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大屠殺讀後感

最近無論是看歷史、哲學還是社會學，甚至巴巴地跑去以色列一趟，都帶着一個疑問：為什麼是猶太人而不是別人遭到大屠殺的厄運？二戰期間的猶太大屠殺並不是傳統意義的戰爭大屠殺，比如清朝的揚州十日屠城、南京大屠殺都屬於戰爭屠殺，在歷史長河裏屢見不鮮。而納粹發起的猶太大屠殺是種族滅絕性的，在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見的。

《現代性與大屠殺》是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的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於：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引用了米拉格姆《對權威的服從》裏的實驗，“在遠離的條件下，受害者真的成為一個外人，在身體上與心理上陷入孤立。”實驗結果表明，距離與冷漠成正比。米拉格姆的發現讓人震驚：不錯，我們過去能夠那樣做，而如果條件合適，我們仍然可以。

克爾蕭在透徹地分析了納粹企圖喚起集體的反猶仇恨與“解決猶太問題”得出這樣的結論：納粹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猶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非人化增加了德國大眾輿論中已經存在的廣泛的冷漠，並邁出了在無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營理性化的、“生產線式”滅絕之間決定性的一步。

沒有這些進展順利的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中驅逐出來的步驟，“最終解決”就沒有可能。這些步驟在公眾的眼皮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廣泛的贊成，並最後使猶太人的`形象非人化，並遭到貶損。

希爾博格，對於導致道德自抑逐漸寂靜無聲與啟動集體消滅的機器的步驟做了如下説明：定義——開除僱員和沒收商業公司——集中——剝削勞動與飢餓措施——滅絕——抹殺個人的影響。

集中完成的是拉開距離的過程。飢餓讓滅絕變得合理。在行動序列上，離最初下定義的行動越遠，則行動就越是純粹被理性——技術的考慮所引導，確切地説，它使得道德選擇不再成為必須。

大屠殺昭示，人類記憶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的統治。這也是我看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深深的恐懼所在。

又讀完了一部虐心虐腦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