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與現代和後現代

劉夢溪

莊子其人其書其學，在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文學史上是一個極特殊的景觀。甚至可以説是個異數。抉發人心世道的説理文章，文辭竟然這樣優美、想象力如此豐富、意象這般瑰麗，先秦諸子中，找不到第二家。也許只有屈原的《離騷》差可比並。但《離騷》是韻文，《莊子》是散文，文體不同。魯迅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莊子》應該是真正的無韻之《離騷》。史學家陳寅恪論《再生緣》的文體説：“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此論用來解莊，恰切至極。

莊子詞章之美，來源於思想的自由。莊子所追求的是自由無礙、自然無待的人生境界。“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鬥”（《齊物論》），這種煩惱人生，莊子最不能接受。“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湃黃Ｒ郟而不知其所歸”（同前），這種不能自主的被動人生，也為莊子所厭棄。他把因不能自由生活所引起的種種人生困境，給定一個名稱，叫做“天刑”。他的正面主張，是“乘物以遊心”（《人間世》），即順應自然律，保持心靈的自由。這種境界的最高表現，是“無己”、“無功”、“無名”（《逍遙遊》）。

但“三無”之中，“無己”最重要。所以莊子又稱“無己”為“吾喪我”（《齊物論》）。而做到這一點，也就解決了人生的最大最後的一個問題---生死問題。“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大宗師》）“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天下篇》）從而進入莊子的最高人生理想境界---“至人”的境界。

莊子和老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我的看法，莊子並不是老子衣缽的承繼者，而是另闢天地，自立宗旨，於道家的哲學有獨立建樹。

他們企圖解決的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互有不同。老子解決的是“天人”問題。莊子解決的'是“人我”問題。而孔子，則解決的是“人人”問題。“人人”關係，受制於社會變遷。所以儒學多變。大家知道，儒學有三期或四期之分。也許四期的説法（李澤厚所主），也不無道理。

漢代的董仲舒倡“天人合一”之説，變儒學為政治儒學，是不是也含有欲彌補先秦儒學主要解決“人人”問題，而忽略“天人”問題的不足之處？

儒家當然也講天，但孔子講的天，有一個模模糊糊的人格神在，不純是自然之天。莊子之天，則純乎自然之天。道，孔子、老子、莊子都講。但孔子重人道，名言是“天道遠，人道邇”。老、莊重天道。

老、莊的道，也有區別。老之道，很有點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莊之道，則像康德的“自在之物”。道是高度抽象的絕對，無論康德、黑格爾、老子、莊子，都是如此。但康德、黑格爾的絕對是死的，老、莊的絕對是活的。老子的命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這一命題停留在“天法道”的階段，就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或者康德的“自在之物”沒有區別。但後面還有“道法自然”一句。莊、老之道，因自然而活，因自然而獲得生命。

莊學本乎自然，其學説建立在大千世界千變萬化的基礎上，不求永恆，只述相對，反而使自己的哲學意涵具恆在意義。儒家一意求永恆，守“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律條，反而常常發生危機。最大的危機在晚清。危機之根源，在儒學的依託物是社會的經濟與政治結構。

老之學是超離於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之上的絕對律令，無需隨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化。莊之學不僅超離社會，還超離個人，因此也無需隨時趨變。儒學在詮釋中獲得生命。老學和莊學不必詮釋就可以流傳。

晚清以還社會結構的變化，造成傳統儒學價值的崩塌。以傳薪續命為己任的新儒家，故有“花果飄零”之歎。

而當“傳統儒學與東亞的經濟起飛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互動關係？”

或者説“中國的儒家傳統與現代性是否相關？”這類話題正在為許多學者所關注、並因此而爭論不休的時候，莊子哲學已經為現代人的迷惑纏陷、為外物所困的遭受“天刑”的處境，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資源了。老子是超越一切東儒西哲、往聖今賢的人類最高智慧的結晶。

老子哲學是不受時空限制的哲學的哲學。在現代和後現代社會，政治將不再主宰一切，權力也不能決定一切。知識，世俗化了；知識分子，邊緣化了。人類嚮往個體自由的精神，需要莊子哲學來點燃並來打開自蔽的牢籠。莊子主張個體生命自由，並不傷害社會。老子冀圖權力者學會“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本領，減少政治動盪，儘量保持社會的完型。如果説儒家是維護社會的整體秩序，道家則希望保護個體生命良性運動的自由秩序。

莊子所追求的這種個體生命的自由，見諸生活，是一種享受；訴諸人生，則是一種審美。中國學術，不能無孔子、孟子，也不能無老子、莊子。中國文化，不能無儒家、釋家，也不能無道家。儒、釋、道三家、三派、三教的相拒相融，互動互補，是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特殊存在狀態。我們固然應該從社會結構中，去尋找思想形態的歸根結底的原因；同樣，中國傳統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的變遷，也可以從儒、釋、道三家的互補互動中得到可靠的消息。

　　　　　　　　　　　　　　　　　　　　　　　《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