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詠史詩詠成因

劉禹錫能創作出大量詠史詩並在中唐詩壇佔有重要地位,除了外部客觀因素的影響外,內因也是決定性因素。

《四溟詩話》有云:“史詩勿輕作,或己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獨出斷案”説明詠史詩創作需要較高的修養,“時政相關”則不僅要求詩人熟悉歷史掌故,還要求詩人能夠具有將現實與歷史聯繫起來,尋找現實與歷史之間深層聯繫的能力。創作詠史詩除各種客觀因素的影響外,自身素質的高低決定着詩歌的優劣。自身素質主要包括學、識、才、情幾個方面。本文從以上幾個方面論述劉禹錫詠史詩形成的原因。

一、學

所謂“學”即指學問,它是人類在長期的生產勞動、鬥爭中各種經驗的總結,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學問在詠史詩的創作中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古代知識分子寫詩是為了抒情言志,通過自己的諷誦達到使社會風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產生也來源於長期的勤學鑽研,尤其是傳統的儒家學説對志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響。

劉禹錫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其在《子劉子自傳》中説:“世為儒而仕”、“家本儒素,業在藝文”。其父劉緒家教甚嚴,使他從小就係統地接受了儒家學説。劉禹錫自幼聰敏好學,很有教養,權德輿《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覲省序》中曾回憶劉禹錫童年時代給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見其卯,已習《詩》、《書》,佩?、?恭敬詳雅,異乎其倫。”另外劉禹錫在《獻權舍人書》中説:“眾之指目,忝閣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琢,靡遺分陰。”他爭分奪秒地閲讀各種書籍。直至晚年,劉禹錫仍然保持着好學不倦的精神,在《罷郡歸洛陽閒居》詩中稱:“聞説功名事,依前惜寸陰”;在《郡齋書懷寄河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詩中感歎自己“漫談圖書三十年,年年為郡老天涯。”淵博的知識儲備,不僅培養了劉禹錫詩歌創作高尚的審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審美要求,提高了審美能力。

劉禹錫還深受中唐時期啖助、趙匡、陸質所倡導的《春秋》學派不拘空名、從宜救亂的經世儒學的影響。儒家積極用世的思想在其內心深處紮根,在詩文中劉禹錫也多次提到“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今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諷諫傳統和温柔敦厚的詩教對詩人也有影響。這使劉禹錫具備了從屈原開始詠史詩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責任感,促使詩人拿起手中的筆以歷史為依據,進行詠史詩的創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詠史詩是詩人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的產物,它們反映出來的是詩人關心國計民生的`強烈憂患意識。

二、識

所謂“識”指識見,主要是詩人觀察和認識客觀事物所具有的敏鋭而奇異的眼力。在詠史詩創作中詩人有了這種眼力就可以對歷史現象做出深層次的分析和判斷,從中發現有價值的東西,進而截取它作為詩歌吟詠的對象。另外詠史詩所選取的歷史材料必須是真實的,這就要求詩人在選取歌詠對象時首先對歷史材料的真偽進行甑別。隨着時間的推移歷史真偽很難辨認,而且不同的歷史學家在編纂歷史典籍時往往會站在自己階級的立場上,依據自己的道德尺度對歷史事實進行篡改,在這個時候詩人的識別能力顯得異乎尋常的重要。這方面能力的培養除自幼博覽羣書打下的堅實基礎外,杜佑對劉禹錫有深遠的影響。

劉禹錫《徐州文宣王新廟碑》雲:“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四參公府”指:(1)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節度使,劉禹錫入杜佑幕,為徐泗濠節度使掌書記。(2)同年秋杜佑罷徐泗濠節度使,專任淮南節度使,劉禹錫改為揚州掌書記。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劉禹錫屬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劉禹錫判度支、鹽鐵等案。劉禹錫與杜佑關係密切,曾代杜佑撰寫大量的表、狀,現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歷史鉅作《通典》一書,在劉禹錫四次為之效力的過程中,得到了他的賞識,有機會看到杜佑的《通典》,並在學術上得到他的指點。對劉禹錫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哲學思想上,劉禹錫批判了天命神學世界觀,總結了先秦以來關於天人關係問題的長期爭論。其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從內容、體系、戰鬥性和科學性方面來看,不僅在唐代是最為突出的,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也以其創造性的理論建樹而佔有獨特的地位。《問大鈞賦》、《何卜賦》、《鑑藥》、《儆舟》等,富有哲學思想。《天論》在我國哲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著名觀點。因此劉禹錫能用唯物的客觀的眼光來看待人事的變遷和社會的變化。劉禹錫所具有的這些哲學思想在詠史詩中也經常流露出來。如著名的《金陵懷古》:“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從哲學家的視角指出,一個國家和朝代的興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為恃。並以陳後主依仗長江天險而荒淫失國為依據,警醒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