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與真實》讀後感

認真讀完一本名著後，相信大家的收穫肯定不少，為此需要認真地寫一寫讀後感了。那麼我們該怎麼去寫讀後感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批判與真實》讀後感，歡迎閲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這樣”接觸“本文，不是靠視覺而是靠書寫，在批評與閲讀間挖了一條鴻溝，就如一切意義把能指與所指分隔在兩岸一樣，因為由閲讀給予作品的意義，好像所指一樣，沒有任何人能知道，或許這意義作為一種慾望是在語言符碼之外建立起來的。對於羅蘭·巴特的語言學和符號學研究一直都懷有好奇心的我，在閲讀這本書之後對巴特先生符號學的理論背景有了一種新的認識，這種認識不能説是深刻的，但至少是清晰的。如果讀者對這個領域有所興趣的話可以同我一起探索一下巴特先生的思想內涵。在閲讀《批評與真實》的時候，我隱約感受到巴特符號學思想和福柯《知識考古學》中一些思想的共通性，這不禁讓我去搜索他們著作的年代背景。

經查閲後發現，巴特的《批評與真實》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發表於同一年，即1966年，這個年代正值結構主義思潮盛行的時期，更精準的説是後結構主義思潮時期。結構主義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方法論，也可以被視作一種思想，主張內容的整體性和共時性。其中整體性指的是事物都處於一個系統中，一個事物必然同這個系統其他部分具有密切的聯繫，它們是無法彼此割捨的。而共時性指的是系統中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是彼此共存的，而非隨着時間的推移呈現迭代關係。這一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中尤為強調。但處於同一時代的羅蘭·巴特和福柯等思想家，他們和傳統的結構主義學派的學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並非一致肯定結構主義中整體性等特點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批判的發展結構主義方法論和思想。這即是後結構主義思想的特點——批判並繼承着結構主義思想。在瞭解後結構主義思想的理論背景後，《批評與真實》的脈絡和內涵便更容易被理解。

巴特寫這本書的用意在於闡明結構主義思想下文學舊批評的弊端，並提出文學新批評的思想。由於思想過於前衞，在巴特發表了這些文章後，引來了許多傳統結構主義者的反對和爭議。但正是因為有這些學術紛爭，哲學思潮才能不斷地向前推進。對此我非常敬佩那些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他們不畏時代的思想紛爭，毅然決然的堅持自己的觀點，為世界哲學思想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書本的每一部分的論述都是在傳統結構主義舊批評和新批評的對立比較中展開的，分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中論述的內容有：批評的擬真、客觀性、品味、明晰性、説示無能，第二部的內容是：評論的危機、語言的多元性、文學科學化、批評、閲讀。

文中，作者認為舊批評的真實留有存疑。舊批評下，雖然作品的表面意義得以復現，但這樣的“客觀性”是片面的、無意義的。巴特認為，批評的擬真不應當停留於文學表面的揭露，更應當是“文學語言的象徵本質上下的總體判定”，需要“把描寫的客觀性建立在它的統一性上”。巴特還指明舊批評的另一個弊端：舊批評是“一種心緒的犧牲者”。舊批評更多站在“作者”的立場上對文學進行評價。在許多戒律的捆綁下，舊批評喪失了對語言象徵意義的把握和理解，成為了一種“犧牲者”。通過這些言語方面的剖析，作者意在對比突顯新批評對象徵意義的洞察，這點是和舊批評決然不同的。

第二部分，巴特提到了“文學科學化”的概念，我覺得這個概念特別有意思。書中對文學科學的定義是“它（文學科學）感興趣的是由作品產生的生成意義，也可以説是可生成意義的變異。它不詮釋象徵，而只是指出象徵的多方面功能”。“總而言之，它的對象並非作品的實義，相反地，是負載這一切的虛義。”我覺得這個概念和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方法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共同指代的是對客觀知識、思想的科學揭示，分析聚焦的不再是文本內容，而是話語、語言，這種最具有客觀性的介質。批評擺脱了文本“作者”的控制，終極目標變成了文本的語言。

我還記得當時學習話語分析時，授課的教授提出説，福柯知識考古學方法論的漏洞在於理論摒棄主體後，文本、語言便會落入虛無的深淵，因為沒有一個話語是沒有主體的。在閲讀本書第二部分後，我也有同樣的疑惑。作者將語言作為批評的目的後，“客觀性”似乎隨即成為了虛無。不過，巴特的文章在發表後，成功的將“讀者”納入批評的考慮範圍內。“作者已死”讀者（當代又可稱為用户）轉向的哲學思潮確確實實啟發了各行各業。巴特在為“新批評”大張旗鼓的同時，引起了批評界學者們對象徵所指的關注，同時又指明批評並非是對象徵的詮釋，而是利用書寫和言語為讀者打開一道通向文學象徵的大門，任憑讀者如何解讀象徵。

想必這也是巴特新批評的核心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