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文化性格與待詔翰林政治失敗漫議

詩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説始終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為其畢生奮鬥目標的，而天寶初受玄宗徵召並被命為翰林待詔，則可説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時又與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經歷。從天寶元年秋奉詔進京，至天寶三載春離京，其實際居京的時間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賜金放還”，離開了長安這個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這次進京的榮耀與離京的失落，不僅構成了他終生難以磨滅的記憶，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他後來的命運。對於這樣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卻又以失敗告終的經歷，不論是傾慕李白的同時代人，還是後代熱愛李白的讀者，無不表現出某種同情、慨歎乃至痛惜，並從不同的角度為李白的政治失敗做出詮解。但是，如果將李白的從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則可以發現李白的政治失敗，從一開始就具有某種必然性。生活於盛世的詩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實際上凸現的是一種由文化疏離與衝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劇(1)。

　　一

就李白的仕進道路來看，一個眾所熟知的事實是，李白沒有像一般士子那樣，試圖通過科舉之路進入仕途。他從一開始就有着與眾不同的選擇，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風采聳動天庭，進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為帝王師式的人物。從李白天寶之前的行跡來看，他的一切活動，似乎都是圍繞着培養自己的名士聲望而展開的。

在中國士文化傳統中，“名士”作為一個羣體出現並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重大影響，大約始於東漢後期(2)。桓、靈之際，當宦官、外戚干政造成東漢王朝政治的腐敗與黑暗時，士人以對黑暗政治的對抗與批判，展示了其獨特的操守，從而贏得了廣泛的社會聲譽，形成了一批雖遭迫害但卻在個人品格上受到尊敬與仰慕的名士羣體。《後漢書·黨錮列傳序》即雲：“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藩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異而著稱的名士羣體。至魏晉六朝，名士在社會政治與文化領域仍很活躍，雖然由於時代的變化，他們所呈現的精神風貌與其品格內涵已有所不同，但卻仍是作為政治與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據《世説新語·文學》載，當時袁宏曾作有《名士傳》一書，其書今不傳，詳細內容無從得悉，但劉孝標在為《世説》作注時則雲：“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衞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瞭解其時名士的概況。《世説新語》一書，記錄的多是漢末迄魏晉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劉孝標註所提及袁宏《名士傳》中的人物外，還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稱賞，後世士人所樂道的魏晉風流，就是由這一羣魅力獨具的名士構成的。這些名士，也許性情、思想、趣味、作風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為名士，原因卻並不複雜，那就是一定要能夠超越世俗的平庸，顯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灑脱乃至任誕，又往往是他們最顯著的標徽。也由於此，由對名士的崇拜，甚而導致一些人視任誕、放浪為名士，“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畢茂世雲：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説新語·任誕》)。但總體看，魏晉六朝名士羣體的個體風貌並不相同，其或者才華超羣、或者瀟灑風流、或者任誕不羈、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論何者，都構成了他們贏得士林聲譽併為朝野所矚目的重要因素。

名士不同於一般士人的地方，主要在於其“名”。因為有“名”，所以他們才會贏得統治者的禮遇。歷代的帝王，常以禮遇名士來顯示自己的胸懷雅量。羅致名士入朝，既可以得到禮賢的美譽，又可以消弭政治上的消極因素。而對於有政治希冀的名士而言，則又可以籍其“名”進而實現其現實的目的。因此，名士與帝王的相互為用，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種非常常見的現象。惟其如此，士人採取以名士進入統治集團方式實現其政治目的，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存在着其現實的可能性。而走名士從政的道路，儘管可能比普通士人所取的常規仕進方式要艱難得多，風險要大得多，但卻仍然會成為一些對自己的才性充滿自負與自信者的選擇，且在不同時代都不乏走這條道路的成功者。不過，這樣一條道路，對士而言，關鍵在於其“名”，“名”之大小，總是與其成功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士人仕進道路相對寬廣的時代。科舉制度為具有不同背景的士人的進取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平台，這就使得大量的士子竟趨於科舉之途，所謂“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是也。但是，儘管如此，唐代社會對名士仍然有着普遍性的尊崇。唐代的統治者也常以徵召手段，羅致名士，使其或為己所用，或以為政治清明的粧點。以名士身份而入仕，在唐代儘管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但也並非沒有可能。

李白生活的盛唐，正是以政治清明、重視賢才而著稱的歷史時期。開元初，玄宗勵精圖治，士人的用世熱情空前高漲。這應該是形成李白渴望建功立業、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重要背景。但李白卻沒有選擇眾多士子竟趨的科舉之途。李白之不走科舉之路，原因可能很複雜，但李白對自己才能的自負自信，應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前已説過，中國歷史上的名士，往往都是一些個性鮮明、才能超羣、獨立不羈的人物。李白對自己才能的自負，自然會影響到他在入仕道路的選擇上不同於常人。周勛初先生曾指出：“他(李白)從年輕時起即走上了縱橫遊俠與鄉先輩獻賦求仕的道路。他不願也不能與當代其他文士那樣，卑躬屈膝，奔走於勢要之門，求得舉薦，去走科舉的道路。他總是希望像呂尚、管仲、諸葛亮等人那樣，得到他人的賞識與推薦，讓朝廷瞭解，風雲驟起，一展抱負。他希望像戰國與漢初的遊士那樣，得到諸侯的禮敬，展現政治上與文學上的才能，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他也希望能像魯仲連、謝安等人那樣，當國家陷於危亡之時，能出奇策挽救危局，功成身退，瀟灑江湖。李白的先天稟賦，浪漫而富於理想;後天的教育，又與近世的情況懸隔，因此他的立身處世，矯矯不羣，而他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一直在為實現自身的理想而奮鬥。他對自己的才能始終堅信不疑，因此在他奔走四方進行干謁時，其氣概也與他人大不相同。”(1)

李白既然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就必須培養自己不同於常人的聲望。實際上，李白從青少年時起，就頗注意展示自己稟賦與才華的卓犖不羣。早在蜀中時期，他曾與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睹，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上安州裴長史書》)，又曾干謁出為益州長史的前禮部尚書蘇頲，得到蘇頲的稱賞，謂“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同前)。出蜀以後，李白一直不斷進行着擴大自己聲譽影響的種種努力：或漫遊、或干謁、或隱逸。從表面上看，這些與唐代文人仕進之前普遍性的活動，差別不大。但仔細分析，其中仍有許多獨特之處。首先，從干謁漫遊的地域來看，李白出蜀後，並沒有像一般士子那樣，把當時政治文化中心——兩京，作為首先考慮的目的地，而是沿江而下，過江陵，歷江夏，經金陵，東至維揚，然後西赴安陸，隱於壽山，繼而入贅許府。對於李白所進行的這樣一次遠離政治文化中心而又地域範圍頗廣的漫遊，或許與其“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的浪漫天性與趣味有關，但若説此行僅是為了滿足名山之遊的興趣而無任何其他目的，恐也未必盡然。其《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詩有云：“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月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趙蕤是李白曾經從之學的縱橫家，李白漫遊中卧病異鄉，向其昔日之師陳述窘境，自然不會諱言其此次漫遊的目的，而從詩中所云“功業莫從就”“良圖俄棄捐”的詩句看，似乎李白此行當還抱有實現其政治理想的目的。其次，李白早年遍讀百家，對歷史上，尤其是六朝時期的名士早就心儀已久，而其所遊的江南地區，正是六朝名士當年生活的地域，因此，此行也不能否認其有親臨其地以探訪、追尋六朝名士蹤跡的心理。而在這一次漫遊的過程中，李白一再向人們展示自己的灑脱、慷慨的個性以及超羣出眾的稟賦。比如在江陵拜謁道教名士司馬承禎，即得到司馬承禎的稱賞，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後來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又稱其“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透過李白的這些作為與告白，不難看出其意欲通過對自己慷慨豪邁個性的彰顯，向人們展露自己才性不同尋常的意圖。第三，李白的漫遊活動，其交遊之廣泛也非常令人矚目。他既與一些地方官員交往，如裴長史、孟少府等，又不斷與宗教界特別是道教中人往來，如司馬承禎、元丹丘等。開元十八年他一入長安，又曾廣事交遊干謁，“歷抵卿相”(2);出長安後，南下樑園，北上太原，漫遊東魯，其間交遊的人物更為廣泛，在荊州亦曾投書善於薦拔人才的韓朝宗。在東魯，又曾至徂徠山，訪孔巢父等人，並“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新唐書·李白傳》。李白如此廣泛交遊干謁，就其終極目的而言非常明確，那就是這一切都是為其實現政治理想服務的。正如《鄴中贈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詩所説，是“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琅琊人，龍蟠事躬耕。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第四，李白的交遊干謁，與唐代一般士人最大的不同，乃在於其不是出於科舉的目的。“從程序上説，唐代士人一般均先行干謁，再參加考試。李白的與眾不同處，只是僅行干謁，而不參加考試。”(3)李白不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的干謁，就其深層心理而言，顯然有着借干謁擴大自己聲望、造成廣泛社會影響，為最終走以名士聳動朝野而直取卿相的動機。而到了開元末，李白經過多年的努力與奮鬥，他的目標基本上實現了。天寶初玄宗徵召他入京，正是其名動天下的結果。李白在後來所寫的《為宋中丞自薦表》中曾有云：“臣伏見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寶初，五府交闢，不求聞達，亦由子真谷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悦之，召入禁掖。”關於“子真谷口”，王琦注云：“《華陽國志》：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真。《漢書》：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李白這裏用“子真谷口”這一典故，在於説明他是以道德高尚而最終名震京師的。李陽冰《草堂集序》也記述雲：“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這些都説明，李白從一開始所選擇的以名士而入仕的道路，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儘管歷盡艱辛，但還是獲得了初步的成功，達到了目的。

　　二

李白以名士身份受到玄宗的眷顧被徵召入京，這是他實現政治目標並開始走向成功之路的第一步。但李白最後的失敗，同樣也是與其名士的身份特點密切相關的，或者説，因為長期對名士的追慕所形成的名士心態與文化性格，最終導致了其在進入政治中心後，又因其與環境的衝突而以失敗告終。

李白是一個身處唐代的現實而又在精神上生活於自己所陶醉的理想世界的人。對於歷史人物，他所鍾情的是以才性、功業的超羣拔俗而為人所仰慕的名士。就李白作品來看，他所追慕的名士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具有奇謀宏猷並建立豐功偉業而著稱的，如管仲、魯仲連、諸葛亮、范蠡、張良等;一類是以灑脱不羣、放浪不羈、真率任情名世的，如謝安、謝靈運、東方朔、王羲之、陶淵明等。對於前者，李白更多的是崇尚他們的功業以及他們建立功業的途徑方式。對於後者，李白則更多的是接受他們人格精神的薰陶。從李白的生活作風、處世方式看，後者對李白的人格與性格養成所產生的影響或許更大。而其接受前代名士影響而形成任情不羈的名士文化性格，對其後來進入官場後政治上的成敗產生的影響尤其具有決定性作用。

李白天性浪漫，崇尚真率、自然。他對六朝尤其是晉人的瀟灑風流、真率任情而又自尊自信尤為鍾愛。“李白對東晉的嚮往，何等執着，可以説是懷有一種情結。他足跡遍天下，曾在許多都市中居留，但次數最多，時間又長的地方，可能要以金陵一地為最。六代豪華，名士雲集，文物鼎盛，文彩風流，時時激發他的詩情，在在引發他懷古的胸懷”，“在他的詩集中，以‘金陵’一地開頭命名的詩題不下一、二十首，可見他在此地投入的感情之多，與眾多的同好者徘徊之久”(1)。他對越中也同樣一往情深，一生嘗三至越中。“越中山水於李白，固可以消弭煩慮、怡悦性情，更可以感染、薰陶自己的品格、風度和節操。所謂品格、風度和節操的感染力，來自於越中山水的‘開發’者：在漢以自尊的嚴光為代表，在晉以任情的王羲之、瀟灑的謝安為代表，在南朝以恣肆的謝靈運為代表。”(2)總體看，在人格精神方面，六朝名士風流對李白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阮籍、阮咸、謝安、王羲之、謝靈運等魏晉六朝的名士，常出現於他的筆下。雖然從李白詩歌創作的年代看，其詩歌涉及六朝名士的作品，並非全都產生於個性形成的早期階段，但他早年通過《文選》等六朝文學典籍的閲讀，應該説已種下了形成他後來顧盼、嚮慕風流瀟灑的魏晉人物的最早因子。因此，六朝人物對他的影響應是從青少年就已開始並不斷髮酵的。李白崇尚並在生活作風上追躡以任情、真率乃至任誕為特徵的魏晉名士風流，當其為處於官場政治文化圈外的在野名士時，其消極性可能會被積極性所掩蓋。因為盛唐本身就是一個個性張揚充滿浪漫豪情的時代，他身上體現出的浪漫、自信、自負以及傲視權貴的特點，不僅會增強其他個性的魅力，還會有助於其聲譽的提升，甚而會引起一些士人的賞慕。魏顥對李白的千里追尋，當即緣於此。但是，一旦當他進入高層政治圈子，他長期養成的那種任情、真率、放任不羈的個性，與官場政治文化之間的疏離、悖逆、衝突就顯現出來了。那種原來為一些士人所仰慕的名士魅力，適成為其政治活動中致命的弱點。任情、真率、放任不羈，一旦脱離了具體的歷史與文化情景，被李白不恰當的置於高層政治環境裏，就使他由稟賦特異的天才變成了政治上的侏儒。從李白天寶初入長安待詔翰林期間的作為來看，恰恰是長期形成的名士做派，使他成為長安高層政治中心中最易受到政治傷害的對象。

任何時代，官場都會有其相應的規範與規程。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封建文化的成熟期，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唐代相關的制度建設與官職規範方面的嚴密。研究唐代文學者，常常會因為唐代文學中出現的詩化的浪漫而忘記唐代相關制度的周備以及士人入仕後對規範與制度的遵守。應該説士人在入仕後，都會遵循相應地官場制度規則，違觸相關制度會受到非議乃至處罰，這是每個入仕而成為官僚集團成員的士人都明白的。岑參以舍人掌綸誥，因疾久不宿值承旨，即受到了同僚的非議;董思恭性清脱，因泄露進士考試問目，為三司推問，最後被除名流放(1)。所以，唐代一些主管銓選的官員，往往排斥那些文辭見長卻個性張揚者。比如初唐的吏部侍郎裴行儉就以“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貶斥王勃等人“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舊唐書·王勃傳》)。

唐代對官員設立了完備嚴密的職律。當然不同級別、不同部門的具體規定有所不同，這裏沒有必要做全面的討論。以下主要圍繞與李白相關的翰林院的制度規範做些論析，以期説明李白的個性與長安高層官場文化的疏離與衝突。

翰林院是在玄宗時期逐漸成為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與影響的機構的。關於翰林院的創建、沿革等，新舊《唐書》俱有記載。《舊唐書·職官二》下有“翰林院”條，並詳載其處所、沿革、變遷等，雲：

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台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永徽後，有許敬宗、上官儀，皆詔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範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侯進止，時號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張説、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