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絕不是因為它們單單表現了婚姻愛情的纏綿和甜蜜,更重要的是這類詩篇散發着濃濃的憂患意識。典型地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詩人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但又得不到對方的垂青,內心的憂傷、苦悶、焦躁、擔心表露無遺。如《周南·關雎》。

《關雎》是詩經之首篇,這首詩描寫的是周南地區的一位男子對一位美麗姑娘的熱烈追求、深切思戀,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無比哀傷、惆悵和苦悶的心情。孔子在《詩經》三百零五篇中只評價了這一首《關雎》,孔子評它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種憂患哀傷之意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孔子那裏就讀出了其深意。試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温柔嫻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侶呀!但詩人憂患的是“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人最後憂傷苦悶得翻來覆去也睡不着覺。詩歌充滿了對人的情感世界的觀照。

(二)在追求戀愛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當時禮法束縛,家長世俗的反對,而表現出來的反叛抗爭、憂患痛苦之情。

　在《詩經》的時代,據《周禮》記載,男女間婚姻愛情大事已經受到禮教的深重壓制和束縛,戀愛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齊風·南山》).即戀愛婚姻、娶妻生子必須首先徵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間的婚姻必須要通過媒人介紹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順的婚姻,否則就會受到嘲 笑、不被人們祝福,甚至阻擾。婚姻愛情面對如此深重的禮教束縛、家長包辦、世俗譏議等惡劣環境,男女主人公在爭取自由戀愛、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現出來的 反叛抗爭、憂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愛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現出來的憂患痛苦。

這類表現婚姻與家庭不幸生活的“棄婦詩”是最能體現《詩經》作品中的憂患意識的。在西周時期的男權社會裏,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拋棄,其人生命運十分悽慘,其中的憂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衞風·氓》。

　《衞風·氓》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首長篇的敍事詩,描寫的是一位女子從她戀愛、結婚到受虐待以至被棄的全過程,抒發了她內心的不平、哀傷、怨恨和反抗。詩 的結尾棄婦抱定與氓決裂的態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轉為清醒、剛強和果斷。詩中女主人公的憂患意識十分濃烈,有戀愛時“非我愆期,子無良媒”之憂;有氓逼婚 時的“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之憂;有愛情受到挫折“不見覆關,泣涕漣漣”之憂;有擔心沉迷愛情最後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説也”之憂;有容顏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憂;有遭受拋棄、行道遲遲的“洪水湯湯,漸車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於暴矣”的擔憂恐懼;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傷;有“淇則有岸,隰則有畔”的無窮無盡的哀傷埋怨。全詩充滿了對婦女婚姻不幸的關懷和同情。

　二、農事勞動題材詩篇中的憂患意識

　由於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為堯舜時的農官,所以周代統治者都以農立國,很重視農事,而《詩經》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葉的詩篇,所以《詩經》中以農業 生產、農事勞動為主要題材內容的詩篇表現得十分突出。先秦時期,社會生產力極力低下,再加上統治者窮奢極欲的揮霍和壓榨剝削,以及當時嚴重的洪水、乾旱等 自然災害的威脅,人們要想獲得足夠的物質資料維持生存,就必須從事十分艱辛的農業生產和農事勞動,所以《詩經》這部“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 作品在反映農事勞動題材的詩篇中憂患意識和表現得十分強烈。如《豳風·七月》《魏風·伐檀》。

《豳風·七月》是全面反映農奴終年勞動情景的詩篇,也是《國風》中最長的一首詩。詩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寫到寒冬鑿冰,反覆詠歎,訴説男女奴隸一年到頭除繁重的農業生產,還要為奴隸主貴族製衣、打獵、釀酒、修房、鑿冰、服役,結果卻勞而無獲,無衣無食,充分揭示了奴隸們內心的悲苦和哀傷,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一幅古代奴隸社會的生活圖畫。農奴們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無衣抵禦寒冬的生存之憂;有蠶桑女採桑勞作時“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的憂心恐懼之情。

《魏風·伐檀》寫的是勞動人民遭受統治者殘酷剝削,過着舉步維艱、憂心恐懼的生話,表現了勞動人民對統治者剝削壓榨的諷刺揭露和憤怒抗爭。詩篇中的憂患意識十分突出,有“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的憂懼之心逃離之意,將統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動。正如《詩序》中説:“《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戰爭徭役題材詩篇中的憂患意識

《詩經》中以戰爭徭役為題材內容的詩篇較多,這與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頻繁的 諸侯兼併戰爭有關,這些詩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時期的作品。這些敍寫戰爭徭役的詩篇具有十分強烈的憂患意識。《左傳》裏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 爭和徭役是壓在當時勞動人民身上最為深重的負荷之一,是人民最為憂懼的一件大事。這些詩篇主要反映了戰爭、徭役和離亂給民眾帶來的深重災難和巨大痛苦。如 《豳風·東山》《小雅·何草不黃》《王風·君子于役》。

《豳風·東山》通過參加周公東征歸來的將士所見戰後農村的破殘景象和他們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之情,控訴了戰爭給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災難。詩中寫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瀠。我東日歸,我心西悲”、“鸛鳴於垤,婦歎於室”,可見將士的憂傷之情和羈旅之思;詩中以一個士兵的角度,將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生活的嚮往、對家鄉的思念、對妻子的哀歎寫得入木三分,全詩縈繞在一片悲喜雜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黃》控訴了統治者的窮兵黷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可見戰爭之廣,當時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倖免,沒有哪一個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可見戰爭中士兵的艱辛和行途的危險。其中浸透着強烈的憂生懼禍之情。

《王風·君子于役》借山村農婦懷念久役不歸的丈夫,揭露徵役給百姓帶來的無限痛苦。戰爭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無定所,背井離鄉,骨肉分離。“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於士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見戰爭徭役不但深廣沉重,而且還無期無盡,造成了妻離子散的無數家庭慘劇。

　綜上所述,《詩經》中的憂患意識濃郁而又深重,這種憂患意識在《詩經》婚姻愛情、農事勞作、戰爭徭役等題材中表現得特別突出。這些詩篇深刻地反映了當時 殘酷的社會現實,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層勞動人民艱辛痛苦的生活圖畫。這種深重的憂患意識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唐建強[重慶工商大學派斯學院,重慶4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