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先賢徵文600字「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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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慕先賢徵文600字【篇一】

戴葆庭先生出生於浙江山陰(今紹興市)的貧民家庭，只讀過2年私塾，11歲到米店當學徒，給店主家做零碎雜活。紹興的灶台很高，尚未長成的他，洗碗刷鍋，都要站在條凳上，方可夠着。幾年後，便做春米、送米的體力活，一次，為買主送米，穿了一雙母親新做的硬底鞋，水鄉橋多，雨後橋面很滑，不小心，連人帶米從橋頂摔到橋下，磕掉了門牙，仍然背起一二百斤的米袋，硬是給人送到家裏。他自幼生活在清苦的環境中，養成了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的品德，這對他後來的事業成功和待人處世，都不無關係。

戴葆庭先生雖然出身清貧，卻酷愛錢幣，他自幼有收藏的癖好，孩童時代，無錢購買鞭炮，別人放過的炮仗頭，他收羅起來，不捨得扔掉。看見火花煙紙，更是如獲至寶。清朝末年，我國還使用制錢，他有點收入，就積攢起來，每每擺弄，如數家珍。一次，他突然發現：制錢的文字製作各不相同，而且除當朝的銅錢外，居然還有前朝的銅錢，也夾雜其間，這引起他極大的興趣。從此，凡是經過他之手的錢幣，也要仔細審視，有不同版別者，總要想方設法替換下來，品相好的，更不捨得放過。

1920年前後，浙東收集錢幣的風氣由寧波傳到紹興，紹興大街上也有人打出畫滿古錢圖樣的旗號，收羅古錢。葆庭先生聞聲，總要抽身去看，在那裏，他知道了不同的古錢有着不同的價值，其中的奧祕雖然還模糊，但他意識到這是一門學問，於是，毅然辭去米店行當，走上了專事收藏和研究錢幣的道路。

錢幣學是以錢幣實物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問，要研究錢幣，必須首先擁有錢幣實物，而錢幣實物的得來，需要花費一定的資財，特別是珍稀錢幣，價格昂貴。葆庭先生沒有這樣的財力，唯一的辦法，只有以“錢”養“錢”。他把收來的錢幣，經過精心挑選，留下必要的，再把多餘的`轉讓他人。循環往復，日積月累，收藏逐漸增多，閲歷也日益豐富。不管付出多少辛苦，只要能增添不同的品種，只要能找到和錢幣相關的各種資料，他都心甘情願，從心底裏感到欣慰和滿足，故此自號“足齋”。他秉性淳樸，為人忠厚，尤其注重信譽和承諾，凡由他轉讓出去的錢幣，必定按質論價，決不弄虛作假;別人是研究所需，收藏所缺，他寧願不計報酬，也要成人之美;凡從他那裏得到的錢幣，若有疑問者，隨時可以原價退回。因此，在錢幣收藏界和錢幣學界傳為美談，享有聲譽。

葆庭先生不喝酒，不吸煙，與茶道無緣，只有一個心眼，鍾情錢幣。為了收集錢幣，他走遍了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為了得到實地考察的資料，他不惜長途跋涉，窮鄉僻壤，風雨無阻;為了剖析錢幣中的疑難，他用功史書，不恥下問;為了得到學術上的進步，他可以鑽研相關的其他文物，從印章、瓦當、到青銅、陶瓷、玉器、書畫……他認準了這門學問，鍥而不捨，在半個多世紀裏，幾乎每天都和錢幣打交道，常常一過手便是幾十、幾百，甚至千枚錢幣。在長期實踐和反覆摩挲之中，走出了一條自學成才的道路。他對於錢幣的鑑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掌握了大量的資料，因此他具有高人一籌的眼力，當時錢幣界譽之為“南戴北駱”，即南方的戴葆庭，北方的駱澤民，凡經他們過目的錢幣，即可鹹定一二。

葆庭先生把錢幣研究視為終生事業。只要對事業有益，他都不會推辭，而全力以赴，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三、四十年代，丁福保先生組織編纂《古錢大辭典》、《歷代古錢圖説》等錢幣叢書，他積極參與，鼎力相助，尤其在古錢的鑑定和取捨方面，主要由他核准。為了表示感謝，丁福保先生特意請他為《歷代古錢圖説》寫序，先生謙讓再三，只在丁先生自序之後，表達了心意。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彭信威先生編著《中國貨幣史》，有關錢幣學方面的問題，多是請教葆庭先生。在那段時期，他倆幾乎每週都要敍談，甚至一週暢談幾次，為提供有關資料，葆庭先生從不保留。為此，在《中國貨幣史》第一版的序文中，彭信威先生還特意做了交代。葆庭先生在30年代曾著有《足齋泉拓》3冊，晚年又整理集成《珍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錢幣珍品》上、下冊，在他故世以後，分別由新華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他的有關論述，則散見於當時的錢幣期刊及其他有關書刊。

為了聯絡分散在各地的錢幣界人士，1940年，葆庭和丁福保、羅伯昭、鄭家相、王蔭嘉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泉幣學社，並創辦雙月刊《泉幣》雜誌，由他負責日常事務。四、五十年代，我國錢幣界最具影響的幾位泰斗，聯誼組成“壽泉會”，編印《壽泉集拓》，葆庭先生是實際組織者和具體操辦者。他的這些努力，為這一時期錢幣熱潮的掀起和我國錢幣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地推動作用，其影響不僅在國內，而且還波及到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地區。

新中國成立以後，葆庭先生一直供職於上海文物商店，享受專家待遇，但他從不以專家自居。他培養學生，講授錢幣課程，對於年輕後學，有求必應，竭盡責任。他還應聘為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鑑定錢幣，提供文物等級意見。他收集的珍泉名品，相繼歸入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天津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為此，曾受到國家文化部的嘉獎，為搶救和保護祖國的錢幣遺產做出了貢獻。

戴葆庭先生1976年1月病逝，享年81歲。上世紀80年代以來，錢幣學日益受到關注。雖然戴葆庭先生、羅伯昭先生等諸位泉家未能看到這一盛況，但他們早年探索和開拓的泉幣天地及所作出的貢獻，卻影響深遠，為後人所敬仰與懷念。

追慕先賢徵文600字【篇二】

鄭家相先生(1888～1962)，字葭湘，號玉泉真隱，別號樑範館主。浙江鄞縣人。1914年畢業於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曾任上海隴海銀行常務董事。自幼受其父影響，對泉幣頗有興趣。曾捐贈給南京博物院樑五銖錢範119件;捐贈給寧波天一閣銅鼎、銅爐、銅造像及瓦當、量器等文物;1962年，其夫人吳秀卿秉承先夫遺願將生前所藏文物6409件(其中錢幣5969枚，書畫305件，陶瓷96件，青銅器7件，符印17件，雜類15件)，古籍圖書256冊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少年時，家相先生繼承父志，喜集古書法帖，專攻碑版之學。民國初，家有善本萬卷，珍拓千種，已為甬地藏書大家。對於古錢，只是附帶收藏，雖有千枚，只是讀錢文、識時代而已。

民國五年，是家相先生收藏生活的轉折點，追究其因，實是一場笑話引起。這一年，長家相五歲的鄞縣同鄉張絅伯收藏古錢已頗富，他邀友同宴，席中有家相先生作陪。杯觥交錯時，張絅伯大談收藏泉幣之經驗，時而説“皇祐”，時而道“成化”，講得津津有味。家相先生正當年輕，不知天高地厚，打斷絅伯高談闊論，説這些錢有何難得，我家也有。絅伯聞之驚喜萬分，席間懇切求之，望一睹為快。第二天，絅伯至家相家中品視珍泉，大失所望，所謂“皇祐”者，“嘉祐通寶”也;所謂“成化”者，“洪化通寶”也。這次笑話後，家相先生遂整理家藏泉幣，走上了專集古泉的道路。

民國六年起，家相先生先後入司法、財政、軍事、商業、鐵路各機關任職，足跡遍及浙、粵、直、鄂、晉、豫、蘇、皖諸省，所到之處，不忘搜奇集異，積三十年，得泉萬種。家相先生集泉，自有一套辦法，今為之概括四條。

一是精於鑑定。民國七年，家相陪周篤夫購錢，為之選一崇禎通寶背敕二錢，此錢厚大，銅色金黃，文字深峻，明顯帶有鑿刻痕跡，周篤夫遂疑為偽，家相先生花二元自購之。其實此乃雕母錢，用精銅雕成，為絕稀之品。

二是勤於訪攤，救許多名品於冷僻之中。民國六年秋，家相先生客居杭州，一日至堂子巷訪古泉，攤間陳列，皆普通品，家相一一檢視，終於挑出裕民通寶背一分二字顛倒錢一品，咸豐當百、當十背滿漢文浙字錢二品。民國九年，家相在天津，天津東北城角，地攤林立，陳列古泉不少，家相每日必到，每次必選購數品，作為配缺，一日選半兩錢，一品綠鏽累累，文字不明，花二個銅元購下，歸後緩剔硬鏽，赫然一枚文帝四銖顛倒半兩，此乃訪攤得錢之樂趣也。正是這種勤於訪故肆冷攤的.習慣，使家相先生能在攤肆之間覓得珍品，既得到了自己喜愛之物，又使這些珍品重見天日，不至終年埋沒，家相先生可謂泉中伯樂也。

三是善於追蹤，絕不放過偶然得到的泉幣信息和可以覓求的機會。此事舉一例即可明之。民國二十四年冬，家相先生在鐵路局任職，居於南京，一日病休於寓邸，有客攜數範來，乃面五銖，背四出之合土範，有段有片，或整或殘，盡收之。詢問而知當時通濟門外因築路填塘，為工人所刨出，家相遂再三囑客復訪現場，二日後又得十幾範，皆大塊而齊整，有列四泉者，有列八泉者，有款文者，又盡收之。家相一邊囑人代收，一邊帶病自上工地搜求，前後達到五個月之久，獲範二千餘方，整理得一百六十餘種。此乃樑五銖土範也。家相收藏此種樑範名甲天下，人稱土範富翁，名其居曰樑範館，家相先生自此後遂以“樑範館主”為別號。這種善於追蹤的脾氣，使家相先生能抓住苗頭蒐集珍品，並使許多同類品種系統化，為他的研究作了成功的鋪墊。

四是樂於助人，此乃泉幣界之美德，亦可謂之“泉德”。民國六年，家相先生得太平通寶錢一品，徑三寸，重三兩，色澤古舊，文字雄偉，頗為愛惜。民國八年，方藥雨見此，託張絅伯相求，家相即首肯，此乃家相先生首次古泉轉讓，自謂:太平錢一失，從此藏泉遂不太平。割愛而成全泉友，此是何等胸懷。家相先生的泉友遍海內，這與他精湛學識固然有關，但其成人之美的“泉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家相先生集泉，並非停留在單純獵奇訪異的興趣上，而是進一步研究探討，著書立説，從而使他成為泉幣名家。家相先生幾十年辛勤筆耕，收穫頗豐，有《中國古幣考》、《上古貨幣推究》、《中國古代貨幣發展史》、《古布釿字之研究》、《明刀之研究》、《半兩之研究》、《五銖之研究》、《古化文字彙編》、《樑五銖土範考》、《泉家小史》等論著。家相先生泉識淵博，文章過人，故四十年代能以其名望而擔任《泉幣》雜誌主編，泉德泉識天下公認。《近代古泉學家與譜錄》稱他:“闡明古幣之源流，創立系統之學説，並斷定銅貝刀布之時代，以文字形制及出土地點而分別其何貝何刀何布屬於何時何國何地，辨別精詳，系統分明，為自來泉學一新耳目。”評價公允，無可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