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杜甫

清明返鄉，生出一個強烈的慾望，就是讀杜甫。

少時讀唐詩，喜歡“三李”。李白傲視權貴，張揚自我，可謂飛揚跋扈;李商隱耽於夢境，迷離惝怳;李賀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詭異。三人的個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傾注內心，富於主觀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傾向於社會，而且嚴謹有餘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懷疑他開始吟唱時就已經衰老了。

其實，杜甫有過一段頗稱意的青春時光。二十歲時，他快馬輕裘，浪遊天下，然後進入京都，試圖實現宏大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讀書人考不上公務員就意味着沒有了出路，只好咬緊牙關滿滿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是什麼滋味呢?他趕緊給皇上獻上三大禮賦，好不容易賺來一個“左拾遺”的小官，結果，又因替人説好話給丟掉了。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漂泊生涯：別兩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峽而入湘楚，顛沛恓惶，最後在一條破木船上淒涼地死去。

京城是一個政治課堂，在這裏，詩人目睹了以皇帝為首的特權集團的各種劣跡。這時，國勢由盛轉衰，又值安史叛亂，然而，無論社會如何動盪，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斂。集權與腐朽是一種共生現象，古今皆然。對此，杜甫在詩作中時有譴責。早先讀過的《麗人行》，寫楊玉環姐妹上巳節在曲江遊春宴飲的盛況，記得那時欣賞的是華麗的文辭，其實，它對炙手可熱的權勢集團的諷刺，卻是無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開了杜甫的視野，由此，他對底層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萊”，他聽到“老弱哭道路，但願甲兵休”，他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別”系列，以詩的形式為歷史留下忠實的記錄。從前以為杜甫是內斂的，壓抑的，通讀才知道，他其實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詩集中可以看到，詩人常常使用對比的手段，展示整個社會的階級對立、貧富懸殊的嚴重性，控訴人世的不公。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通俗的詩句，人所熟知;相類的還有“富家廚肉臭，戰地顱骨白”;“百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創傷性字眼，這在中國詩史上很少看到。他並不刻意追求傳統的“詩意”，不考慮所謂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於格律等形式的教條，雖然他精於此道;實際上他更多地使用古體，尤其是當他為現實生活所壓迫、所震駭，而決意以事實表達不平的時候。

經過安史之亂，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遭到帶根本性的破壞，羣體性的事件在各地湧現。當今學者普遍視暴力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稱的'杜甫，居然拒絕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責“暴民”，將亂局的責任坐實到權力者身上。“萬人尚流宂，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為狼與豺。”為了爭取生存權，順民變得如狼似虎，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詩人寫道：“莫道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想想看，這些“盜賊”，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説：“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最高統治者是應當下罪己詔的。但是，一個專制的政權不可能具備反省檢討的能力，因為它自恃擁有十倍百倍於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隨時動用，直到用盡為止。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杜甫一方面稱天子為“明君”，所處時勢為“聖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於失望，説是“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傳人自許，以“仁”，以“民本主義”作為人生和寫作的最高原則，結果又説“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這裏存在着一種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對統治者的憎惡是分層級的，中央與基層不一樣。可以比較《麗人行》和“三吏”、“三別”，對於基層官員的暴露和鞭撻是何等直接，但對於專權的高官，如總理級的楊國忠，處理就講究多了，更不要説皇上。當時還不存在縝密的出版審查制度，但專制意識形態對創作是有要求的：“詩可以怨”，但要“温柔敦厚”，不滿現實也不要直説。老杜基本上是恪守這個要求的，“激進”有一定限度，畢竟割不掉“第二種忠誠”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於古人。後來的詩人，事實上並不見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詩經》之後，哲理詩起來了，山水詩和田園詩起來了，形式主義氾濫。好在有建安一代詩人，在戰亂和廢墟中守衞了詩歌的尊嚴;而杜甫，正是“建安風骨”的承繼者。在詩歌史上，唐詩是公認的高峯。所謂“漢唐氣象”，盛唐時期出了一批邊塞詩，鼓吹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其實是侵略主義。《兵車行》批評説，“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前出塞》也説，“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杜甫是反戰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國威”重要，這是了不起的。那時候，國家還不及後來的偶像化，或許這同“朕即國家”的舊公式有關。不過，在世界範圍內似乎也如此，民族國家形成之後，所謂“國家主權”問題就變得突出了，被濫用原是不足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