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元稹悼亡詩有感

詩人元稹在對人生和生命有了深刻的思考之後，又將詩歌提升到一種哲理的高度，終以其真摯之情感、深厚之意藴、純熟之藝術而成為中國古代悼亡詩中的一朵奇葩。下面和小編分享的讀元稹悼亡詩有感文章，歡迎閲讀。

　　讀元稹悼亡詩有感

元稹在妻子韋氏故去之後，寫下大量悼念亡妻的詩篇，他曾經自言“悼亡詩滿舊屏風”(《答友封見贈》)，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豔詩及悼亡詩》中則具體指出：“元氏長慶集第九卷悼亡詩中有關韋氏之作，共三十三首。”[1]這諸多悼念亡妻之作，可謂句句含淚，曲曲傳情，其間飽含着詩人內心深處真摯而濃厚的情感，具體而言，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悼念亡妻，贊其賢

羅洛梅説過：“有些人(也許是大多數人)直到通過某人的死，體驗到友誼、奉獻、忠誠的可貴之後，才懂得什麼是真摯的愛。”[2]死亡不僅豐富和建構了愛，使愛得到昇華，面對死亡的事實，生者在感到痛苦與絕望的同時，亦使彼此之情化作了永恆，使彼此之愛得到了永生。斯人已逝，在黯然神傷、幽咽泣血的同時，一首首痛徹心扉的悼亡詩演繹而成。

元稹之妻韋叢，乃太子少保韋夏卿幼女，20歲時嫁於元稹，夫妻二人情深意篤，然而韋氏卻在七年之後不幸亡故，詩人有感於妻子生前種種賢德，面對如今伊人已逝的現實悲不自勝，於是寫下大量悼亡詩，以抒哀悼之情，其間不乏對妻子勤勞、善良、賢淑、端莊的稱讚及其與自己相濡以沫、相敬如賓的歎道。

清代蘅塘退士評論元稹《遣悲懷三首》曰：“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範圍者。”[3]現以其中第一首為例：

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首聯“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用東晉宰相謝安最寵愛的小侄女謝道韞來借指韋氏，由此而道妻子婚前地位之尊貴及生活之優裕;同時又以戰國時齊國貧士黔婁來自喻，兩相對比之下，感歎韋叢之不攀富貴而屈身下嫁。“百事乖”三字正是對二人婚後生活的概括，由此引出中間兩聯，即當看到“我”沒有衣服可替換時，賢惠的妻子便翻箱倒櫃地搜尋;當“我”軟磨硬纏地想要喝酒時，便又拔下金釵去換錢;平日裏雖以野菜豆葉充飢，妻子卻不以為苦反而吃得很香甜;即使以老槐樹飄落的枯葉燒柴做飯，也毫無怨言。往日裏這“搜藎篋”、“拔金釵”、“甘長藿”、“仰古槐”的一幕幕如在眼前，同時，妻子為“我”尋衣的體貼入微，替“我”換酒的善良温順，甘以野菜充飢的樂觀忠貞，又以落葉為柴的憔悴艱辛，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於是，韋叢這樣一位甘於貧苦、堅貞温順的賢妻形象便呼之欲出。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二，同樣敍述了日常生活的一件小事：詩人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檢得舊書三四紙”，這恰恰是亡妻生前寫給自己的幾頁信紙，由“高低闊狹粗成行”可見，上面的字寫得高高低低、參差不齊，字與字間大小不勻，行與行間也時寬時窄。信中妻子“自言並食尋常事，惟念山深驛路長”。對於自己在家中所過的“並食”生活，妻子心甘情願地默默承受而從不抱怨，心中唯一牽念不忘的卻是遠行的丈夫在深山驛路上的奔波勞苦。如此一來，不僅展現了韋氏“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的賢淑品性，更體現出她的體貼細心，以及對丈夫深摯樸實的愛。

元稹贊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其詩“感於事”而“動於情”，以“言直而切”、“辭質而徑”著稱。在詩人眾多的悼亡詩作中，都選擇生活中的瑣碎小事入詩，通過對生活細節的真實描寫，一位辛勞持家的妻子形象躍然紙上，亡妻的品格亦得到空前的昇華。

二、自悼自歎，悲苦無限

悼亡詩本是生者對死者表達哀悼之情的一種方式，而在悼念亡者之外，又不乏詩人自悼的情懷。所謂“自悼”，乃是“個體對生存狀態面臨命運摧折時的一種情緒反應”。[4]所愛之人的死亡，其衝擊性和悲劇性更甚於個人生命的消逝。逝者長已矣，而生者卻不得不在思念中孤獨地生存，“憶君情悲滿，肝腸尺寸斷”。正是這種人生苦痛的真實寫照，於是，詩人便會將對亡妻的思念與對自身的傷悼緊密聯繫起來，即將悼亡與自悼同時融入到對生與死的感悟之中。

元稹《遣悲懷三首》其三，詩曰：

閒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同穴�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首句“閒坐悲君亦自悲”直言詩人在哀悼妻子的同時亦不乏自我傷悼，縱使人生能有百年，亦不過是浮息一瞬，妻子的芳華早逝，更讓他感歎人生無常、壽命有限。頷聯引用鄧攸和潘岳的.典故，鄧攸心地善良，保全了侄子卻落得終生無子的結局，正是命運的安排;潘岳的悼亡詩即便寫得再好，對於死者而言，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此時此刻，詩人不免想起自己當下的境遇與古人是何其相似，不覺悲從中來。一心希望自己能與妻子死後同穴，但這縹緲的希望又似乎無望;而想要來生再續前緣的想法更似一種虛無的幻想。今生的自己，唯有以“終夜長開眼”的方式堅守着對於亡妻之愛，希望能夠以此報答她那平生未展之眉。

詩人這種對於命運的思考，“表面看來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受中，深藏着的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強烈的欲求和留戀”。[5]確切地説，則是元稹對於韋叢生前夫妻生活的深切懷念和留戀。全詩由悼念亡妻繼而自悼自歎，詩情亦愈轉愈悲，不能自已。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八，詩曰：

小於潘岳頭先白，學取莊周淚莫多。止竟悲君須自省，川流前後各風波。

詩人言説自己因賢妻的早逝而加快了衰老的速度，在孤獨而憂傷的煎熬中頭髮漸白，試圖以莊子喪妻來寬慰自己把妻子的早逝看得淡一些，想到死亡乃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便又在追悼亡妻的同時感傷自己未老先衰、時命不定。

另外，在悲歎人生有限、命運無常，妻子故去之後自己孤獨傷痛的同時，詩人還在一些悼亡詩中飽含着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坎坷後的身世之感。韋叢故去之時適逢元稹仕途不順之期：元和四年，詩人因彈劾不法而獲罪權貴，六月即被出分務東台，至洛陽後不久，即遭喪妻之痛。元和五年三月，又因得罪宦官而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可謂命運乖蹇、仕途失意，心情極度苦悶，其悼亡詩在追悼亡妻的同時，又抒發着個人仕途失意之悲。 　　《六年春遣懷八首》其一，詩曰：

傷禽我是籠中鶴，沉劍君為泉下龍。重纊猶存孤枕在，春衫無復舊裁縫。

詩人以傷禽來自喻，足見其心境之悲苦。有言道：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既是籠中之鶴，自然不能與空中自由飛翔之鳥、水中自在遊動之魚相比，詩人已遭喪妻之痛，如今又滿腹才華而備受排擠，空有一腔抱負無法施展而無人訴説，更覺孤苦無助。

哀莫大於死別，悲莫甚於生吊。妻子的芳華早逝使詩人對生死有了深刻的感悟，他感慨命運之無常、人生之有限，同時又痛吟生活之孤苦，繼而悲歎懷才之不遇、仕途之坎坷，在悼念亡妻之中又飽含了多重自悼自歎的情懷。

三、悼念至情，感發哲理

深深哀悼意，幽幽相思情。在對於亡妻生前種種的懷念之中，體現着夫妻二人深摯的情感。這種至情，在元稹筆下，已然達到一種哲理的高度。

《遣悲懷三首》通過“搜藎篋”、“拔金釵”、“甘長藿”、“仰古槐”等細節，盡言夫妻生活之艱苦，今日俸錢已過十萬，本該共享輕閒優裕的生活，而妻子已然不在。遙想妻子下嫁於自己的七年中，常常過着“並食”的清苦日子，昔日戲言身後之事，如今真的來到眼前之時，詩人只有痛苦與無奈，不禁發出“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感慨，這是詩人對生活經驗的概括總結，更是詩境的昇華，道出了人生至理。

詩人另有《離思五首》，其四曰：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曾經見識過滄海之深厚寬廣，再看到其他地方的水，便會覺得相形見絀、不值一看了;曾經看到過巫山之霞蒸雲蔚，再去看其他地方的雲，都會覺得黯然失色、不值一提了。詩人正是以“滄海”和“巫山”為喻，意謂夫妻間的感情猶如滄海之水和巫山之雲，其深廣和美好乃是世間獨有、無與倫比的。正因如此，詩人從美麗的“花叢”中走過，才會懶得回顧，這不僅是為了專心於品德學問的修養，更是為了表示對妻子的忠貞之情。

詩人藉助側面烘托來揭示個人情思，或許僅僅是想以此來懷念妻子，稱頌其為自己心中的“滄海之水”和“巫山之雲”，表現自己對愛情的忠貞。然而，這首七絕在極其有限的形式中，卻以其強烈的象徵性和暗示性，藴含着豐富的情感內涵。在後人看來，它是表達至情的佳句，更是表達至理的名言。尤其是前兩句，詩人取譬極高，用筆極妙，如今其內涵早已脱離情愛的限制，而上升到一種人生哲理的高度：已然經歷過大風大浪之人，如若再遇荊棘，自是無須膽戰心驚的;曾經見識過大世面追求過高境界之人，他日再度回首，亦不免發出“滄海”、“巫雲”之感慨。同樣，“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在詩人心中，這是自己對妻子的忠貞，對愛情的忠貞。在我們看來，其意卻不僅限於此，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無視外界誘惑而堅持自我、執著追求的表現呢?也正是由於詩歌本身所藴含的這種無限生髮性，《離思》其四已然成為千古傳誦的至理佳句。

　　詩人簡介

元稹(779年-831年，或唐代宗大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漢族，唐洛陽人(今河南洛陽)。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拔部後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樂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並稱“元白”。

元稹8 歲喪父，15歲以明兩經擢第。21歲初仕河中府，25歲登書判出類拔萃，授祕書省校書郎。28歲列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名，授左拾遺。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元和四年(809)為監察御史。因觸犯宦官權貴，次年貶江陵府士曹參軍。後歷通州(今四川達州市)司馬、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任膳部員外郎。次年靠宦官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遷中書舍人，充翰林院承旨。次年，居相位三月，出為同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829)為尚書左丞，五年，逝於武昌軍節度使任上。年五十三卒，贈尚書右僕射。稹自少與白居易倡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為“元和體”。其詩辭淺意哀，彷彿孤鳳悲吟，極為扣人心扉，動人肺腑。元稹的創作，以詩成就最大。其樂府詩創作，多受張籍、王建的影響，而其“新題樂府”則直接緣於李紳。與白居易齊名，並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著有《元氏長慶集》60卷，補遺6卷，存詩八百三十多餘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