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詠史懷古詩的類型和特點

中唐詩人詠史、懷古而獨佔螯頭的，無疑應首推“以氣為主”、“用意深遠”的劉禹錫。

綜觀劉禹錫此類詩作,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多為詠史之作,可謂之主觀型,亦即重在表現主觀情感,詠史而兼抒懷抱,用意明朗直捷,情懷悲憤沉痛。如《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衞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二詩所詠皆漢代史事,而表現的則是強烈的現實憤慨。史載:任安(字少卿)事大將軍衞青,後衞青權勢日退,驃騎將軍霍去病日益貴盛,“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3]又,賈誼少年高才,滿腹經綸,然終不為文帝信用,且遭遠貶[4];而衞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5]。在這裏,劉禹錫取此諸事,先於第一首中高度稱讚了任少卿不以權勢富貴而移徙志節的態度,表明了自己不肯降心辱志而欲砥柱中流的決心;繼於第二首中通過賈誼與衞綰的兩相比照,發出飽含悲憤的一問。事情很明顯:賈誼才高而見棄於世,衞綰平庸卻獲致高位,這該是何等的不公!而追根溯源,這不公又正是那位號稱賢明的漢文帝及其時代造成的。往者已矣,繼者如故,放眼現實社會,有才者不得其用,無才者平步青雲,試問,又是誰造成了這賢不肖的倒置?如果説,詩人的身世遭際恰與賈誼相似,在對賈誼的同情中即已深寓了他的不平,在對文帝的諷刺中即已深寓了對現實君主的批判,那麼,詩人與任安相似的處境便不能不激起他與任安相類的剛直心性,不能不強化他身處濁世獨立不移的孤憤情懷。所以,在《詠古二首有所寄》中,他遊心於古,矚目於今,借詠漢光武與陰麗華之事,説出了“豈無三千女?初心不可忘”的話來。“初心”者,昔日之信念也。這是勸告友人的話語①,也是詩人的自我表白,但就詠史而言,又全不説破,若即若離,粘中有脱,令人讀來,別是一番情韻。

第二種類型多為懷古之作,可謂之客觀型,亦即重在觀照歷史,將人生感慨不着痕跡地寄寓於楮墨之間,用意含蓄隱微,情感深沉厚重。換言之,這類作品的現實針對性不是那麼強,主觀意緒不是那麼顯,往往是撫今思古,懷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時空中,緩緩注入詩人源於苦難而又沉潛凝聚了的悲涼孤憤,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沉思歷史和人生的深度力度。且看《金陵五題》的一、二兩首: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石頭城》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

這是兩首膾炙人口的佳作,前人評《石頭城》雲:“山在,朝(潮)在,月在,惟六國不在,而空城耳。是亦傷古興懷之作雲耳。”[6]“石頭為六朝重鎮,今城空寂寞,獨明月不異往時,繁華竟在何處?”[7]“山無異東晉之山,潮無異東晉之潮,月無異東晉之月,求東晉之宗廟宮室、英雄豪傑,俱不可見矣。意在言外,寄有於無。”[8]又評《烏衣巷》雲:“此歎金陵之廢也。朱雀、烏衣,並佳麗之地。今惟野花夕陽,豈復有王、謝堂乎?不言王、謝堂為百姓家,而借言於燕,正詩人託興玄妙處。”[7]“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已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9]這些評語雖角度稍異,而歸趣則一,即都認為兩首詩飽含着詩人遙想人世變遷、盛衰更替而生髮的深沉感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似乎還不夠深入。張震謂《烏衣巷》“亦有刺風,非偶然之作”[6],徐曾進一步指出:“言‘百姓家’已大為燕子不堪,又加‘尋常’二字於其上,則為燕子舊時主人何堪?故知不是掃燕子之興,是掃王、謝之興;王、謝之興為何去掃他?蓋欲掃當時執政之興也。”[10]此二説認為劉詩懷古而兼寄諷諭,其中寓有現實鬱憤,不為無見,然似仍稍有間隔。聯繫到劉禹錫在詩前小引中所謂“餘少為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為歷陽守,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爾心思,然有得”,可以得知,此數詩並非登臨古蹟之作,而是“爾生思,然有得”的產物,而這時詩人身陷謫籍已達二十一二年之久。由於是在沉思聯想中所得,則其中必然雜有濃郁的主觀意緒;由於是在生命長久沉淪後所作,則此主觀意緒必定包藴着詩人那歷史不堪回首、人生不堪回首的無限沉痛;而當這種飽含沉痛的主觀意緒自覺不自覺地貫注於詩篇之中時,也就必然會給詩中景物統統染色,舉凡蕭條之故國、寂寞之空城、慘淡之夕陽、無主之燕雀,無不呈現出歷經滄海桑田的荒冷空寞氣氛。這是人生的巨大悲涼,也是人生的巨大感恨,這悲涼、這感恨只能源於歷經人生苦難的詩人心靈,而且勢必導致其懷古之作的內在沉重。在這裏,我們真切地感覺到了一位思想家、政治家而又是孤臣的貶謫詩人反思歷史的力度,體察人生的深度。

這種力度和深度不獨表現於上述二詩中,而且在其他同類作品中也清晰可辨:

潮滿冶城渚,日斜徵虜亭。蔡州新草綠,幕府舊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金陵懷古》

故國荒台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佔時多。築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惟有采樵歌。

——《姑蘇台》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台樑館尚依稀。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庚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

——《荊州道懷古》

王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西塞山懷古》

這些詩作無不低徊夷猶,力透紙背,沉重蒼涼,感慨遙深。固然,其中並不乏總結歷史教訓,以為“有國存亡之鑑”[2]的意圖,但更重要的,則是充溢於詩中那種悲涼而不衰颯、沉重而不失堅韌的.精神氣脈,以及縱橫千古、涵蓋一切的氣象,方貞觀評《荊州道懷古》雲:“‘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不過寫景句耳,而生前侈縱,死後荒涼,一一托出,又復光彩動人,非驚人語乎?”[11]汪師韓評《西塞山懷古》謂:“夢得之專詠晉事也,尊題也。下接雲:‘人世幾回傷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於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藴正靡窮矣!”[12]其中“依舊”二字“有高峯墮石之捷速”,“今逢”二字“有居安思危之遙深”,“至於前半一氣呵成,具有山川形勢,制勝謀略,因前驗後,興廢皆然,下只以‘幾回’二字輕輕兜滿,何其神妙!”[13]從這些評語不難看出:表現手法的神妙與詩作內藴的無窮相輔相成,飽含哲理的歷史反思與深沉悲涼的人生感慨互為補充,大大強化、深化了劉禹錫懷古之作的格調境界,所謂“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14],洵非虛語。

詩人生命沉淪的悲涼感恨,賦予其懷古詩作以反思歷史的力度和體察人生的深度,而當此悲涼感恨與詩人借古事抒己懷抱的意圖結合在一起時,亦即上述第一種類型與第二種類型結合在一起時,便不能不形成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和衝擊力量。劉禹錫的《蜀先主廟》堪稱代表之作,詩云: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株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詩詠蜀先主廟,而無一語道及“廟”字,全寫西蜀盛衰,在此盛衰過程中,尤為突出地指出了“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這關鍵性的一點。從歷史上看,西蜀之盛,在於先主劉備得一諸葛賢相:西蜀之敗,在於劉禪庸弱無能,不會用人。因而就史實和詩的性質而言,確是在詠史:然而在詠史的背後,又何嘗沒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廣而言之,唐太宗李世民以降,李唐王朝的子孫們是一代不如一代了;狹而論之,順宗之子憲宗違背父志,嚴酷打擊賢能之士;憲宗之孫穆、敬二君“昏失德”[15],使得朝政日亂,國是日荒。所有這些,怎能不激起人對昏君庸臣的強烈憤慨?憤慨而不明言,借詠史以抒發之,打通今古,以古襯今,令人於歷史相似性的聯想中更深刻地認識現實,無疑愈發增加了詩作的內在意藴,強化、深化了詩人諷刺抨擊現實社會的力量。

與此詩在寫法上相類,劉禹錫另一首很少為人注意的《經檀道濟故壘》也表現了同樣的情形: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

檀道濟,南朝劉宋時人,曾於武帝朝屢立戰功,威名甚重,至文帝朝而為朝廷疑畏,死於非命。史載:“道濟見收,憤怒氣盛,……脱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鳩》,枉殺檀江州!’”[16]劉禹錫詩作即取材於此,而且於詩下將此歌謠如實照錄,其用意之所在,不難想知。聯繫到現實來看,王叔文堅明執亮,有文武之用,在順宗朝領導革新,頗有成效,可到了憲宗朝先被遠貶,繼被賜死,這不是“枉殺”是什麼?對唐之君主來説,這不是自壞其“萬里長城”又是什麼?如果説,在《華佗論》裏,作者曾以史論的形式對“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的現象予以深刻揭露,那麼,詩人在此便更以詠史的形式表現了對專制君主的無比激憤,對王叔文慘死的痛切哀悼。在《韓信廟》一詩中,作者如此説道:“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鐘室歎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短短四句,融納了多少歷史的殘酷和人生的體驗!而“怕立功”三字,則將詩人在深刻反思中對歷代忠良悲劇命運的認識和自我遭際的感受一筆寫盡,令人讀來,怵目驚心。劉禹錫曾在《劉氏集略説》中自述:“及謫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新唐書》本傳亦謂:“禹錫久落魄,鬱郁不自聊”,從主客體兩方面道出了詩人每每睹物思懷、託古蹟起興以抒寫憂憤的原因所在。

需要説明的是,劉禹錫這類詠史與懷古相結合的詩作,雖自抒懷抱,又不露痕跡,令人初讀,儼然詠史,細加品味,精義方出。清人吳喬指出:“古人詠史,但敍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惟“用意隱然,最為得體”[17]。由此看來,劉禹錫的上述詩作確已達到了這種境界,所不同的,只是劉詩於“用意隱然”中更多地帶有貶謫詩人悲涼沉重的人生感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