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在日常學習、工作抑或是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經典的詩歌吧，詩歌是表現詩人思想感情的一種文學樣式。你知道什麼樣的詩歌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詩歌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歡迎大家分享。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指導思想。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説、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3000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要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感情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效果。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

“辭質而徑”，辭句質樸，表達直率;

“言直而切”，直書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實”，內容真實，有案可稽;

“體順而肆”，文字流暢，易於吟唱。

──《新樂府序》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作者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效果。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白居易的文學創作

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大體上，前三類為古體，後一類為近體。前三類大致以內容區分，但有相交。四類詩中，白氏自己比較重視前兩類，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閒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諷諭詩是白詩中的精華。代表作有《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們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着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這些詩措辭激烈，毫無顧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十分突出。諷諭詩在形式上多直賦其事。敍事完整，情節生動，人物情節細緻傳神。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託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託政治感慨。這兩類作品都是概括深廣，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曉暢明白。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間通俗文藝的痕跡。閒適詩多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詩也宣揚了知足保和、樂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詩從側面表現對現實的不滿，説明他追求閒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解脱。感傷詩以敍事長詩《長恨歌》、《琵琶行》最為著名。《長恨歌》歌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婚姻愛情故事，既有“漢皇重色思傾國”的寄諷，更有“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感傷和同情。《琵琶行》則有“天涯淪落人”的遭際之感，且語言成就突出。此二詩敍事曲折，寫情入微，善於鋪排烘托，聲韻流暢和諧，流傳甚廣。白氏還有不少贈酬親朋篇什，情真意切，摯樸動人。但這類詩中較多歎老嗟病，傷往悼亡的傷感色彩及度脱塵囂的佛家思想。雜律詩在白詩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山水小詩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鋪陳故實、排比聲律的長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豔情風月的小詩，也頗為時人效仿。白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詩的啟示。

後代劇作家也多有據白詩故事進行再創作，如白樸、洪據《長恨歌》分別作《梧桐雨》、《長生殿》;馬致遠、蔣士銓據《琵琶行》分別作《青衫淚》、《四弦秋》。白詩詞句，也多為宋、元、明話本所採用。白居易不屬韓柳文學團體，但也是新體古文的倡導者和創作者。其《策林》75篇，識見卓著，議論風發，詞暢意深，是追蹤賈誼《治安策》的政論文;《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敍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草堂記》、《冷泉亭記》、《三遊洞序》、《荔枝圖序》等文，均文筆簡潔，旨趣雋永。為唐代散文中的優秀之作。白居易還是詞創作的有力推動者，《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發展開拓了道路。

白居易詩歌評價

著名詩人白居易以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寫成的詩歌，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流傳了下來，其中不乏膾炙人口的詩篇。對於他的詩歌不同的讀者給予了不同的評價。梅聖俞平：“狀難寫景，如在眼前；元微之雲，道得人心中事，此固樂天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藴，此之所短也。”（張戒《歲寒唐詩話》），“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俟。致長韻大篇，動數千言，而順當愜意，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捻斷吟鬢，悲鳴吻物。吻者所能致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張若虛《滹南詩話》）

面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我們不能論定誰是誰非，每個人欣賞事物的切入點不同，欣賞事物的角度不同，所以對事物的評價也就不盡相同。我個人認為“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的説法有失妥當。

我們知道白居易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即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採入詩歌唱。其全部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補察時政“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而白居易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創造了諷喻詩一百七十餘首，大體是對下層民眾苦難生活的深刻反映，對上層達官顯宦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的惡行的尖鋭批判如《秦中吟》和《新樂府》這些詩用淺切平易的，通俗易懂的語言來寫，觀點鮮明，而這些尖鋭的批判使達官門咬牙切齒。“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從深色花，十户中人賦。”白居易寫這首詩不是為了寫一首感天動地的好詩，而是要反映了人民為了滿足貴族門的生活所深受的苦難，要教育權貴們，不要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閒樂而把痛苦建立在百姓身上，要多為大眾着想，站在民眾階層想想他們的行為是多麼的不當。白居易就是這樣用他那淺顯易懂的語言寫出作品，讓自己的作品更易被人民接受，讓作品的時代主題和內容更易理解。所以他的詩歌的淺近語言是有利於文學發展的，不應該遭到那麼多人的質疑。

有人會説因為白居易是偉人，所以他寫出的詩歌無論怎樣看，怎樣評價都是好的。就比如《劉十九》“綠蟻新陪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首詩明明寫得毫無情調，一點文學色彩都沒有，但是後人們卻爭着傳誦硬説這首詩是一首好詩。説詩意很美，能聞見詩人親切相問的聲音，把與劉十九對飲清談的那種歡欣與温馨很好地表達了出來。如果這是一首出自平凡人的手的詩，那它所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樣了。有人會認為這是塗鴉之作，沒有一個詞是新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字眼，語言很艱澀，根本就不是詩歌。但是“尋常之事，人人意中所有，而筆不能達者，得生花江管寫之，變成絕唱，此等是詩也。”（俞陛平《詩意淺説續編》）白居易信手拈出一首小詩，用口頭語把眼前的景物很自然的寫了出來令人讀後沁人心脾。一首好的詩歌不一定都是奇異的詞，只要用此詞，在此境，能夠最傳神地表達出你的情感就是好詞。所以白居易就是運用那些通俗易懂的詞語來表達出他的感情，使他易於被人接受，作品的內容易於為大眾接受，理解，吸引廣大讀者。只有這樣的文章才是雅俗共賞的好文章，才能流傳千古。據史料記載説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陽香山，整理自己一生的作品，深入農家田間地頭，徵求老嫗老夫的意見，力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我們今天才能有幸讀到白居易這麼清新的文章。

白居易最著名的兩篇文章《長恨歌》和《琵琶行》就是作者以通俗語言接近時代方式開拓廣泛讀者的例子。《琵琶行》借琵琶女不幸的身世，表達自己遭受排擠，貶謫無奈的生活。當中兩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千百年來廣為流傳，成為人民常用警句。《長恨歌》中“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充滿了夢幻而悲涼的色彩。從人性的角度讚美他們無與倫比的愛情，成為古往今來的愛情詩經典作品，這兩篇詩歌都是為時為事而作的政治目的，而不是追求形式美。這樣就讓讓文學儘可能地與世俗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思想接近，引起更多俗人欣賞，正如唐宣宗在《吊白居易》所説那樣“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所以認為白居易的詩失於太詳太露的説法是有失妥當的。

白居易的詩歌主張：

白居易的詩論主張，與正統的儒家詩論一脈相承。主要體現於他的《新樂府序》和《與元九書》中，而以《與元九書》為最全面、最系統。主要內容是：”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即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負起“俯察時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合，內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樂府序》中所説“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將詩歌與政治、人民生活結合，這是他詩論的核心。重為實：再詩歌與現實的關係上，他認為文學根植於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雲：“大凡人之感與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尚通俗：強調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實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連。即詩歌創作須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便於入樂歌唱，“老嫗能解”。如《新樂府序》：“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倫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專信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強調諷論：認為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論。如《策林》：”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主張形式為內容服務，反對脱離內容而從事形式。《新樂府序》雲：“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藏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也。”所以，他“不務宮律高，不務文字齊”，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節和諧婉轉影響：一方面有積極意義：白居易較為系統的詩歌理論以其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事得詩歌更更加接近社會現實，以至於干預政治。這一理論是對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對杜甫為實事的創作道路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有侷限性：過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和諷刺功能，忽視了詩歌的抒情意義，審美功能和悦樂功能，影響了詩歌的藝術價值。因評價標準過於狹嚴，導致大量優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白居易詩歌的思想內容：在《與元九書》中將其詩歌分為諷喻、閒適、傷感、雜律四類。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視的是分雨是與閒適詩，他體現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濟”與“獨善”兩個不同的側面。閒適詩：意在“獨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適悠然的情調及對“帝都名利場”的厭倦，對生活的滿足。淺近且平易的語言風格和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為人稱道。但詩中表現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更符合後世文人的心理，影響更為深遠。諷喻詩最有代表性的是《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內容有四：一是及時反映土地和賦税問題，表達對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賦》《紅線毯》《繚綾》等。二是揭露統治階級驕奢淫逸欺壓人民的罪行，如《傷宅》、《歌舞》、《買花》、《賣炭翁》、《宿紫閣村》等。三是宣揚愛國主義，反對侵略戰爭。如《西凉伎》、《縛戎人》、《新豐折臂翁》等。四是婦女問題及其他社會問題。如《上傷白鬢人》、《母別子》等