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春與子夏西河現代散文

“子夏西河”是作者零四年出版的一本書，全稱是《子夏與西河文化新探》，研究的是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孔子高徒卜子夏教衍西河的文化功績。這本書從蒙生概念到交付印刷，吉春先生用心良苦，作者在書的後記所記的“為本書策劃、建議、撰序”無法概括先生的功績。

從立書的提綱到書排版印刷，登門請求過吉先生多少次已記不清了，總之是有求必應、熱情作答。作者最近撰“出書記”，翻開了撰著“子夏西河”時的原始筆記，有文字可查的吉先生就親筆評點三四次之多。

第一次叩開著作卓有成效的吉先生家門，約是九九年秋，在作者初撰幾篇文章無處發表時，擬出了“西河軼事”框架，找先生指點，也只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此前作者與先生素不相識，也未經名人引進。只讀過他少量文章，只聽説他是《續史記》的作者，是著名史學家，未必肯接待尚無著作問世之人。但第一次先生接待就很熱情，有點出乎意料。作者的框架也很簡單，只列出諸如“子夏略傳及哲學思想”、“一代宗師西河佚事”等十二篇文章題目。先生閲讀了“框架”並聽了作者有文章無處發表的憂慮，熱情豪爽地予以鼓勵。記得先生説“給人打工，不如自己創業”。大膽支持“可以成書一冊”，但需深挖“子夏教衍西河”歷史資料。先生的肯定態度，促成作者出書的決心。於是就有了上山西、下合陽、奔西澤、跑卜家村，蒐集“子夏西河”文物資料的歷程；就有了遠下江南浙江圖書館，兩上省城古籍部，讀有關“子夏西河”歷史文獻的歷程。有了這些歷程，才有了出書的“奠基禮”。如果沒有先生的充分肯定與鼓勵，哪能收穫這份“奠基禮”。

二次拜訪先生，在零一年五月，當時對原擬的`“西河佚事”框架作了重要的補充，如增加“子夏語錄”、“子夏西河設教地初探”等。先生閲讀，回覆“拜讀‘西河佚事’的看法”，要點有：“框架很好，目次清晰，這是總體印象”；具體看法“談三點意見”，對“碑文釋義”，對“哲學思想”等，都作出具體指導，如“碑的規格大小應放在註釋的第一位”，“君子有三變(子夏語錄，作者注）是觀察人的”；“第三點意見”，建議書稿將山西、合陽碑文全收錄，以記子夏碑文全貌。這些意見對作者撰文定稿都起到重要作用，對書稿文化價值的昇華都有着積極意義。

第三次得到先生的指點，是零二年八月，此時書的編目基本定格，題目為“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記”。核心確立為“子夏與西河文化”，並附上數份文稿或題綱。先生耐心閲讀，先提出“是散記”還是“淺説”的幾點意見，稍後即提出具體見解《拜讀張先生，〈子夏居西河教授散記〉拾零》，對“子夏流動教學”，對“子夏教衍西河’的中心在韓城，在英山、張堡”，加以肯定，並特別強調“因英村古稱西河村，張堡古稱西河堡，是合陽、河津沒有的地名，這就是獨有的證據，這點應在整個文稿中反覆標明”；又建議從學術研究的觀點讓“子夏”與“西河文化”緊緊相扣，突出“西河文化”的精髓在“子夏教衍西河”。這些點評無疑對於作者提煉“西河文化三大精髓”（教育為“安國保民”，創法傢俬學、育法家子弟，法家思想西進的第一人）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先生建議，將“散記”昇華為“考略”，也奠定了作者對“居西河教授三説”（汾陽西河、龍門西河、安陽西河）成為論證核心。

可心説沒有吉先生的熱情支持，就沒有“子夏與西河文化”一書。

一個著作等身的學者，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西河文化”的探索者，熱情支持，屢次建議，不僅在他的幾次文字評説中，在見面交談的口語中也有真灼實見，只是作者多遺忘了。吉先生對作者出書的熱情，也顯示在他零四年五月為書寫的《序言》説：“我還拜讀過《龍門》《韓城報》上關於子夏的文章，但像張先生這樣比較系統的書稿，我還是第一次讀到”，“創法傢俬學是西河文化的精髓；開創儒法兼融，是子夏為西河文化注入新的血脈”等積極向上的評價，點出了書的歷史文化價值。於是也就有了零七年《子夏與西河文化新探》，獲得了“陝西首屆吉春史學獎”。更難得的是先生零八年“五一”，贈作者“扇子藏頭詩”，“張師居住在西河，文章多論子夏學，科班育才新農校，三師請春序著作”，熱情揚溢見於字裏行間。

近日撰“出書記”文稿，翻出了先生的幾次指導建議，拙筆述事，借《吉苑》報一角，以記先生對《子夏與西河》一書的關注功績，以揚先生的高尚品德。

謝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