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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參研究

岑參研究

岑參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義色彩,氣勢恢宏,想象及其豐富,雄奇瑰麗,奔放熱情,滿懷報國之情。

岑參研究

 

一、岑參生平研究

岑參生平研究在本世紀內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岑參舊無年譜,《新舊唐書》本傳及歷代傳記類典籍對其生平事蹟的記載亦甚疏略,1930年賴義輝撰《岑參年譜》,是為岑參第一個年譜,篳路藍縷,功不可沒。此後不久,聞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證》、《岑嘉州交遊事輯》又相繼問世,使得岑參生平研究頓時豁然。此後,李嘉言在其師聞一多的指導下,又撰《岑詩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學者又將岑參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濟平的《岑參生年的推測》、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對三十年代岑參生平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檢討。經過十多年的沉寂與冷落,從七十年代後期起,岑參生平研究又重新繁榮起來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陳鐵民、侯宗義合著的《岑參集校注·岑參年譜》、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參“西征”詩本事質疑――讀岑參詩札記之一》、柴劍虹《岑參邊塞詩系年補訂》、廖立《岑嘉州編年考補》、孫映逵《岑參遊河朔考辨》、孫映逵《岑參“西征”詩及有關邊塞地名――與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論岑參“西征”本事――答孫映逵同志》、孫映逵《岑參邊塞經歷考》、張春山《岑參首次赴安西的時間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與岑參籍貫》、王劉純《岑參交遊考辨――閻防、杜位與嚴維》、廖立《岑參評傳》、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王勛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參師友考》、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註·岑參年譜》等。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本世紀岑參生平研究主要探討了以下幾個問題:

岑參的籍貫 關於岑參的籍貫,學界有兩説:一謂江陵人,一謂南陽人。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謂岑參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縣)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陽棘陽,樑時長寧公善方始徙江陵。諸書稱岑為南陽人,蓋從其郡望。此後陳鐵民等撰《岑參年譜》亦同意聞説之考證。但此後學者中亦有人堅持“南陽”説,如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就認為,岑參的籍貫應是唐代棘陽(今河南南陽)人;廖立《唐代户籍制與岑參籍貫》則從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論證岑參的籍貫當為“南陽”;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註·岑參年譜》也認為,岑參“祖籍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縣,樑時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縣,”似亦傾向於南陽説。

岑參的生卒年 岑參的生卒年史無明文,長期以來亦無確考,本世紀學界頗多異説:

1、賴義輝《岑參年譜》考證岑參當生於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卒於大曆四年(公元769年)。

2、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則不同意賴説,通過詳細考證認為,岑參生於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卒於大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歲;後來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説。

3、曹濟平《岑參生年的推測》也認為,賴説的錯誤較明顯,但聞一多先生的證説亦有不足之處,他認為,岑參生於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更為確切。任曉潤《岑參生年、籍貫考》也持此説。

4、劉開揚《略談岑參和他的詩》以為岑參生年最少應該比聞氏所定的後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時為五十五歲。

5、孫映逵《岑參生年考辨》通過對岑參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證,認為岑參應生於公元717年(開元五年)。

對於岑參的卒年、月,學界有三説:一為聞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證》所考的大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説;一為賴義輝《岑參年譜》提出的大曆四年説,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則認為,聞一多的考慮還欠周到,經過他的推測,岑參應當死於大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為王勛成《岑參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參於大曆十月左右即病逝於東歸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帶,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參遊河朔的時間 關於岑參遊河朔的時間,聞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證》中有較詳細的考證,他認為,岑參於開元二十九年遊河朔,春自長安至邯鄲,歷井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經鐵丘,至滑州,遂歸潁陽。陳鐵民等《岑參年譜》則不同意聞説,認為岑參於開元二十七年遊河朔。春自長安經古鄴城至邯鄲,復由邯鄲抵貝丘。暮春自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後到井陘。冬抵黎陽、新鄉。

岑參“西征”本事及其他邊塞經歷 《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是岑參兩首著名的邊塞詩,對於此兩詩的背景,聞一多認為是“天寶十三載冬破播仙之作”,此説為李嘉言《岑詩系年》、馬茂元《唐詩選》、林庚、馮沅君《中國曆代詩歌選》及其他一些選注本所沿用,影響較大。

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兩詩與《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當,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參“西征”詩本事質疑》從邊疆歷史地理的實際出發,對上述兩家説法細加考察,認為聞一多將兩詩繫於天寶十三載封常清攝御史大夫之後固然是正確的,但把它同《凱歌六章》並列為徵播仙之作,則顯然不妥。胡文認為,常清之破播仙,當在天寶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參乃作《凱歌六章》以頌之;而《輪台歌》、《走馬川》所敍西征事,當在十三載九月,或十四載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發表後不久,孫映逵撰《岑參“西征”詩本事及有關邊塞地名》與胡文商榷,孫文認為西征與破播仙是一役,聞説是確當的,岑詩中的“西征”即是征討入寇吐蕃(而不是徵回紇),同時也是征討吐蕃支持下的叛鎮播仙;而且三詩所寫地理位置亦合,在行軍路線和地點上也無矛盾。胡大浚《再論“西征”本事――答孫映逵同志》再次強調“西征”與“破播仙”並非一役,且就二詩詩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與孫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孫映逵《岑參邊塞經歷考》一文將岑參兩次赴西北邊塞的經歷作了考證,其中與聞一多《考證》、李嘉言《系年》及陳鐵民等《年譜》多有不同。

岑參的隱居問題 岑參一生曾有幾次隱居,對於其《感舊賦序》中所説的“十五隱於嵩陽”一句所指,聞一多認為,此乃指開元十七年(岑參十五歲)移居河南府登封縣(太室別業)事,嵩陽乃是太室。陳鐵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則認為此句主要應指作者十五歲至二十歲左右隱於少室的一段經歷。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註·岑參年譜》則認為,當指其十五歲至二十歲隱於太室、少室兩山事,不一定專指一處。另外,陳鐵民此文還認為,岑參至晚於開元二十九年時已隱居終南,但這種隱居,乃是一面隱居,一面不斷尋求出仕的道路。

岑參的交遊 此類文章首推聞一多的《岑嘉州交遊事輯》,後來諸年譜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後又產生了幾篇考述岑參交遊的論文,如王劉純的《岑參交遊考辨》、廖立的《岑參師友考》等。

二、岑參詩歌研究

岑參邊塞詩綜合研究 岑參的詩歌成就主要在邊塞詩方面,故自本世紀初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當多。

1927年,徐嘉瑞發表了《岑參》,此係本世紀第一篇專門探討岑參詩歌的論文。文章認為,“岑參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岑參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終生不會説兒女沾巾的話,越是危險越是痛苦的時候,他越發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壯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這偉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詩境”,“沙漠的偉大生命,即是這一個’宏壯的詩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產生了兩篇專論,,一篇是孫仲周的《邊塞詩人岑參》,另一篇是葉鼎彝的《唐代民族詩人――岑參》。其中葉文對杜確在《岑嘉州集序》中將岑參比估吳均何遜的説法不滿,認為“岑參的詩實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種特殊風格,不得屬於任何一種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參》一文中對岑參詩風的評價,也認為“他詩中所表現的人物和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好像萬馬奔馳,金鼓齊奏,十分震動人的耳鼓。”但是,他對岑參詩歌藝術和內容的分析,則遠比徐文細緻,他説:“岑參的詩,就形式方面而論,他是長於七言古詩的,這並不是説他其他的詩體做不好,實在是因為他那種熱烈豪壯的情緒,不用那蒼蒼莽莽的一氣呵成的七言古詩,是表達不出來的。”在談到岑參詩歌的內容時,他又説:“他是用全付的精力來描寫戰爭的。但是,他所寫戰爭不是杜甫的兵車行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等詩,專門詛咒戰爭的殘酷,而是歌頌戰爭的偉大的。”“除了歌頌戰爭而外,還充分表現出許多異國的情調,所取的題材,如大雪,大熱,大風,大將,名馬,雄壯的音樂,雄壯的舞蹈。他所取這些題材,都是取戰爭為背景,風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動不取靜,取雄放而不取澹遠。”“總之,他的詩境是動的,是陽剛的,是Sublime的!”

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詩歌史及一些唐詩論著中也有關於岑參詩歌的論述,如,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岑參的詩往往有嘗試的態度。如《走馬川行》每三句一轉韻,是一種創體。《敦煌太守後庭歌》也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並對古人把岑參比作吳均、何遜不以為然:“他們只賞識他的律詩”,“律詩固不足稱道;然即以他的律詩來説,也遠非吳均、何遜所能比”,如他詩中的一些白話句子“豈是吳均、何遜做得出來的嗎”?鄭賓於《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冊)雲:“岑參詩辭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壯豪慨,新奇挺拔。”“岑參詩句之新,不特記邊塞異域為然,即如歌詠內地風物,也較其他詩人有不同的筆力。”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岑參是開、天時代最富於異國情調的詩人”,“他一邊具有高適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一邊卻較之更為深刻雋削,富於奇趣新情。”。蘇雪林《唐詩概論》則認為“岑參在同時一羣詩人中可以説更能充分表現男性的一個”,“他有一種熱烈豪邁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愛欣賞宇宙間的’壯美‘,以及人間一切可驚、可怖、可喜、可樂的事物。而環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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