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的征服精神

導語：李白詩歌有一種極其強烈、震撼人心的征服精神。其征服精神主要體現於他特有的生命精神、詩酒精神和人格精神。

生命精神是人的生命意識內在和外在的統一，是主體生命力的聚合和放射，就其作品而言，更表明詩人“如實地呈現了‘人’的生存狀態，並在其中追問着生命的意義。”中國文學的生命精神，遠自上古神話，中經詩三百和屈原辭賦，到《古詩十九首》，主線分明，蔚為風采，都在生命體驗的大開大闔中表現着詩學魅力。而以生命體驗為核心的中國詩學到了李白所生活的盛唐則達到了“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程度。我們從杜甫對李白的詩學評價中得到的就是生命精神的爆破性信息。李白的生命意義結合着一系列的情結要素髮之於詩歌，淋漓的元氣，創作的慾望，大有“下筆如有神”的天人貫通之勢。究其實，“神者，吾身之生氣也”，“靈變惝恍，妙萬物而為言”，它是詩人特殊的生命體驗。“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把酒問月》)，“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長安宮闕九天上，此地曾經為近臣”(《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梁園吟》)――當李白把創作情結、黃河情結、長江情結、名山情結、明月情結、屈原情結、長安情結、東山(謝安)情結等凝聚為這樣的詩句的時候，讀者感受到的便是心靈時空浩淼巨大的詩人的生命絕唱。

東方式的天人貫通的詩學境界，所表達的“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詩美，心是核心，是生命力爆發的原點，志、情、意都由心來統攝，最終達到的即是“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的詩學效果。在這裏，當生命力受到阻遏和壓迫時，它產生的主體緊迫感、反抗性和破壞度就內轉或外射為強大的生命征服精神。李白把這種生命征服精神一旦典型化、積聚化、氣勢化，就有諸如“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我倒卻鸚鵡洲”(《江夏贈韋南陵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宣城謝樓餞別校書叔雲》)等“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賞摘。蓋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嚴羽評點《將進酒》語)的詩情和由詩情所一氣呵成的那些帶有攻擊性和崇高性的征服人的恢弘壯美詩篇。

與生命精神同系一身的是詩酒精神。李白被稱為詩仙、醉仙。詩和酒，在李白身上表現着風流倜儻的盛世氣度，在李白詩歌中表現着自由奔放的浪漫壯闊。盛世氣度和浪漫壯闊李白都把它們精神化了。郭沫若先生曾以《江上吟》為例説明李白對道教迷信的覺醒，認為“那是酒與詩的聯合戰線，打敗了神仙丹液和功名富貴的凱歌。”是的，作為道教方士的李白，青少年時代就和道教接觸頗多，出蜀後“五嶽尋仙不辭遠”，迷信於訪仙、求道、採藥、煉丹，以至天寶三年遭讒而被“賜金還山”離開長安後，接受了道，加入了道教。但是，“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擬古》其三);“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獨酌》其二);“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台”(《月下獨酌》其四)――“酒是使他從迷信中覺醒的觸媒”，彷彿成為了他的“保護神”，“使他逐步減少了被神仙丹液所摧殘和毒害。”於是，酒的精神成全了李白醉後許多好詩，也創造了“醉態盛唐”的詩的高峯。杜甫《飲中八仙歌》寫道：“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既是詩聖為“醉態盛唐”拍攝的特寫鏡頭，也是詩聖為李白拍攝的特寫鏡頭。在這個特寫鏡頭裏，詩酒風流原型化為淋漓盡致的社會氣象及其薰染下的個性張揚。詩和酒從來沒有像盛唐那樣統一得登峯造極，後世莫比;詩和酒從來沒有像李白那樣典型得“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如果説，薛用弱《集異記》記載的王之渙、王昌齡和高適於大雪天合演的“旗亭畫壁”旨在宣達盛唐詩歌的社會化和普遍化，那麼孟《本事詩・高逸》、韋睿《鬆窗雜錄》、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樂史《楊太真外傳》、宋祁《新唐書・文藝傳》中關於李白詩酒浪漫和風流的經典式傳説就無疑具有文化學的精神意義了。詩酒渾然為一種精神，李白或以醉態狂幻抒寫之，或以巔峯體驗揮灑之，哲學追思結合着深沉憂患而逼近生命本真。謝樓上，李白舉杯把盞：“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昨日已去，時不我待;今日煩憂，無以名狀。在時間的悠悠長河中，李白尋覓到了空間的一“酣”：“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酒的“觸媒”和剛健清新的詩文接上了頭，酒似乎就有了時空互補的巨大魔力，飛揚的詩興也足以讓詩人可以上青天攬明月了。“詩”的生命置換了酒的魔力，更置換了“我”的生命。楊義先生把這叫做“強自我”境界，他説：“(那)是融合着生命的緊迫感與生命意義的榮譽感雙重壓力的。在李白那裏，這種‘強自我’以強大的生命力應對着來自社會、政治、文化各界的挑戰，或以狂肆的姿態，或以高傲的態度，遇冷落而情愈切，遇挫折而志彌堅。”⑥當詩興逼近生命本真的時候，“愁更愁”的愁猶如“抽刀斷水水更流”，不可遏止。既然酒不能消愁，李白只好挑戰“愁更愁”的愁了：“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這種已被現實牢籠，又不願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實的態度，正是李白的獨特性的表現。”

的確，詩是李白的生命，雖然他説過“萬言不值一杯水”的牢騷話，我們卻不能當真，以為詩對他好像連白開水都不如了，這樣就造成了天大的誤會。“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那《古風五十九首》的開篇宣言，不正説明李白拿詩等同生命的莊嚴誓詞嗎?而且詩和酒一經聯合為統一戰線，李白在“醉態思維”的強意識下 “通過對生命潛能的激發、宣泄、畸變、昇華和幻化，於醉心騰躍和醉眼蒙中，體臨着生命的種種臨界狀態，看取了生命的內在祕密。”⑧“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在李白看來，詩的生命是不朽的，可以與日月同輝，其巨大的力量可以撼動五嶽，跨越江海;相比之下，楚王台榭那樣的榮華富貴在宇宙時空中又算得了什麼?詩心與天體宇宙的溝通豈不具備了征服一切的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嗎?

李白的人格精神是非常鮮明的。就最高理想而言，李白選擇了功成身退。然而，“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宇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政治追求始終未能實現，所以他功既未成，身也就未退。身之未退，便意味着進取，李白為了進取，曾經入長安、從永王，即使到了病暮之年，還去請纓參軍。所以他的進取體現着一種理想人格。李白因為政治理想無由實現而痛心疾首，不改初衷，這是他理想人格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執著的追求造就了李白的'現實人格，他在政治理想與社會現實的矛盾中，多以一個孤傲的詩人的姿態保持着自己理想人格的本色。在較多的詩歌中，李白常常把自己比做歷史上循道而求的孔子，輔佐君王的管蔡，匡扶社稷的傅李，東山再起的謝安，大隱金門的方朔，朝秦暮楚的蘇張，獻身美政的屈原，決勝千里的韓信，運籌帷幄的張良以及賈誼、郭隗、鄒衍、侯嬴、蕭何、馮諼等。他們雖然各具風神，但在或出將入相或為王者之師這一點上頗有共性，而且大都一言九鼎，重諾守信，一飛沖天，一鳴驚人。現實不能使李白如願以償，這些人格價值就被偶像化精神化為驚風雨泣鬼神的悲劇力量，成為他詩歌現實性和深刻性極強的人生主調，成為他詩歌征服性和衝擊性極強的人生呼喊。

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和矛盾並不意味着李白人格的傾斜和分裂，李白是以自我為軸心對理想加以整合，整合為強悍的征服性人格尊嚴。李白自尊、自傲，與諸侯平交，不肯低眉於權貴，甚至戲萬乘若僚友，這是同時代的詩人絕少做得到的。他把“追求和挫折可以換得深刻的聰明，人生和精神歷程經過痛苦的失落之後可以擁有的刻骨銘心的內在富有”⑨發散做真正的詩人的大氣，即自我覺醒、自我超越、自我奮鬥、自我肯定、自我信任和自我標榜⑩。李白詩歌的自我意象時而表現為楚狂人，時而表現為海上釣鰲客;時而表現為大鵬天馬，時而表現為鳳鳥白玉;時而表現為仙人醉聖，時而表現為白雲孤鬆等，他藉助組合思維貫通古今，打通曆史和現實，連通天地和內宇宙，於有序和無序的紛揚跌宕、騰挪跳躍和錯綜變幻中展示着自我力量的雄峻和偉岸，莊嚴和永恆。這也是李白詩歌震懾人心的關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