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賞析翻譯鑑賞原文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杜甫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譯文】

遠送你從這裏就要分別了，青山空自惆悵，倍增離情。什麼時候能夠再舉杯共飲，昨天夜裏我們還在月色中同行。各郡的百姓都謳歌你，不忍心你離去，你在三朝為官，多麼光榮。送走你我獨自回到江村，寂寞地度過剩下的歲月。

【註釋】

列郡：指東西兩川屬邑。

三朝：指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三朝。

江村：指成都浣花溪邊的草堂。

【創作背景】

奉濟驛，在成都東北的綿陽縣。嚴公，即嚴武，曾兩度為劍南節度使。762年（寶應元年）四月，唐肅宗死，唐代宗即位，六月，召嚴武入朝，杜甫送別贈詩，因之前已寫過《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故稱“重送”。律詩雙句押韻，八句詩四個韻腳，故稱“四韻”。嚴武有文才武略，品性與杜甫相投。鎮蜀期間，親到草堂探視杜甫，並在經濟上給予接濟；彼此贈詩，相互敬重，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作品鑑賞】

詩一開頭，點明“遠送”，體現出詩人意深而情長。詩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站又一站，一直送到了二百里外的奉濟驛，有説不盡的知心話。“青山空復情”一句，饒有深意。青峯佇立，也似含情送客；途程幾轉，那山仍若戀戀不捨，目送行人。然而送君千里，也終須一別了。借山言人，情致婉曲，表現了詩人那種不忍相別而又不得不別的無可奈何之情。

傷別之餘，詩人自然想到“昨夜”相送的情景：皎潔的月亮曾和他一起“同行”送別，在月下同飲共醉，行吟敍情，離別之後，後會難期，詩人感情的閘門再也關不住了，於是詩人發問道：“幾時杯重把？”“杯重把”，把詩人憧憬中重逢的情景，具體形象地表現出來了。這裏用問句，是問詩人自己，也是問友人。社會動盪，生死未卜，能否再會還是個未知數。詩人送別時極端複雜的感情，凝聚在一個尋常的問語中。

以上這四句倒裝，增添了詩的情趣韻致。前人説得好：“詩用倒挽，方見曲折。”首聯如果把“青山”一句提到前面，就會顯得感情唐突，使人不知所云；頷聯如果把“昨夜”一句放在前面，便會顯得直白而缺少情致。現在次序一倒，就奇曲多趣了。這正是此詩平中見奇的地方。

詩人想到，像嚴武這樣知遇至深的官員恐怕將來也難得遇到，於是離愁之中又添一層悽楚。關於嚴武，詩人沒有正面頌其政績，而説“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説他於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出守外郡或入處朝廷，都榮居高位。離任時東西兩川屬邑的人們謳歌他，表達依依不捨之情。言簡意賅，雍雅得體。

最後兩句抒寫詩人送別後的心境。“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獨”字見離別之後的孤單無依；“殘”字含風燭餘年的悲涼悽切；“寂寞”則道出知遇遠去的冷落和惆悵。兩句充分體現了詩人對嚴武的真誠感激和深摯友誼，依戀惜別之情溢於言表。

杜甫作這首詩送好友嚴武，既讚美嚴武，也發出他自己“寂寞養殘生”的歎息。詩意在送嚴武奉召還朝。詩人曾任嚴武幕僚，深得嚴武關懷，所以心中那種依依不捨的別離之情，不必再用言語解釋。這首詩語言質樸含情，章法謹嚴有度，平直中有奇致，淺易中見沉鬱，情真意摯，悽楚感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少陵”等，漢族，河南府鞏縣（今河南省鞏義市）人，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被世人尊為“詩聖”，其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跟另外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開來，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餘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備受推崇，影響深遠。759-766年間曾居成都，後世有杜甫草堂紀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願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着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

杜甫的詩歌風格大體有以下幾個特點：

沉鬱頓挫：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説：“凡人作詩，一句只説得一件事物，多説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説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説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説數百里，能説兩軍州，能説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兼容幷蓄：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敍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説：“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説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説。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説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説可取。另一説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説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