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學理論

白居易的《與元九書》集中展現了白居易的詩學觀，那麼關於白居易的詩學理論是什麼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白居易的詩學理論，歡迎閲讀！

白居易將創作經驗總結為詩學理論，詳盡地表述《與元九書》中。本文從《與元九書》出發，從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思想情感的重視、注重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和向通俗化推進四個方面分析白居易的詩學理論。

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首先，白居易提出詩歌反映社會現實的創作原則。白居易推崇《詩經》，因為《詩經》“六義”植根社會，具有現實主義寫實的傳統，能夠讓人聽詩瞭解社會現狀。所以白居明確提出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後重申“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詩歌應反映社會現實、諷諭時政。用詩反映社會現實在杜甫的創作中多有體現，但還是白居易將這一實踐上升到詩學理論高度。

其次，白居易認為詩歌應發揮“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社會功效。白居易用“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強調詩歌的社會功效：詩歌應該讓上位者補救考察政事的缺失，讓平民宣泄疏導感情，鍼砭時政。

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重視思想感情

白居易強調詩歌創作中思想感情的抒發。感慨於“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白居易在《與元久書》中開門見山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白居易將詩歌比擬為樹，將“情”，即思想感情比作樹根，而“言”、“聲”、“義”都是由“情”衍生出的。而“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所以語言、聲韻使得情見”而“感易交”，是表現思想感情的手段。

但“情”不侷限於詩人的個人之情。白居易反對只抒發個人情感的詩歌：他評論屈原、蘇武、李陵“各系於志”的詩是“止於傷別”、“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所以白居易在提出“情根”後又做了補充：

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

白居易的“情”不是“純屬個人的愁樂哀怨”。“情”既言個人之志，有詩人本身的愛恨情仇，更要有“超越個人之上的‘聖人之情’”，囊括現實社會真實的民情時事。白居易對自己的不同類詩歌的態度，也體現這一創作思想。白居易的雜律詩被時人喜愛，但白居易卻説“時之所重，僕之所輕”，因為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只抒發了他個人的情感，沒有上能“補察時政”，下可“泄導人情”的社會功效。

三、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注重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白居易將詩歌的“情”、“言”、“聲”、“義”比作樹木的“根”、“苗”、“華”、“實”。“情”和“義”是詩歌的內容，“言”和“聲”是形式。

其一，白居易重視詩歌內容。他提議“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白居易認為，詩歌的創作應該在六義的標準下進行，併發揮懲勸補察的作用。他反對拋開內容只追求“宮律高”、“文字奇”，因為“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於是他對樑陳的詩歌做了全盤否定，認為不過是“嘲風雷，弄花草”，空有華麗的辭藻，但“吾不知其所諷焉”。

其二，白居易也重形式。“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情”是四個要素中的根本，但“言”、“聲”、“義”三者也是展示“情”的工具。“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韻律協調言語通順，進而聲音悦耳，情感才能得以表現才能感人，從而結出的果實“義”，才會貫串隱密細微的事物包含博大精深的道理。可見，白居易認為優秀的詩歌應兼顧情感與主題、語言和韻律，達到內容和形式的相互統一。

四、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向通俗化推進

《與元九書》中記敍道：“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官府部門選人以白居易的詩為標準。就是在民間“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白居易的詩歌在不同階層不同知識層面中廣為流傳，反映了白居易詩歌的雅俗並賞、通俗易懂。

白居易講求詩歌形式通俗，語言淺顯易懂。白居易在作新樂府詩時，就提倡：“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要求新樂府詩句言語樸實而直率、直筆而懇切、所寫的內容真實，讓人容易理解，能夠得到深刻啟發，容易傳播開。他的良苦用心使其詩歌達到了“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的效果，形式通俗，語言淺顯而不淺薄，貼近民間大眾生活，“老嫗都解”，在當時瑰麗的詞風中另闢蹊徑。

總的來説，白居易他繼承了儒家詩學的進步理論並將其發揚光大。他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重情、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以及語言通俗化的詩學理論，大大地豐富了詩學觀念，對後世文人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